深圳成大湾区“重要引擎” 香港成配角被规划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周三（14日）上午，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他今次的讲话，首次表述“以深圳成为大湾区重要引擎”，取代去年“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核心引擎的讲法。种种迹象显示，香港日后的规划，不但要听命于北京，还要依附于深圳。
习近平在接近一个小时的讲话中，讲述了深圳过去40年成长经历，但只字未提香港曾担当过的关键角色。
根据官方数字，截至1988年，即在深圳特区成立后第八个年头，投资在深圳的外资，香港资金占70%，而在深圳的外资企业中，香港企业占总数85%。
在谈到未来大湾区规划时，习近平确定了深圳的主导地位，是大湾区建设的 “重要引擎”。去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当时在“第二节完善城市群和城镇发展体系”的表述则为“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种种迹象显示，香港日后的规划，不但要听命于北京，还要依附于深圳。图为2020年10月14日，在香港一家饭店的电视屏幕上，习近平在深圳发表讲话。（美联社）
当时的讲法为四个城市“继续发挥比较优势”，香港的角色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而深圳的角色，则是“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与现时最新的说法有明显分别。
评论：香港剩余价值结束后就自生自灭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对本台表示，中共最近发表的深圳改革实施方案，已清楚说明深圳是一个引擎作用，中国发展的龙头已转移至大陆，尤其是深圳。
刘锐绍：“深圳是一个引擎作用，即是说龙头已经不言而喻，转到大陆，尤其是深圳，它很希望将香港的力量转移到大陆，对于香港的现状，采取一种，仍然有剩余价值的就不断用，当剩余价值结束后，香港到时就自生自灭。”
习近平指要推动粤、港、澳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机制对接，并具体点明，加快城际铁路建设，人员、货物等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
他说要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抓手”，加强与港澳创新资源协同配合。今年3月中国国家部委文件首次表明，深圳成为全国第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可见，讲法确立深圳将主导高科技发展，港澳角色为协同配合。另外，他又说要增强“港澳台同胞”投资；吸引港澳青少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
经济学者认为在围堵下深圳取代香港发展金融。图为2020年10月14日，在香港一家饭店的电视屏幕上，习近平在深圳发表讲话。（美联社）
值得留意，今年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安排坐在台上最右侧，有别过往香港特首的座位都在台下较远处，显示香港在最新政策中亦成为规划的一部份。而林郑身旁为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前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等。
经济学者：在围堵下深圳取代香港发展金融
经济学者罗家聪认为，习近平加重深圳角色主导角色，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未来主要发展，将集中在“高科技”及“金融”两方面。
罗家聪：“深圳主要发展的是高科技、香港却搞不起；金融就相反，香港发展得起，而深圳一直都发展不起。（中国）被围堵之下，美金金融越来越难做，要拿美金越来越难。你看现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美元外汇储备由46%、47%跌到41%、42%，近期跌得很急，正流走相当比例的资金。如果被人围堵，（中国在）美金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做不下去的话，她也要发展金融，就选择自己发展人民币。人民币的话，香港也不多， 正常来说她自己要搞金融中心，就到深圳去搞。”
事实上，林郑月娥原订在周三宣读施政报告，但临时被北京喊停，要安排她出席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大会，她的施政报告要押后至11月，即是在中共五中全会公布十四五规划后，才能按照中国整体规划，重新撰写香港的施政报告。
另外，今年大会也表彰四十名人士，当中香港商人仅有合和实业主席胡应湘。然而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时，胡锦涛以超规格单独接见香港首富李嘉诚。
习近平的深圳 “春天的故事”还能写下去吗？
本周三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当天在一场庆祝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讲，指出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积累了宝贵经验，还希望这个特区能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那么，深圳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如今的大都市的？它又能延续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邀请了现居美国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以及深圳财经评论人士邹涛，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记者：邹涛先生，习近平周三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在您看来，这场演讲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邹涛：我认为这场讲话并没有太多新意，实际上，政府前段时间发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的亮点要多得多，这场演讲基本没有超越这套方案的东西。总的来说，这场讲话在意料之中。
记者：何清涟女士，针对邹先生刚才提到的观点，您有什么想补充的？
何清涟：深圳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没有突破大框架，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要点就是解决权力来源的问题，也就是这些权力是由民选还是由上级赋予的。那么深圳政府的权力当然只能是上级赋予的。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所以只要在这个方面没有突破，我觉得讨论放权并没有实际意义。
记者：深圳常被称为“中国硅谷”，习近平在讲话中也赞扬了深圳40年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但批评人士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可言，很难实现真正的创新。在您看来，深圳作为全球“创新之都”的局限性在哪里？
邹涛：当然有这种局限性。如果我们对标美国硅谷，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它们的运作模式也不相同。与硅谷相比，深圳在取得一些体制性突破上暂时还是面临不少障碍的，比如科创的学术环境、人才和管理体制的限制等等。
打个比方，中国现在流行搞“产业化”，但事实上靠产业化是很难成功的，反而是在市场上充分竞争的行业更为成功。
记者：深圳作为中国在1980年成立的首个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占据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习近平在讲话中说，时任“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虽然他没有点名他的父亲习仲勋，但这显然意有所指。您如何看待邓小平和习仲勋在成立深圳特区的过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
何清涟：我认为（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时看到了逃港潮，又加上深圳离香港那么近，他看到了香港的优势。不但如此，他本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内长期属于受打压的一派，那么处在他这种位置的人比较容易看清楚这个体制的弱点。因此，习仲勋当年起到了那些作用理所当然。但如果他的儿子习近平没有成为未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历史的这一页可能也就湮没无闻了。
深圳的改革开放是不断拓展的，几乎每一年都有新变化，那么对此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有好几个，比如（前深圳市委书记）梁湘，他可能是深圳改革开放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名开创者，但出于政治原因，他的功劳不大被人提及。
记者：邹涛先生，您对此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邹涛：深圳能够走到今天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这座城市的发展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政府放开了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束缚；第二就是大批的、各种各样的“拓荒牛”在深圳努力地拼搏和奋斗。
记者：深圳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深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目前在习近平治下，改革几乎停止，开放也缺乏实际内容。您觉得深圳接下来还会像过去40年那样高速发展吗？
邹涛：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待深圳的未来。目前来说，深圳已经完成了它的第一阶段使命，也就是成为一个经济特区的先行者。现在，政府对它的定位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就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而这项任务将会面临很多深层次的制约。
如今，这不单纯是解决一些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就足够的了，而是需要达成一些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上的突破，这也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你需要去触碰一些红线。政府近期决定在深圳建设这个先行示范区，确实提倡一些制度上的“放权”，但并没有提出实行一些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改革，基本上还是一些官本位式的放权。
我认为，深圳如果想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不但需要遵守社会主义的制度，还应该吸收西方的一些先进制度。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的一些优势，继续进行经济建设。这样的话，深圳未来的发展可能才会更上一层楼。
记者：谢谢二位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