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必须不断用权力去维护
习是否要搞终身制，不是我在这里回答的问题，一些迹象显示，他有此念头，或正在为此努力，但想做与能否做成不是一回事，将来的变数太多。我想指出的是，习核心的名字出现在中委工作条例，不应让人意外，因为这不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写入中共的工作条例，在2019年4月出台的《中共党组工作条例》里，习核心这几个字在条文里出现了四次，由此推断，将要公布的中委工作条例至少不会少于四次。
中共的党组织体系由三大板块组成，位居上端的是中央委员会，下端是各地方委员会，中间状态是中共和国家机构、人民团体、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各党组。中共早在1996年出台了《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并于2015年12月除掉试行，正式施行。《中共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则在2015年6月发布，运行近4年后也正式出台。既然这两者先后出台，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迟早也要推出，从这个角度看，它与目前的环境关联不大，是一个排在日程表上的既定程序。
然而，若把这三个条例的文本对照，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2015年出台的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和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版中，均没有习的名字，而到了2019年正式的党组工作条例，他的名字出现了四处，月底发布的中委工作条例势必也会多次提到他。习是2012年上台的，由此看来在他上台后的前几年，虽然他也在积累权威，但其权力还不足以威慑其他中共领导人按其意志行事。事实上，即使中共19大，习通过治党和反腐，早已成为核心，可以修改党章，但其权力尚未大到一言九鼎，表现就是党章虽然在序言里写入习近平思想，和毛邓江胡并列，可在具体条文里，没把习写上。但19大过后2年不到，习在党组工作条例的正文里，公然载入自己的名字，且四处之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和美国全面搞坏关系，对西方出击，导致中国的外部环境空前严峻，并未削弱他的权力，这同外界多数人认为或期待的恰好相反。
真相只有一个，要么是大多数人的判断都错了，要么是习的权力强大只是假象，然若是后者，无法解释中共重要的两个条例会把习的名字多次写入。须知，在中共家法里，条例的党内法律效力仅次于党章，这在显示，党内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习按自己的想法办事。
家规与法治
如何来解释习在恶化的环境下权力不降反升？答案恐怕还得回到习的看家本领--中共党的政治建设上。政治建设和反腐是他抓权的两手，两手都硬，若说反腐是立威，政治建设就是为中共和官员立规。纵观习上台后的举动，大部时间都用在为中共立规矩或家法上。他深知规矩在推进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对治党的重要。
作为草莽政党，中共过去少有规矩，有规矩也得不到执行，毛就喜欢无法无天。毛之后，从邓开始，领导人的一大任务是为中共立规矩和家法，多少也有些成效。但习之前的领导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方面立的规矩不多，一方面有规矩也不遵守，后果差不多等同没规矩，于是导致中共乱象频出，腐败泛滥。习在反腐的同时立规，保证了规矩的有效性。他对此可说乐此不疲，且有长远打算，不半途而废。习立的规矩之多，超出了邓江胡时代，中共政治生活的几乎各方面，都立了规矩，许多原来的空白或模糊之处都被他填补了。
在习看来，立规矩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凡事按规矩办就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现。问题在于，习的规矩夹掺了太多的私货。社会的规矩、国家的规矩即法律好歹还有一个法律正义的形式约束，党的规矩则完全按照他的意志来，开始是塞进一点点，以观察外界反应，后来越塞越多，到现在全然不顾党内和社会的看法，强行塞入。习的私货就是在规矩里时时处处强调其核心地位和领导权威，提醒全党他是唯一的"Boss"，其命令和意志不得违抗。用中共的语言讲，即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谁做不到这三点，谁就不是合格的中共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谁就有异心。习就这样用规矩死死地捆住了全党，把中共变成了习共，党内规章与规则成为他个人的家法。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从而，党内高层无人敢出来同他叫板，中共再次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万马齐喑。
偶像必须不断用权力去维护
然而，即便毛，也不像习一样强行将自己的名字写入党的工作或其他条例。它反映的可能恰恰不是习的自信，而是高度不自信。因为人只有在不自信的时候，才会以党内法规形式，要求全党尤其党的高级官员服从自己的领导。习直接把自己变成家法的一部分，认为只有如此才觉得政治上安全。如若不把自己的名字载入条例，尽管以他目前的权力，或者中共的纪律要求，可以迫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服从他，然而，这毕竟只是纪律要求，还不是"法律"义务，载入条例则使这种服从变成了一种"法律"义务。如有不服从就违背了党内法规，处罚起来名正言顺。这应该是习要的效果，但由此也反映出，他对当下的处境和权力，其实是很不安，没有自信的。
习的不安或不自信与其权力的膨胀并不矛盾，不应得出他的权力不稳或者正在削弱的结论。这种不安感或不自信更多反映的是他个人的主观判断，因为在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的状况下，内部来自精英阶层特别是处于同一阵营的官二代和红二代的不满也在滋长。中国较早控制疫情以及经济恢复的事实虽然缓解了早先大众的焦虑情绪，使习受损的形象得已修复，但对精英阶层和红二代来说，他们需要的自由反而被更加收紧，一举一动背后都有老大哥的眼睛监视，财富随时可能在法制的名义下被剥夺，所以他们对习不会有好感。习也清楚官员对自己的表面顺从只是缘于政治高压，他担忧的是内部的不满和反习势力借着外部环境的恶化，"蠢蠢欲动"或"兴风作浪"。对他来说，满眼望去，皆是敌人，如果政治控制稍有放松，这些人很可能做出对他不利甚至触及政权安全的事情来。
和普罗大众不同，精英和官僚阶层既有财富又有政治资源，他们也在背后谋划，等习犯错，政治控制出现纰漏，创造反扑的机会和空间。此乃习的不安感或不自信在当下增强的原因，也是他从去年开始要将政治控制和高级官员对自己的忠诚必须化作制度要求和党内法规义务而非仅仅纪律要求的原因。
故不难想象，五中全会通过中委工作条例，习对党的高官们的控制又多了一件家法武器，显得更得心应手。不仅24名政治局委员包括6名政治局常委不敢挑战他的权威，为其马首是瞻，近200名中委更会对习的命令服服帖帖。这无疑是他的胜利，但败局可能亦由此定。因为现在毕竟不是毛时代，习充其量能做到的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政治控制，而无法控制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在这点上他注定效法不了毛。
权力建立起的偶像必须不断用权力去维护，否则，它分分秒秒就会被打碎。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