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春，柯达集团的创始人伊士曼正在饱受动脉硬化症的折磨。一日，他邀请朋友来见证其修改遗嘱，把他生前的大部分财产赠予故乡的学校——罗彻斯特大学。

签署完文件后，伊士曼独自上楼，开枪自杀。

他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致我的朋友们，我的工作已经完成，还等什么？”

在生命或事物发展至难以逾越的困境面前时，有的人会精心设计一个体面的姿态退场。古人所说的“寿则多辱”，多少也包含着这样的认知哲理。



乔治·伊斯曼

但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种人，他们相信，“只要活着，就一定会有好事发生”。

在好事到来之前，哪怕鼻青脸肿，哪怕半截身子都被人摁在地上，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把头抬起来，撑着，一直撑到“好运气”找到自己。

2020年7月，几度濒临破产的柯达公司，终于等来了自己的“好运气”。

29日，美股开盘，柯达股价一路飙涨。盘中触发熔断高达20次，一度暴涨572%。截至收盘，收于33.30美元，涨幅318.14%，市值14.5亿美元。

就在两天前，柯达的股价还只有2.13美元，三个交易日连涨1480%，市值暴增13.6亿美元。

这一切的起因，则是新冠肺炎。



光荣使命，全民买单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在美国的肆虐，美国政府根据《国防生产法》与柯达达成协议，向柯达提供了7.65亿美元的贷款，让其生产仿制药药物成分。

该法案由美国国会在1950年批准颁布，是关于国防生产的基本法律。该法案明确规定了有关国防生产的优先顺序，确定了特资与设施的分配体制和征收权。同时，根据有关条款，为国防企业扩大生产能力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援助，以保证物价与工资的稳定。



2020年5月23日，美国加州旧金山

这是新冠疫情以来，特朗普政府第三次动用《国防生产法》，前两次则都用在了呼吸机上，分别是要求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呼吸机，以及命令联邦政府帮助呼吸机制造商解决供应链难题。

在此之前，美国的医药投资重点都在尖端的创新药领域，而更加基础的常见药，则大量依赖于进口。

据美国食药监局（FDA）统计，在2018年美国的流通药品中，约88%的原料药来源于美国本土之外。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爆发，原料药在美国变成了稀缺品。对此，美国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诺（Peter Navarro）表示，“如果说我们从疫情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美国人对外国生产的关键药品的依赖已经达到极为危险的程度。”

7月28日，特朗普政府宣布依照《国防生产法》给予柯达公司7.65亿美元的贷款，专门用于生产非专利药品的原料，旨在重修美国本土药品供应链，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特朗普称，这是“美国制药业历史上最重要的交易之一”，并称柯达公司是“一个了不起的美国公司，你们都记得这家公司”。

对柯达来说，这是一个光荣的使命。而在资本市场看来，这更是一次不容错过的历史机遇。在“美国自己生产”的情绪裹挟之下，柯达被推上了救世主的位置。外加部分投资者们的投机行为，柯达仅凭着一个“愿景”，股价便一路走高。

消息传入国内，有网友将其调侃为“诈尸式暴涨”。人们都还隐约记着柯达，而大家的反应也几乎如出一辙。



消费者在选购柯达胶卷

人们首先是确认：“新闻里说的，是那家做胶卷的柯达吗？”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人们的第二个问题则是：“它不是破产倒闭了吗？”

自2011年起，柯达公司破产的传闻就不时传出，当年股价跌幅近90%。

2012年1月，柯达还收到了纽交所不合规通知。在此之前，柯达股价已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1美元，这已经不符合继续上市的标准，面临被摘牌的危险。

随后，柯达及其美国子公司根据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向美国纽约南区破产法庭申请破产保护下的业务重组。根据其提供的文件显示，此时柯达公司的资产为51亿美元，而债务为68亿美元，严重资不抵债。

这一举措迅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大众的哗然。一时间，大象是如何倒下的文章纷纷涌现，柯达破产的说法，经过媒体的渲染，也一度甚是火热。

“柯达选择破产保护是一种主动选择，甚至是转型的一个途径。要知道，当时柯达仍有相当的业务资产和庞大的专利组合可供偿债。”当时的CEO彭安东数次向媒体解释，但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看客的唏嘘里。

事实上，美国的破产保护并不是一般的破产清算，它更接近于重整的概念。当债务人自愿向法院提出破产重组申请后，需要提出一个破产重组方案，就债务偿还的期限、方式以及可能减损某些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作出安排。这个方案要给予其一定的时间提出，然后经过债权人通过，经过法院确认，债务人可以继续营业。

为了度过那次寒冬，柯达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分别是变卖家产（出售业务板块）、知识变现（授权及售卖专利）以及尽可能地要账（发起系列专利诉讼），姿势非常之狼狈。

终于，在2013年1月24日，柯达宣布已获美国破产法院批准，向中桥资本（Centerbridge Partners LP）融资8.44亿美元完成重组。9月4日，柯达宣布完成破产重组，正式退出破产保护，重新活了过来。

在那之后，柯达的股价长期徘徊在3美元以下。在一项关于“2015年前消失的五个品牌”的调查中，柯达得到了27%被调查者的提名，排在了首位。

柯达就这样苟延残喘活了下来，直到遇见新冠肺炎。



凭什么是柯达？

早在今年4月，特朗普宣布计划启用《国防生产法》来要求企业增加新冠病毒鼻咽拭子的产量时就强调：“我喜欢美国自己生产，特别是在制药领域。”

然而，作为一家日薄西山的胶卷厂商，柯达又凭什么拿下这一大单？

发出这一疑问的还有美国的投行分析师们。SVB Leerink的Ami Fadia公开表示：“为什么具有能力和专有技术的仿制药公司尚未获得此类合同，我们感到很困惑。”

但柯达确实参与过药物的制造业务。1988年，面对日本富士胶片的强势冲击以及数码革命的来袭，柯达试图采用“多元化策略”来为自己创造新的机遇。

当时正值美国制药业兼并潮，柯达以51亿美元的代价，收购了斯泰林制药公司，并有史以来第一次背上巨额债务和利息。

其结果并不理想。短短6年后，柯达就以一半的价格出售了这部分业务，给这次收购画上了灾难性的句号。

如今，抛开那些阴谋论的说法，柯达被选中，确实自有其道理所在。

美国政府决定给柯达这7.65亿美元的贷款，是出于本土制药被卡脖子的危机感。与创新药需要大量的研发成本和科技实力不同，在原料药领域，相关技术均已十分成熟，如何快速做到量产，管理和基础设施的规模能力以及相对应的产能优势，是决定性因素。

目前来看，柯达拥有庞大的工业设施，包括1600万平方英尺的制造空间、实验室、仓库和办公室，88个批量生产反应堆、现场发电厂和蒸汽供应，同时在有机化学制造方面拥有较长时间的经验。

作为一家百年之上的企业，其历史上的辉煌和积蓄，远超人们的想象。最简单来说，在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总部的地下，柯达甚至拥有过一个研究用小型核反应堆——冰柜大小、注有高浓缩铀，浓度足以生产核武器。

柯达CEO吉姆·康丁尼扎颇为自信地表示：“柯达现有设备可以让新业务迅速启动，药品原料生产将占到柯达业务的30%～40%。”

从技术上讲，作为一家胶片厂商，我们也并不能说柯达公司与制药风马牛不相及。

康丁尼扎在公开发言时也强调了公司在化学领域的优势：“我们做的是胶卷，一直是一家化学制品公司，在化学和先进材料方面拥有很长的历史，远超100年。”

作为柯达历史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富士胶片在制药领域的成功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此路可行。



富士胶卷

富士2019财年财报显示，过去一年中，公司在医疗保健及高性能材料业务上营收为93.96亿美元，占总营收的44.2%。

对柯达来说，“制药”这一特殊节点的历史机遇堪比奇迹。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楚看到，距离重回巅峰，柯达还差得很远。

1973年，美国公告牌流行音乐榜单第二名，是保罗·西蒙推出的《Kodachrome》。柯达克罗姆，一款柯达于1935年推出的三色胶卷。在很长一段岁月里，这款35mm的胶卷让相片的色彩变得丰富且真实，歌手唱诵着，“它给我们带来了夏日的绿色，仿佛整个世界都是晴天”。

在一个个划时代的产品下，柯达曾占据全球2/3的胶卷份额，常年占据全球五大最有价值品牌之一。上个世纪末，市值也一度冲高至310亿美元。

而制药业务？抛开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其工作内容，无非是代工厂而已。

2020年7月31日，在一路冲高后，柯达的市值滑落到了9亿美元。



光影黯淡的胶片时代



1975年，柯达的工程师斯蒂文·塞尚在实验室中制造出第一台数码相机。对此，公司的管理层给出的回应是：“这非常好，但不要把这个东西告诉任何人。”

这不难理解。柯达高级副总裁和研究部主任利奥·托马斯曾对《华尔街日报》坦言道：“很难发现什么合法业务，其利润率可以像彩色摄影产品这么高。”

很长一段时间，柯达的利润率都高达80%以上。为了保护现有利润，柯达很难将枪口对准自己，冒着巨大的风险来推广会破坏胶片业务的新技术。

1993年，收购制药公司失败后的柯达开始在全球遴选可以拯救公司的CEO，摩托罗拉的总裁费舍尔最终入主柯达。而他带来的中国战略，彻底改变了国内胶片市场的竞争格局。

在他看来，中国可以为柯达提供两个时间差，一个是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一个是中国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这两个时间差为柯达的数码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缓冲时间。

在任期间，费舍尔发动了震惊行业的“98协议”。他发起了30年来柯达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投入12亿美元，开启对中国感光业的“全行业合资项目”。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感光企业都在这一协议后被柯达注资控股，唯有乐凯例外。

乐凯的坚持，避免了柯达的一家独大。在那个光影记录美好生活的时代，乐凯凭借着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国人享受到了摄影的乐趣。

多年后，数码时代的大浪拍了下来，柯达与乐凯各自逃生。而国产与国际巨头之间竞争，也早已湮没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直到柯达“借药归来”。

7月30日，一直表现平平的乐凯胶片也突然封上了涨停板，在此前的一个月中，乐凯共计只登上过一次龙虎榜，很难不让人联想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随着胶片行业的衰退，乐凯也早早展开了自我拯救，而新材料则是其最终确定的发力方向。

2005年，乐凯第一条光学薄膜生产线在保定开工建设。2011年9月，乐凯宣布并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成为其全资子公司，胶卷收入仅占其营业额的1%-2%。

那个时代，早已彻底结束了。但寄托于胶片上的梦与情怀，还常常被人想起。

1992年，中国导演贾樟柯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另一位导演王小帅的报道，里面有一段描写让他难忘：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扒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胶卷。

贾樟柯在书里写道，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候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

这是胶卷在中国留下的印记。



承载无数国人影像记录的“乐凯”胶片

对乐凯或柯达等企业而言，不断创造新的价值才是其生存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价值导向下，回头恋恋不舍于那往日的荣光，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2017年，公路电影《柯达克罗姆胶卷》记录了这一情绪。在这款风靡全球的胶卷终于要宣布结束时，一对父子驱车前往堪萨斯州，希望在柯达最后一间实验室关闭前冲洗照片。

影片借角色之口说出这样一句台词：

“我们都很害怕时间和它继续前进的方式、事情消失的方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成为摄影师。我们本质上是保护主义者，通过拍照来让时间静止，让瞬间成为永恒。”

但时间终究无法静止。

人类可以宽容自己沉浸于缅怀，而商业对柯达说“不”。

如今，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再次将柯达等胶片企业吹上了天，它们这次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