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再有新冠肺炎受害者家属采取法律行动,要求当局赔偿。但当局打压手段严厉,家属不堪压力只好选择 “封口”。
徐敏的父亲今年1月发病,两个多星期后确诊感染武汉肺炎,送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分院,可是住院短短4天后就不治去世。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杨占青引述徐敏说,医院除了吸氧根本没有为她父亲提供任何治疗。每当想起父亲最后的日子,徐敏都感到痛心。
杨占青:“医院在走廊里加了一个床,并且不允许家属照顾。她从她父亲得到的信息是,医院的人非常的多,医护人员根本没有任何的照顾,并且大小便也要在床上解决。因为他戴着吸氧的面罩,没办法上厕所,也没有人照顾。她非常痛心,但是又没有办法去帮助她父亲护理。”
徐敏决定状告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杨占青说,徐敏走到目前这一步经历过许多犹豫,一般律师不愿代理这种维权案,而社区给受害者推荐的律师却又一面倒维护当局。
杨占青:“无论是否成功,只要维权、只要网上发声都遭到骚扰打压。那她自己要不要为死去的父亲发声?若维权,警察和社区会怎样打压骚扰她,她能否承受,最终能否维权成功?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给她一个确切的答案,她也很难下定决心,所以会出现犹豫摇摆。”
徐敏本想低调维权,但法院迟迟不立案,才改变初衷接受媒体采访,却又触动了当局的神经。
杨占青:“但她决定接受媒体采访的当天,就收到十几个不同国外媒体的采访。这样的电话记录很可能被警方监控到,但不知道警方有没有电话威胁她。她后来没有再接媒体采访电话,我们就担心她安全,问她情况,她说社区找她家里了,再接着她就没有再反馈信息,很可能被强迫禁止接受媒体采访。”
与徐敏有类似遭遇的另一武汉人张海上个月对当局提出诉讼,要求赔偿约200万元人民币(专题),成为中国第一起疫情受害者家属索赔案例。他强调,要与当局周旋,拥有强大的内心很重要。
张海:“我们是受害者。这是一个争议的事情,因为它们(当局)心虚,才会打压这些武汉的家属,才会去吓唬人家,恐吓人家。它们的意思是说,境外的媒体都是反华的。那我想问它们,国内的媒体不反华,为什么不报道真实的情况?”
张海说,自从公开发声,武汉政府对他软硬兼施,除了派人上门骚扰,也曾试图劝他回心转意。但他强调,就算被扣帽子,甚至失去自由,都会勇往直前。
美媒:武汉新冠索赔再添新案 官方灭声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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