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中国，“解放思想”是有特定意指和特定含义的，它指的是中共在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场思想讨论得到了当时中共高层胡耀邦和邓小平等的支持，破除了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钦定的被神话了的毛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最终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路线的转向，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而在前不久，当局也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动员令，只不过不是在北京的中南海，而是湖南省委，后者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夕，发出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号召。但这次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号召，没有像78年那次一样，得到中国民间和理论界的响应，反引来一片讪笑，原因在于，它的动员令，名为“解放思想”，目的却是要“统一思想”。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之所以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突破了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把人们的思想从这个禁锢中解放出来，树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共由此才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

是解放思想还是统一思想？今天的中国，又走到一次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看，确实需要再来一次解放思想。湖南省委也看到了这点，它在动员令中说，（湖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可惜，看到了这种解放思想的急迫性，却不敢去突破加诸于湖南，加诸于全国的思想和理论的禁区，不敢触及习近平思想，反而先设定一条安全的思想和政治边界，在这条边界内，针对习对湖南的发展要求和湖南干部不能达到习之要求的落差，来讨论思想的解放问题。故湖南省委要求，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围绕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沿着党中央和习指引的方向前进开展讨论，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贯彻落实的正确方向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为湖南指引的方向上来。这充分见出此次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局限性，也反映此种解放思想是何等悖缪。站在执政者的立场，解放思想的目的当然最后是要统一思想，虽然这内含了官方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某种悖论，然而，如果真的是“解放思想”而非做做样子，这个最后的“统一思想”的过程，就是在打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后人们在解放思想和自由讨论的状态下所形成的关于国家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及其路线，也就是把全社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新的指导思想和发展路线的方向上来。以此来看，湖南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显然不是这样，它既然不敢去触碰习思想，就决定了它的统一思想只能是统一到习思想，这是此场所谓的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必然归宿。换言之，湖南省委发动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是在坚持“两个维护”的前提下，在当局允许的范围内，围绕着当前湖南发展的实际问题，打消党员干部不敢作为的思想顾虑，要党员干部群策群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与人们理解的解放思想无关，或者，可把它称为一场当局恩准的“解放思想”讨论。

两会虚假的“民主”世上任何被恩准或钦定的事，它的反面也就是受限的，即不能超出恩准、钦定的范围，倘若超出，就有犯上之嫌，组织者和参与者要受政治处分，甚至可能有“无妄”之灾。

说到受限，正在召开的中国全国两会是一典型。这个每年三月举行的两会，是中共一个固定的政治表演节目，让外界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看到这个会议，以为中国有多“民主”——你看，几千名“国会议员”，代表14亿中国人民，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路线政策、人事法律，进行集中的讨论、审议和表决，行使他们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和执政党、决定政策去向的职能。然而，这个“民主”是受到高度限制，因而是虚假的。

首先，两会的议程和“议员们”讨论的议题，由当局来控制，哪些事可以列入大会议程，供“议员们”来讨论，不由人大和政协以及“议员们”来决定，而是由、并且只能由当局来定；其次，就算这些“钦定”的可以讨论的议题，“议员们”也不能由着性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自己的见解和政府不一样，是不允许的，要和政府一致；第三，“议员们”更不能去质询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做得好还是不好。

总之，“议员们”的角色，在这场政治表演秀中，被设置为只能支持而不是反对。不过，中国的两会虽向来被称作“橡皮图章”和“花瓶”（分别对应人大和政协），但在江、胡时代，还是有少数敢言的“议员”说一些真话，想履好职做好代言，被舆论捧为“大炮代表”和“大炮委员”；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被视为笑话、引起群嘲的“雷言雷语”，虽然它们表达的内容与民众的要求相差甚远，但至少起到了一个作用，即让两会看起来有一种娱乐效果，也表示这些“雷言雷语”的代表和委员，不是政治机器人，只会说一些中规中矩的话，做规定的动作和表态，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然而，习时代，上述情况大大减少，最近几年几近绝迹。敢说真话，炮轰当局的“大炮代表”、“大炮委员”消失了，“雷言雷语”也不见了。两会一片和气，“国会议员们”按照早已写好的剧本进行表演，发言和提案议案不痛不痒，各项议程几乎都全票通过，两会在“我好，你好，他好，大家都好”的假装的“大团结”中“胜利”落幕，连娱乐、观赏的价值都没有了。

中国两会的这种受限性，其实不仅表现在会议本身以及代表委员只能做规定动作，不能有自选动作，不敢越雷池一步上，也表现在会务安排、记者采访和新闻发布等一系列事情上。两会期间，交通和邮政、快递是被严格管制的。作为一年一次的重要政治表演活动，适度加强“维安”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每年两会的维安都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了严重的扰民。像今年，两会尚未开始，当局就驱赶访民，对投递至北京的邮件进行落地“二次安检”，寄送至代表委员驻地、中央机关驻地等的邮件进行“三次安检”。


政协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对过去一年的工作定调，强调政协的职责和使命，是坚持习思想的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这个政治定性，框死了今年的政协会议不会有什么出彩之处。

事实上，这场发布会，记者的提问和发言人的回答，都平淡无奇，提问的媒体只有三家是境外的，它们是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和香港大公报，后者其实也是在港党媒，其余的全是中国官媒，这显然仔细挑选过，而这些媒体提的问题，虽说并非不重要，但大众的关注度无疑不高，而大众急需了解的政协对一些敏感问题、热点事件、政治话题的态度，媒体一个也没问。被恩准的“解放思想”与受管制的中国“两会”，看似两个不同的面向，但其实是一体两面，本质都指向一点，即一切都操纵于党，操纵于习，只不过有时以这种面向出现，有时以那种面向出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