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雅典国际机场的一名工人站在从中国运抵的口罩等抗疫防护用品。（2020年3月21日）
尽管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最早爆发，但是中国政府还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把疫情爆发变成一个在全球展示“软实力”和推销“中国模式”的一个机会。但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疫情的早期隐瞒及其”战狼“外交的出现，中国的努力适得其反，引发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反感。不过，分析人士警告说，虽然新冠疫情让中共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中国不会放弃推销“中国模式”的努力和意图。
中共借疫情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遭遇翻车
在中国的新冠疫情稍稍缓和后，中国试图通过大规模对外援助，用中国媒体的话说，来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中国制度优势，为世界各国疫情防控提供‘中国经验’”， 然而，中国的做法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引起反感，遭遇反弹。
尼日利亚《每日邮报》（Daily Post）4月26日报导，尼日利亚一个法律从业者联盟日前已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对新冠肺炎给尼日利亚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这些律师要求中共赔偿2000亿美元，以弥补给尼日利亚人民造成的“生命损失、经济扼杀、精神创伤、艰难困苦、社会迷失、精神折磨以及对正常日常生活的破坏”。
在埃及，一名律师4月7日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起诉讼，要求中共就疫情对埃及造成的伤害，赔偿10兆美元。
在此之前，在美国、在欧洲 和亚洲也有个人、地方政府和律师团体纷纷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表达对中国政府早期隐瞒疫情的愤怒，并要求巨额索赔。
中国“战狼”外交官的做法更是增加了世界对中国的反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份指责可能是美军带来了病毒，引发美国朝野对中国的愤怒，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改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 4月，中国驻法大使馆外交官指责法国抗疫不力，让领养老金的人死在养老院。法国政府极其罕见地召见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以示抗议。
在中国广州，一些非洲人遭受当地中国人敌意和歧视，使得一向对中国友好的非盟日前发表声明对非洲人处境表达“强烈关切”，呼吁北京立即采取修正措施。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减免“一带一路”的债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积极展开“口罩外交”，也遭遇“滑铁卢”。中国捐赠、销售的口罩以及病毒快速测试试剂，遭到多国指质量不合标准而退货。3月28日，荷兰宣布回收数十万片不合格中国制造的口罩，菲律宾丶西班牙丶捷克丶土耳其丶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指称中国制的病毒快速测试试剂错误率过高。
中共遭遇建制以来最大困境
美国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认为，中共虽遭遇建制以来的最大挑战，但外界不应该低估中共寻求输出“中国模式”和推进替代标准的野心。
她说： “正如习近平本人承认的那样，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自中国成立以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但是，她又说，“同时，共产党也一次一次证明了自己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罗兰是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星期一（4月27日）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模式， 北京推销替代性全球规范和标准”的听证会上这么说的。当时她被问道，中国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否会影响中共向全球推销“中国模式”的努力。
参加星期一听证会的专家一致认为， 中国试图利用疫情提升形象，与中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输出“中国模式”，推进替代标准和规范，以期在全球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战略是一致的。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 ）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的“抗疫”外交在一些国家是成功的。
她说：“那些已经受到影响，希望中国成功的国家，例如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它们欢迎‘一带一路’的资金。在疫情之后，您会看到它们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批评中国。因此，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看到疫情后，在一些国家，有关中国的叙事会被积极强化，在另一些国家，有关中国的东西会更负面，会更受质疑。”
不安全感与野心促使中共输出“中国模式”
中国打算输出“中国模式”的企图在中共19大上明朗化。2017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19大会议上说，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他说，中国发展的成功“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不过，后来他又表示，“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做法”。
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在听证会上说，自习近平19大讲话的两年半以来，中国越来越努力地在全球推广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而且也感到越来越舒适。
她说，中国输出“中国模式”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量。她说： “第一，是为了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 这个我们在新疆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看到了；第二，推进替代的秩序；第三，在经济上获益，第四，让中共在国内的执政合法化。”
美国国家情报大学中国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认为，中国输出“中国模式”的最大驱动力是为了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复兴。
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罗兰补充说，中国试图输出“中国模式” 既是“出于野心，也是因为不安全感”。既害怕外部势力渗透，国内政权不保，又贪图国际霸权地位。
她说，中国对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满主要体现在两点：中国物质力量与国际地位及影响力之间的差距；现存秩序的基础本质上与中共的组织原则相对立，所以他们需要建立新的模式。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介绍说，中共输出治理模式的主要途径包括：加强当地的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 输出监控模式、经济特区和工业园、社会信用系统；以投资制造债务，如“一带一路”；渗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限制国际言论自由，比如外国公司对台湾的身份认知等等。
易明认为，虽然中国从来没有明确定义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专制政体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即国家广泛控制政治和社会生活，包括媒体、网络和教育；在经济体制上，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核心部门的混合经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戴维·舒尔曼（David Shulman）特别强调，中国现在输出的是专制体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美国如何应对？
参加星期一听证会的专家认为，中国之所以可以在全球推进“中国模式” 与美国退出多边协议以及西方国家未能对中国形成协调一致的策略有关。
4月1日，中国代表宣布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小组成员，虽然七名美国官员致函联合国表示抗议，但是这项决定至今未被撤销，因为美国自己已经在2018年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及》都给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舒尔曼提出，美国必须要重新投入国际多边论坛和机构，特别是在太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夺取制定标准的领导权。
与会的专家还认为，美国应该更多地宣扬和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不只是满足于指出中共的弱点。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说：“美国在披露中国（缺点）方面做得很好，但是，至于美国如何做以及要做什么，却做得很糟糕。”
她认为美国外交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团结盟国，采取协同一致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