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最近有两个消息让很多人操心。

一个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说，希望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而且愿意为美国企业从中国搬回美国的成本埋单。

另一个来自日本，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出了经济救助计划，其中“改革供应链”项目专门提供大概160亿元人民币，用于资助日本厂商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避免供应链过于依赖中国。

很多人不明就里，感觉世界老大老三要联手干老二了，直接发出了“外资全跑走了！”的喊声，还有些人甚至觉得“要开仗了！”

这就有点杞人忧天了，显得大胆且无知。

人家库德洛的原话是“100% immediate expensing”，这里expensing的意思是“费用化”，表示企业将一些支出项目作为费用，可以抵扣应税总额，从而帮助企业减少税负。说白了，就是这么干可以少缴税。

这意思和政府出钱让企业搬家完全两回事，美国政府自己负债一大堆，哪还再有闲钱干这事。

关于日本的就更错的离谱了。

人家原文里也没特指中国，咱们有些人强行加戏了，真实的背景是，因为疫情，中国零配件厂商没法提供配件，导致日本汽车几个工厂停产，日本五家车企占了出口额的40%，可不着急嘛，安倍的建议无非是希望鸡蛋别放一个篮子里，分散下风险。

错是错了，但这些声音的背后有强大的力量，最近这几年市场力量弱化，大政府日益强势，疫情以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加速，这些表态非常有市场，尤其像美国，制造业回迁是几个总统的一贯主张。现在这么一忽悠，难免更多人动心。

这对中国会产生多大的破坏力？用一句话说，短期看问题不大，长期看问题不小。

02

其实我们获得“世界工厂”的地位，也是因为“国运”来了：

●?1、制造业迁移规律。

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通过研究日本棉纺业发展史提出一个理论，叫“雁形模式”，啥意思呢？

其实它讲的是存在技术差距时，全球制造业是怎么分工、迁移的，像手机，先是欧美日本制造，现在是中国制造，未来可能是印度制造，产业链的迁徙像一行大雁不断展开。

●?2、2001年的入世，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入了群，机会自然多很多，加上当时美国911事件冲击很大，跨国公司也都在寻找安全感，都在找备份，中国自然是最优解。这跟现在的疫情带来的困扰有点类似。

●?3、当时中国最吸引他们的，是人口红利，低成本的年轻人比老帝国里动不动就罢工的工人好用多了，70、80后的中国产业工人是全世界都不多见的一群人，勤奋、好学、听话，要求还不多。好使啊。

●?4、当然打动老外的还有地方政府。

张五常说地方政府激烈竞争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验之一，这是有道理的，各地为了招商引资真是各种招数都用上了，给土地、给房子、动不动就几年免税，狠起来还要补贴，虽然都是为了GDP，但客观上，外资、外企开始规模性进入中国。

●?5、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也是很给力的，不仅是劳动力，在原材料、物流、生产效率方面相当优秀，在上下游的供应链上，中国也学习得极快，充分满足了老外各种需求，而且更便宜。

●?6、一开始，很多外企都把中国视为生产工厂，但随着中国人的钱越来越多，十亿消费者越来越有吸引力，大工厂+大市场，这么完美的组合历史上不多。

……

类似的理由还能列举不少，总之一句话，世界工厂的地位越来越牢固了，中国也是世界上不多的几个拥有全产业布局的国家，小到针头线大到卫星导弹全能造。

这能力很值钱，所以我们的钱越来越多。

1997-2000年，我们的外汇储备一直在1400-1655亿美元之间，2001年开始突飞猛进，当年是2121亿美元，2005年就达到了8188亿美元，2008年达到1.8万亿，七八年时间增长接近9倍，背后都是制造业做了很大贡献。


03

2008年之后，问题来了。

其实企业外迁根本不是一个新课题，从2007年开始，很多毛利低的外企就已经感受到了压力，优惠少了，政策没了，最主要的是人工不便宜了。

人工为什么贵了呢？说来说去也就两个原因：

●?1、钱多了，m2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08年为了应对危机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各种资产价格飙升，水涨船高；

●?2、土地、房价大涨。2008年之后，房价涨得有点猛了，倒逼用工成本涨价，同时企业用地、房租价格也在涨，有的企业就撑不住了，开始考虑外迁。

从2009年开始，外企收缩、外迁的消息就不断出现了。

2009年，耐克关了他们在中国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太仓工厂，遣散员工1400人。

2012年，阿迪达斯关了中国唯一一家直属工厂，迁往东南亚。

2016年，飞利浦宣布停止运营深圳工厂，员工发放经济补偿后解散。

……

这些基本是由成本变化作出的决定，不过从特朗普搞起摩擦之后，出于政策变化而考虑迁移的公司就变多了。

去年10月，三星关闭了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惠州三星工厂。

那个时候也有一股日本公司外迁的小潮流，多是出口型企业出于对关税的担心而作出的决策，比如：

三菱电机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转移至日本；

小松公司把部分生产线从中国分别移至日本和墨西哥；

东芝机械把生产树脂零部件成型机的生产基地从上海转移至日本和泰国；

日本爱丽思欧雅玛公司把工厂迁往韩国仁川；

化工巨头日本旭化成把工厂迁回日本……

现在，疫情是另一个催化剂，会加速产业漂移的速度，会自己算账，不会因为政客嚷一嗓子就跟风往回跑。

04

对我们来说，短期看，问题不算大。

像阿迪耐克这类纺织工厂，能般的已经搬走，影响有限。

正在搬迁的主要是一些电子行业，比如手机工厂的外迁。

富士康75%的产能在中国，先先后后搞了20多个工厂，郭台铭肯定担心摩擦加税，也担心疫情这种事情，所以在南美、东亚不断建厂，现在主要对印度进行投资，它有能力把所有供应美国的iPhone生产移出中国。

他要有自己的备份，安全感才会强一点。

前面提到的三星也是一样，现在国人很少用三星的了，但人家还是过得挺好的，他们把生产线搬到了越南，先后投资了173亿美元，建了8座工厂和一座研发中心，雇工16万人，2018年出口总额600亿美元，占越南总出口将近25%，带着越南创造了7%的gdp增速。

这就是“雁行模式”的典型实践。

为啥说短期问题不大呢？因为全球化太深入，产业链的搬迁难度比迁都还大。

高盛做过一个测算，设立一个新厂址需要3个-6个月、盖厂房到正式投产需要18个月、安排原材料采购、物流、生产，改善工人的技能和文化磨合，这都意味着完整的搬迁至少需要两年以上。

这还只是涉及一个工厂的，如果考虑到上下游产业链的外迁，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一般大约需要10年的周期。

像湖北，光有规模的汽车配套厂就有600多家，几十年才搞完的成熟产业链，搬一次可真不是几十亿能搞定的。

而且，中国现在还有一个残余红利，这个也是越南、印度短期内替代不了的，

这就是中低端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熟练产业工人，他们分布在汽车、医药、电子、机械等等领域，说实话，这才是中国制造的核心。

早年间奥巴马问乔布斯，苹果怎么才能搬回美国？乔布斯说，“苹果在中国的工厂雇用了70万名工人，需要3万名工程师去支持这些工人，如果你能培养出这些工程师，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制造厂搬回来。”

前几年特朗普又问库克，苹果怎么才能搬回美国？库克的回答仍然是：美国太缺少工程师。?

这是个实情。

2017年的时候，富士康宣布投资100亿美元兴建美国工厂，特朗普站台说这是“世界第八奇迹”，两三年过去了，还是那样，没什么进展，土地好办、房子好盖，真要运转起来，需要很长很长时间。

05

但长期看，问题还是不小的。

像工程师红利，可能维持不了多久，为啥呢？曹德旺在《美国工厂》里给过一个残酷的答案，这就是很多岗位终究会被机器替代，而且这个进程会很快。

这很可能会让我们残余的这点优势没什么竞争力了，产业链的变动会非常大，外迁会变的更容易，变数很大，那问题就来了——因为这些变化而失去工作的人该怎么办？

美国和日本已经为此困扰多年。

1、美国制造业外迁的后果是搞出个“锈带”，典型就是底特律，以前的汽车城，美国梦的一个标志，后来人口大幅外流、房价大跌、治安变差，甚至成了“鬼城”，锈带搞出了一大堆的中低收入者，他们的就业问题一直搞不好，所以对中国就很敌视，认为“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这种论调存在十几年了，很有市场。

这也是几个总统都想着让制造业回归的原因，不过搞了一二十年了也没解决。

2、日本80年代开始大幅的海外投资，产业向海外转移，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空心化，就业岗位大量减少，国家推动各大公司大搞技术立国，获得专利无数，虽然有失去的20年，但仍旧稳居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行列，只是原来的产业工人没能力参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财富分配，结果造成日本国内结构性失业更多，社会两极分化，看起来和谐文明，底层老百姓的惨状却屡现报端。

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也会遇到，而且涉及的人数更多，如果再考虑下老龄化，外迁带来的问题还是不少的。

好在，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应付这个问题，具体怎么办呢？

真不知道！

美日搞了这么多年没搞明白，我说有办法，那肯定就是忽悠。

不过需要提个醒的是，这对个人、家庭的影响极大，这次疫情更提醒我们关注自己到底有没有持续的竞争力，你的技能门槛高吗？可替代性强吗？收入是否持续？生活是否有保障？…...

这些问题不解决，你的焦虑和彷徨也将无处不在，时代拐个弯，很多人就被甩下了车，它要抛弃你，真的不说一声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