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于李鸿章的印象大概来自于九年义务教育。

在曾经的大多情况下，这三个字都是近代屈辱的同义词。

1871年8月，已是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同日本签下了《中日修好条约》。这是李鸿章签订的为数不多的平等条约。

而从此以后，李鸿章开启了代表清政府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后半段人生。

我们都知道，李鸿章是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靠编练淮军起家的。此后他先后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在内的数个不平等条约。

历史的注脚处，李鸿章的名字就如此与丧权辱国连在了一起。

而后，我们又发现李鸿章还有另外一面。

他同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共同主持了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而细数洋务运动的诸多成就，李鸿章是这些实业背后最大的功臣。

他是中国近现代电力、铁路、金融、航运、翻译、教育、兵器制造等多个领域的开荒者，由他经手的“洋务”中出现了500余个中国第一，200余个亚洲第一。

因此，有很多人都说，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也许会更加缓慢，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撑不到20世纪。

定远号

再到后来，一些人看到了历史不同的面相和细节，他们对李鸿章的敬与恨愈发强烈。

一些人为李鸿章鸣不平，认为历史的公论于李过于不公。就拿签约一事来说，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遗臭万年的事，李鸿章顶上去了，但后世不能将这明明属于清政府所有人的锅全部归于李鸿章一人头上，更不能说他是卖国贼。

再说了，李鸿章一个明白人也带不动一整队的猪队友啊。于是，便有人发出了“年少不知李鸿章，年老方知真中堂”的感慨。

这种观点这些年越来越流行，以致于几乎到了批判不得的地步。你要是多说两句，大概率会被反驳“历史局限性，谁上都一样”，或者是“你行你咋不上”等等。

于是蔓延发酵到前两年，抖音还曾经发生过一次拜见李大人的盛景，然而莫名其妙的是，画像中的这人其实乃是张之洞。

当然，也还有一些人愈发坚定地认为李鸿章就是中国的千古罪人。同样拿签约来说，1896年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丧权辱国的条约之一。

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李鸿章极言中国之弱、俄国之强，要求清政府赶紧批准签字。想想曾纪泽的据理力争，李鸿章这样的态度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收受了贿赂。

而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李鸿章在这一条约的签订中的确收受了俄国的好处，更直白点，他就是卖国求利了。

众人争论不休的原因就在于，李鸿章本身就是个复杂矛盾的人，如果你只看到他的某一面，却自以为发现了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无疑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和鄙陋。

在《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中，王充闾老师从心灵史的高度出发，结合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以及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李鸿章。

01

李鸿章的多面向

李鸿章是个“不倒翁”。

一生中,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存。上面坐着阴险的老太后、怯懦的小皇帝,身旁围绕着数不清的王爷、太监、宰辅、权臣,一个个钩心斗角,狗扯羊皮,像掐架的乌眼鸡似的。

而他居然能够斡旋其间,纵横肆应,游刃有余,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挂连着。不妨掰着指头算一算,晚清时期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哪一个不是经他手签订的!他真的成了“签约专业户”。

这样,就难免遭来连番的痛骂。可是,骂归骂,他却照样官运亨通,而且官越做越大。单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满朝文武,从他的老师曾国藩算起,包括光绪皇帝的教师爷翁同龢、号称“变色龙”的张之洞,还有后来的阴谋家袁世凯,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他。

李鸿章还有一种形象,就是“撞钟的和尚”。“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当时掣肘、下绊者多多,处境十分艰难,话里夹带着哀怨,透露出几分牢骚。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着两首《一剪梅》词: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百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这两首词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场中的流弊。不过,李鸿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七十四岁那年,他还奉旨出访俄国,尔后水陆兼程,遍游欧美,历时二百多天,奔波九万余里。对于大清王朝,他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尔后已的楷模。

当然,李鸿章最具哲学意味的还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鸿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间破纸屋,自己是个裱糊匠。

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正所谓:屋不成屋还是屋,糊无可糊偏要糊。

他所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02

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

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余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

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宏誓大愿。他在参加殿试时,借着《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题大肆发挥:

“今当举世披靡之会,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风运之大权,其将谁属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封建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着、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

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

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

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着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和约》等四个屈辱条约。

03

“笑骂由人笑骂”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禠去黄马褂”的处分。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晏如也”,毫无退避之念,“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

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这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

挺起两根穷骨头,养就一段春意思。

他们二人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你若说他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清醒一些,显现出一种平常心来。

比如,当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后,看到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他在复函里说:

弟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于时事毫无补救,又不敢言退。仰视孤云野鹤,翱翔天表,听其所止而休,岂啻仙凡之别!江山清福,唯神仙中英雄退步,始能独占。下视我辈陷入泥涂如醉如梦者,不知几时可醒耳。

这自是真情流露,但也无非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诱惑力。

彭玉麟的辞官不就,视富贵如浮云,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辞安徽巡抚,三辞漕运总督,一辞兵部右侍郎,一辞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两辞兵部尚书。每次辞官,他都情真意切,绝非借此鸣高,沽名钓誉。

他能在功名场中陡然收住脚步,“英雄回首即神仙”,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像他在诗中所咏叹的:“黄粱已熟前番梦,白发新添昨夜霜。布袜青鞋容我懒,金貂紫绶任人忙。”“纵使平生遭际盛,须防末路保全难。登场端赖收场早,进步何如退步安。”

这种境界,高于李鸿章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他的那几句诗:“我笑世人心太热,男儿抵死觅封侯”;“底事老僧最辛苦,利心热透道心微”,简直就像专门说给李鸿章听的。无奈,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最后只能是“马耳东风”。

04

不能倒下的“避雷针”

李鸿章当政之时,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了议政王,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

尤其是面临着列强鲸吞之势,要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更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时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担失误责任、代杖受罚的大臣。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就充当了西太后的这种角色。

他像避雷针那样,把因兵败求和、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 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朝廷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

试想,这样的角色还能倒下吗?而且,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更不像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阖、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法,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

结果是,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都完全属实,只是由于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做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

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那里,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说,邻船上的是入京参选秀女的满洲闺秀,说不定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利呢!

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地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

那两个女儿,你知道是谁吗?一个就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拼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

“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压在她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怕议和中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

她事先就交代给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是心领神会的。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

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她本人,便也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吗,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

不过,这回“李二先生”却破例地撂了挑子,天可怜他,没等“老佛爷”銮驾归来,他就提前“翘辫子”了。

05

集三千年仕宦之大成

李鸿章死后,有人给他编了个“五子登科”的俏皮嗑儿,叫做:“巴结主子;搞小圈子;耍手腕子;吓破胆子;死要面子。”

说他死心塌地地做奴才,使尽浑身解数,以讨取主子欢心;为结党自固,织成一个密密实实的关系网;在官场中耍尽权术,机关算尽;被洋人吓破了胆子,一意屈从,奴颜婢膝;日常生活中,他死要面子,端足架子,俨然不可一世。

这不仅概括了李鸿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为晚清广大官僚阶层绘制了一幅群体的画像。

而李鸿章织关系网、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原本是旧时代官场的通弊;而晚清办团练和私人幕府制度,又为这种结党营私行为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

如同曾国藩的湘军、幕府是其大本营一样,李鸿章的淮军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的直接依托。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于他任用私人,徇情舞弊,做了淋漓尽致地揭露:那些同乡、同事、袍泽、部下,“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还要多方回护,包庇过关,从而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

他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经历的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使他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

醇亲王奕譞是不好对付的,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在取代了恭亲王,接手总理北洋事务后,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

他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着京腔儿说: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怀,宏伟抱负,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就把难题推还给了对方:

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禀报哩———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立刻就大了。

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什么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唯唯否否,掉头而去。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该是多么精彩。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招数。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使他觉得处处无法赶上人家,从而滋生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

当时,在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把敌我力量对比绝对化,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

李鸿章属于后者的代表。加之, 他还有挟洋以自重的个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同样被列强诸国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而李鸿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李鸿章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大起大落,却是大红大绿伴随着大青大紫。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

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