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上海中央及各个系统，包括其直接指挥的中央特科在“四一二”以后，再度进入了血雨腥风之中。

昔年的陈赓

1931年6月之前，准备撤出上海，与潘汉年交接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的陈赓，指派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在上海重建一处秘密联络站。经陈赓、董健吾和潘汉年共同商定，租下霞飞路—幢砖木结构三层街面楼房（旧址位于原霞飞路 139 号，今已拆除 ) ，以开设古玩店为掩护。董健吾彼时公开身份是基督教圣彼得堂主持牧师。

安排就绪后，陈赓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圣彼得堂（已拆除）会晤董健吾商量择日开张。 ( 为使店招富有文化气息，他们商定取一寓意深邃的名称。当初圣彼得堂周围松柏蓊蔚，郁郁葱葱，陈赓望柏兴感，意味深长地建议古玩店冠名 " 松柏斋 "。

中央特科元老，红色牧师，古玩商人董健吾

1931年 6月后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以新婚经商为名正式经营松柏斋。开张之初，中共秘密党员杨度，抱病为松柏斋题写—副对联以示敬意：" 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 （今藏上海福寿园上海人文历史博物馆）

杨度手写松柏斋赠联

1926年入党，着名文学史家阿英，在其1933年在《关于古物》—文中，一语双关地提到：" 做牧师的友人某君，过去专喜收买古董，现在却是一爿古董店的老板了。我因此恍然大悟，古物不仅风雅，且有大利。这‘利’当然包括着超经济的利益。。。 "

阿英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1949年7月）

据现存上海市委统战部董健吾档案自述材料显示，当年松柏斋古玩店三层作住家用，底楼为古玩店面；店堂摆设各种古玩都由潘汉年搞来。账房先生由董健吾圣约翰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浦化人胞弟浦立人担任。因董健吾是设于广东路古玩街 " 艾少记 " 古玩店主艾少卿之子艾建平的外文老师，故其名义上业务关系主要是艾少卿开设的艾少记古玩店。

据上海古玩业前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薛贵笙先生回忆，当年董健吾曾常来古玩市场，周旋于古玩商之间，既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同时也跟他喜爱古玩鉴藏有关。董健吾留给薛贵笙的印象是烟瘾大，喝酒海量，人缘极好。曾见他在夜行火车上写密信给地下党。

1931年春夏之交，中共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中共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专门抚育收养烈士和中共领导人在沪子女的大同幼稚园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监视。

1932年春，为革命后代安全计，经中共党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将原入托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交由董健吾、郑兰芳（原大同幼稚园保育员）夫妇抚养（当时毛岸龙因病已于1931年5月底或6月初患噤口痢病夭折），岸英、岸青住松柏斋二楼亭子间，生活费由组织按月供给。在中共上海局工作的浦化人等，曾多次到松柏斋看望毛家兄弟。彼时，董健吾奉特科领导之一的欧阳新命令外出工作，松柏斋作为中央特科的秘密联络站使命便告一段落。

毛岸英、毛岸青在松柏斋住了约半年时间，鉴于这里距法租界嵩山巡捕房较近，安全缺乏保障。八、九月间，欧阳新通知董健吾将毛家兄弟由松柏斋转移到凤阳路修德里541弄12号董健吾原配夫人黄慧光处生活。其后，又先后从修德里迁移到成都北路三多里3号、牯岭路斯盛里10号，直到他们 1936年6月底出国。

大同幼稚园在法国公园合影，二排左一为毛岸英、二排右一为毛岸青、右二为毛岸龙

1936 年初，董健吾受宋庆龄与宋子文委托，分别以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调査员和
" 王牧师 "
双重身份，二度经西安秘密去延安。因首度延安之行在西安向张学良将军晓以共同抗日大义，张视其为朋友，并慷慨允诺董提出借其私人座机飞赴延安的请求。此后，董健吾经西安往返延安、上海两地，更得以自由出入张公馆纵谈国事。其时，董健吾偶然获悉张学良与赵一获爱好收藏古玩，遂通过以前与松柏斋有业务往来的西安南院门古玩商，物色到庋藏古瓷
20 余件奉赠。张学良为资答谢，执意要满足董健吾所提任何私人要求。董因此希望如有机会和可能，打算委托张设法将在家抚养的革命子弟（当时为保密起见，并未说是毛泽东之子）和自家儿子董寿琪送到国外留学。

毛岸英（左）与毛岸青

董健吾返沪不久，张学良随即委派车北义勇军将领、中共秘密党员（一说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李杜将军，在上海广东路艾少记古玩店与董健吾会晤，商谈由李杜顺道护送三位革命儿童到苏联求学事宜。1936

年五六月间，张学良秘密抵沪，即电约董健吾去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一家酒吧间晤面，答应资助十万法郎以践前约，以支持革命子弟出国求学之需。董健吾旋即向党组织领导人刘子华汇报。并与张学良接洽后并经得党组织研究同意。

1936年六、七月间，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三人随李杜等一行6人，乘法国游轮康脱罗梭号离沪抵法国马赛，再转乘火车到巴黎。半年后，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顺利前往苏联。而董健吾此举在中共党内传为以古托孤之佳话。

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李杜将军

另外，董健吾曾按潘汉年要求与宋庆龄保持长期联络，为此，他还曾以松柏斋遗存古玩相赠，建立起良好私人关系。有证据表明，今藏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一块鱼骨化石，就是当年董健吾赠与宋庆龄而被一直珍藏、保存在香山路孙中山故居。

解放初期，董健吾以其特殊的身份为上海清理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5年，受“潘扬事件”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迫不得已，他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1960年，斯诺访华时见到毛泽东提出想见“王牧师”。中央再次调查才搞清“王牧师”就是董健吾，同意见面。可惜因为种种原因，错失了见面机会。不过这使董健吾处境出现转机。年底，毛主席、周总理要陈赓到上海以中央的名义安排董健吾工作。当时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

1970年12月12日，董健吾，一个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元老，有着卓越的历史性贡献，却在以后长期被默默遗忘的中共党员，因胃疾救治不力，黯然谢世。

1978年9月，李维汉亲自证明董健吾的革命经历。

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董健吾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中央领导李维汉、上海市委有关部门领导韩仰山、张苏平以及赵朴初先生敬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