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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退休了,为何一定要回老家?留在京城或就任地岂不更好?

2020-01-23 12:02:21

首先,虽说“告老还乡”在中国古代,是官员们职场生涯的基本套路。但并不是所有的年代都这样,比如北宋年间,高官们别管老家在五湖四海,退休后几乎都奔一个地方:洛阳。

北宋年间的洛阳,是大宋王朝的“西京”,地理上依山傍水,自然环境宜居。外加北宋优待文官,高官薪水本就高得吓人。从宋仁宗年间起,北宋的退休高官不但能领到全额退休金,还可以担任“应宫使”之类的兼职,啥事不干就多拿好几份退休金。另外还有“恩荫”,也就是子弟学生都能沾光,跟着递补做官。这样既能毗邻汴京,还有有门生子弟围绕身边。对于有钱有闲的高官们来说,养老?洛阳当然是首选。

当然,选在洛阳养老,对于北宋高官们来说,退休去洛阳,还有一个“只可意会”的目的:洛阳毗邻汴京,自己与昔日同僚们住在这里,日常就能勾搭连环,朝中有个风吹草动,也能及时知道。等于是汴京之外,又一张能量巨大的权力网。意义相当重要。不信就看司马光等旧党们,“熙丰变法”时一个个失势,低调“退休”在洛阳,宋神宗驾崩后接着就雄赳赳杀回来,迅速把“变法”踩了个稀巴烂。洛阳,就是他们逆袭的跳板。

有这幺多好处,当然就啥“乡土情怀”也不顾,整个北宋年间,洛阳城都是高官扎堆,城里的豪宅也是林立。比如有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名言的旧党领袖文彦博,其在洛阳城的住宅,占地面积就有几百亩,而且里面一半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堪称是天价园林豪宅。其他高官的宅邸,也基本是这类操作,都是既求最好更求最贵,生活无比滋润。


但这滋润生活,说到底还是朝廷买单,而且是朝廷大把的钱砸在洛阳,养一群白吃饭的老人家。以靖康之耻前,宋徽宗年间的淮南转运使张根的吐槽说:淮南二十个州一年的赋税,竟还不够养洛阳城里这些“老大人”们。再看看靖康之耻时,那些担负守土之责,却只能啃着黑豆作战的羸弱宋兵们。可以说,“积贫积弱”的大宋,也是被这帮“洛阳老大人”活活吃死的。

而比起北宋高官这操作来,大部分的年代里,官员“告老还乡”也基本是人生首选。至于原因,也不止是落叶归根的情怀这幺简单。比如2001年杨立新主演的电视剧《海瑞》里,内阁首辅徐阶告老还乡时,徐阶弟弟吐槽他的那段话:“哥哎,就皇上给您那点银子,是够吃的还是够喝的,还是回家吧,咱家的地可不像以前,现在一眼都望不到边喽。”

这段虚构的剧情,却恰恰道出了官员“告老还乡”的真实原因:这回家后的“养老生活”,实在是太诱人了。

比起宋朝来,明朝官员账面上的薪水极低,以至于明朝都亡国了,明朝遗民顾炎武还在哀叹大明“百官俸禄之薄”。但低工资的明朝官员,特权却是奇多,很重要一项就是“优免”:明朝正二品的文官,就可以享受“优免”八千亩土地赋税的特权,真正执行起来,那就能免则免。只要有个“官身”,丁点赋税劳役都不用担。

如此一来,官员“优免”的钱粮赋税,当然就甩给小民百姓买单。扛不起的老百姓们,只好把自家的土地“献”给官员们,宁可在官员家里做个佃农。如此操作下,哪怕这些官员们,平时一幅清正廉洁的“清流”状,但其老家的土地财富,也是不知不觉间就膨胀。以明朝学者聂豹的怒斥说:“凭借朝堂优免之厚恩,阴食吾民之膏髓”。

而作为聂豹“好学生”的大明首辅徐阶,就生动验证了这番怒斥。他退休时的财富,何止如他弟弟夸耀的那般“一眼望不到边”?当时他名下的土地,已有六万顷之多,家里的仆人佃户更多达千人。他作为内阁首辅的那点俸禄,与之一比确实不够看。

甚至到了明末时,徐阶这惊人的财富,也都成了小儿科。各级官员的仕途生涯,基本都是人前充清官,人后靠着“优免”特权,悄无声息的搂地捞钱。比如董其昌这种从三品的参政,都能囤积万顷良田。至于高官家族?那更富到瞠目结舌:无锡的华家,每年仅地租收入就有四十八万两白银。苏州钱家地跨三州,地租九十七万两白银。嘉兴的尚家积财百万两白银……家家富可敌国。


家乡产业如此丰厚,“退休生活”如此值得期待。这些高官们如何不思乡心切,只要退休,当然就撒腿往家乡跑。“前明富家甚多”的感慨,也成了晚明一大“标牌”。

可这“幸福生活”,说到底是钻了“优免”的空子,挖着朝廷的墙角。丰厚的家产收入,更是“阴食吾民之膏髓”。看过这真相,也就可以理解:为什幺看似繁华的大明朝,会在十七世纪被轰然“挖塌”。被吸够了民脂民膏的苦农民们,为什幺又会揭竿而起?

一个看似简单的“官员退休去哪”的问题,其实就是个醒目的晴雨表,浓缩了多少兴衰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