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夏天，在欧洲大陆被遗忘的一角，一场本质上是奥地利政治事件的谋杀，毫无预期地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外，所有欧洲国家最终都卷入其中，日本与美国后来也加入。这场战争是如此不可预知，回顾时又如此令人难忘。从那时至今，约有5000种书籍试图解释这个难以解释的事件。隐藏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性帝国构架里的潜在悖论，以及逐渐失去弹性的现实主义均势政策，竟能爆发出那幺毁灭性的力量。

文 | 蒲实

和平的错觉

1914年6月28日，一场荒谬的刺杀将欧洲毫无意识地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年轻的塞尔维亚刺客企图暗杀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第一次其实失败了。他误伤了大公的座驾司机。斐迪南前往总督官邸，责怪奥地利官员安全措施不当，然后由夫人陪同，前往医院探视受伤司机。也许是命运使然，为他们驾车的司机却转错了一个弯，在倒车转向时，正好停在因刺杀失败在路边咖啡馆借酒浇愁的刺客前。这一次，斐迪南大公和夫人以生命为1908年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付出了代价。

斐迪南大公一家

没有人预料到，这场意外竟会将整个欧洲拖入希腊悲剧式的命运深渊。类似的国际争端与摩擦在1914年之夏来临之前，在欧洲远不是第一次——在摩洛哥的阿加迪尔、在巴尔干、在阿尔巴尼亚、在南非，欧洲外交官玩弄虚张声势的恫吓几乎已成为一种常态。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将会因不愿战争，而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总能得以化解，屡试不爽。1911年，意大利攻占利比亚；1912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着手将土耳其从巴尔干半岛逐出。土耳其帝国崩溃之际，所有列强都没有任何举动。

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实际上显得那样普通寻常。那天，斯蒂芬·茨威格正坐在维也纳的公园里，奥地利人因参加“彼得和保罗”这个天主教节日而聚集在公园里。“一战”序幕唯一的征兆就是缓缓飘来的音乐演奏因一封急电戛然中断了一会儿而已。人们议论着作为政治谋杀牺牲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甚至还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戏谑的调侃。两小时后，人们又恢复了谈天欢笑，餐馆重又奏起了音乐——“许多人在那一天暗暗舒了一口气，觉得老皇帝的这位继承人丧命对那位可爱得多的年轻卡尔皇子十分有利。”

1914 年6 月28 日，萨拉热窝警察抓获刺杀斐迪南大公的嫌疑人

在此后一周里，没有任何因这一事件将要对塞尔维亚采取政治行动的暗示。对皇室来说，斐迪南的死首先引起的完全是另一种麻烦，即丧葬的礼仪问题。多年后，亨利·基辛格曾带着叹息假设道：“当时要是各国国王聚集一堂，有机会交换意见，或许就不至于在数天后轻言宣战。毕竟，引起战端的仅是一桩恐怖分子的阴谋而已。”

这位大公的名字眼看将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甚至到了1914年7月底，奥地利已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聚集一堂，虽深深感到困扰，却仍然相信一场全面战争不可能爆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就说道：“我个人并不相信会发生全面战争。”由于几十年的持续和平，1914年，整个欧洲都沉浸在和平的幻象里。

1914 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中）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左一）在英国某地狩猎

1909年，英国作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出版的着作《巨大的错觉》，成为世界畅销书。1913年，他又写了《给德国大学生的一封公开信》，扩展了他的观点。尽管巴尔干令人头疼的声音一再传到北方，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们都通过这位英国作家的书获得了安抚。安吉尔认为，全球化的时代断绝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为所有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经济网络外，在国际交流方面，特别是金融世界的联系，也使战争变得毫无意义。他是这样论证的：即使德国军方可能想和英国分个高下，“在德国国内也没有哪个重要机构能够避开严重的损失”。要是战争爆发，“整个德国金融界会对德国政府施加影响，以结束对德国外贸毁灭性的局势”。安吉尔的论述说服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

美国斯坦福大学时任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在读完安吉尔的这部着作后，曾在1913年宣言：“一直威胁着欧洲的大战永不会到来。银行家不会为这样的战争筹钱，企业家不会让它继续下去，政治家没有办法打仗。”不仅是安吉尔，所有人都被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所鼓舞，欧洲第一次出现了稳定、文明与和平大欧洲的概念。思想家如本杰明·康斯坦特、杰里米·边沁和亨利·德·圣西门等人，把发动战争的旧制度和革命比喻成苍老的嗜血老头，预测商人、律师和工程师会统治未来的新世界。卡尔·马克思也认为，资本获得了新权力，金钱将消解传统，连接世界，而最终胜利的工人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化身。

1875～1914的40年间，是一个经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并行的时代。在此期间，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变革、人口流动以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带来了世界的开放，也伴随着殖民帝国的建立与帝国主义权力空前规模的扩张，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控制了大半个地球。到1914年，英国已经扩张成为领土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拥有4.5亿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也控制着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000万居民。

1914年之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非常有利于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瑞士经济与金融史学家尤瑟夫·凯西斯认为，此后直至20世纪末，也未再有如此有利于国际金融发展的黄金时期。1914年前，欧洲的资本输出总额达到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高度，这些资金被投资到世界各地，为大量的公共或私人活动提供融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几个金融中心的股票市场交易价格几乎同时同一趋势变动，并与世界范围内的利率水平趋于一致。

1914年前的欧洲，人们不再需要护照就可以自由流动。从1850年开始，国际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从1870到1915年，有3600万欧洲人离开了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约70%）去了美国，其他人则去了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铁路网开始持续大规模扩张，世界扩展到了每一个大陆，跨过经纬度，将沿海地区与内陆连接起来，纽约与利物浦之间的海上航程从19世纪初期的三五周缩短到19世纪80年代的一周以内。

自1832年莫尔斯电码发明之后，电报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英吉利海峡海底，早在1851年就有一条电缆将美国与欧洲大陆联系起来，经过10年努力，跨大西洋电缆于1866年在伦敦与纽约之间铺设成功。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陆路也很快连通，电报线路在殖民帝国内部也建立起来，这样，整个世界都被连接起来。

从1901年开始，无线电通讯就可以跨大西洋传输。此时，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律：一项发明紧赶着一项发明，一项发现紧赶着一项发现，每一项发明和发现，都又以飞快的速度变成普遍的财富。“当布莱里奥驾驶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的人也热烈欢呼，仿佛他是我们祖国的英雄。大家都为我们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日新月异的进步感到自豪，于是，欧洲是一个共同体的感情。”

1914 年“一战”期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访问法国

全球化第一阶段的顶峰时期是在1900至1914年出现的。这一黄金时期的首要标志就是银行家和金融家拥有的财富。据《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一书统计，在欧洲，银行和金融家成了最富有的群体。在德国，财富超过150万美元（600万马克）的富人中有27%是银行家，相比而言只有12%是这个国家最具实力的工业家，主要是钢铁制造商。法兰克福尽管有所衰退，但它仍然是巨富的港湾，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富的避风港。

1914年前，一个国家的贸易与金融账户的平衡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英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非常关心金融业务收益在维护英国收支平衡方面的重要性，英国从海外投资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和分红，英国因此被称为“绅士帝国主义”。金融家成了欧洲国家海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

“一战”前的欧洲是一个历经了40年和平、普遍繁荣的时代。一位欧洲人所回忆和眷恋的昨日欧洲充满了自信：“也许像今天这一代人描述我们当时的那种乐观主义是困难的。我们欧洲所有国家，几乎普遍感觉到的繁荣业已开始。城市一年比一年华美，人口一年比一年多。1905年的柏林已不能和1901年见到的柏林相比较，柏林已从一座首都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些城市，我每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人们从各种事物中都能感觉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到处兴建起新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这样一些先前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备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自从工作时间缩短以后，无产阶级也发家致富起来，至少有一部分过上了小康生活。谁敢作敢为，谁就能获得成功。谁买进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书或一张画，就会看到行情不断上涨。谁愈是大胆，愈是舍得花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愈能保险赚到钱。整个世界处处呈现出一派无忧无虑的美好景象……欧洲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

在1914年7月国际危机最紧急的时刻，采取毁灭性步骤的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他们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奥地利递上导火索的德皇威廉二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询问他的将军们：这场战争究竟能不能不同时攻打俄国和法国，而仅局限在东欧？将军们的答案是：很不幸，这是办不到的。那些亲手构筑战争的人，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1914年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这一天，巴林兄弟银行的合作人之一加斯帕德·法雷尔在一封信中曾写道：“没有什幺比亲眼看到我们几代人辛苦建立起来的信贷大厦如何在一夜间分崩离析更加让人心痛的事情了”。

帝国的自负与焦虑

19世纪上半叶，根植于主要贸易城市的独立生意人形成了真正的跨国资产阶级，他们构成了世界的贸易和金融网络。他们所富有自由主义、改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籍。这种国际主义部分表现在不同国籍的个人和家庭的结合，家族成员常常遍布欧洲甚至跨越大西洋，他们所构建的金融网络模糊了国籍的身份，与帝国的构架并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秩序才被其内生的矛盾与悖论所颠覆。

金融业以强大的融资能力，强有力地推动了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伦敦的另一重要商业银行——施罗德银行，于20世纪初开始在海外扩张，特别是拉美市场。1908年，它向巴西发放了一笔价值1500万英镑的贷款，以此来稳定巴西的咖啡市场价格。

当时，金融城有一位活跃的知名银行家叫欧内斯特·卡塞尔，他是德国科隆的一位银行家之子，1870年来到伦敦，他组织了美国与墨西哥铁路项目的融资，也是在1879年第一个同意为修建埃及的阿斯旺水坝融资的人。1902年，他建立了埃及农业银行，为埃及农民提供贷款。1909年，由英国外交部牵头，他与巴林银行领导人李维尔斯托克勋爵合作建立了土耳其国民银行，以加强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他还与大型军火和船舶企业Vickers&

Sons公司长期合作，从而参与了为英国工业融资。他不仅是威尔士亲王面前的红人，而且还是财政部最受欢迎的顾问之一和英国外交部的使节。他热心于促进英国与德国的长期友好关系，还在1912年被派遣到柏林向德国总理呈交外交照会，表达与德国缓和军备竞赛的诚意。

1901 年，法国一家咖啡馆内的人们围在一台电报机前看赛马的结果

正是金融界强悍的融资能力，催生了帝国膨胀的热情。人们却意识不到，这种帝国的膨胀正是战争孕育的动力。戴比尔斯钻石与黄金集团的创始人西塞尔·罗德斯，一个帝国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在他的非洲地图上用铅笔在开普敦与开罗之间画了一条线，准备修建未来的跨非洲大陆帝国铁路，从开普敦向北一路经过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跨过大湖与喀土穆，穿越尼罗河，最后到达埃及。他宣扬：“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在越来越广阔的世界角落居住，人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他的个人帝国野心背后，离不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支持。尽管全球化和殖民地扩张之间联系不大，然而，政治和经济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的扩张中起到了首要作用。在以帝国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化第一阶段中，主要的金融中心都参与其中。其自我矛盾之处在于，它既是全球性的，但又具有民族主义性质，从而表现出对其政府扩张性政策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非常关键的，其价值体系深深扎根于那个时代的帝国主义文化。

弗兰德·罗斯柴尔德就曾说：“为英国国旗插上每个岛屿而欢呼，为插上喜马拉雅山的每个峭壁而喝彩，以及为插上亚洲的每座尖塔而喜悦……”1899年10月布尔战争爆发时，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每个会员都粗暴地示范了国家主义。当战争在1914年8月真正爆发时，银行家和金融家即使反对，却无力阻止战争的蔓延，甚至他们的资本本身也卷入了战争——他们的资本与他们的政府密不可分。

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导致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虚伪的说辞。从1880到1914年，全球化导致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回归。在大国中，德国充当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先行者。1879年，俾斯麦对农业和工业产品都实施了保护性关税；法国于1892年紧随其后，实施了新关税法案；至于美国，它在整个19世纪都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产品的平均关税高达40%～50%。保护主义的回归并没有导致贸易的下滑，相反，19世纪国际贸易出现了戏剧性增长。以欧洲为例，以占GDP的百分比衡量，出口所占比例从1860年的9%增长到1913年的14%。

真正将自由经济力量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是海外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国际游戏规则自19世纪70年代帕默斯顿、俾斯麦等欧洲政治家登上历史舞台，就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家利益开始高于欧洲利益，对大炮与火药的信任开始超过对议会的信任，特别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一书中分析的：“由垄断到竞争的改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商业企业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斗争，这种斗争将强者和弱者分开，打消某些人的志气而使另一些人坚强，牺牲古老的国家而鼓励新兴、饥饿的国家。原本深信未来将不断进步的乐观心理，渐被不确定的剧痛感所取代。凡此种种都强化了竞争，也为日益尖锐的竞争所加强，这两种形式的竞争已经合一。经济的宇宙已不像19世纪中叶那样，是一个环绕着英国这颗恒星运行的太阳系。英国显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也不再是其主要的进口市场，相反，它的相对式微已经很明显。好几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工业经济彼此对峙，经济竞争与各国政治乃至军事行动，已经紧密交织，无法分割。德国令人惊愕的工业增长，赋予它强大的国际分量，这是当年的普鲁士比不上的。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之间，旧日针对法国的爱国歌曲《莱茵河上的警戒》，迅速被《德国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所驾凌”。

既定秩序的挑战者德国给自负的旧帝国所带来的焦虑，主要发生在帝国的海外疆域。在殖民地，经济和政治—军事势力有一种危险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因为相互敌对的国家在世界各地竞逐市场和原料，也因为欧洲帝国对近东和中东这类经济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重叠的。石油外交早在1914年前便已是中东政局的一大关键要素，德国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战略渗透，不但使英国人发愁，也促成土耳其在战争中加入德国一方。

资本主义积累的特色，正是它对时空扩展的无限野心，自由资本主义尤为如此。标准石油公司、德意志银行、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其自然疆界是在宇宙的尽头，或其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正是这种世界新模式，使传统的世界政治结构日趋不稳定。无论欧洲各国如何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均势和稳定，但一出欧洲，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强国，也会毫不犹豫地向弱国挑战。它们并未有意提供大战的导火线，却无疑促成了国际好战集团的形成。日后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始于英法在1904年取得的“真诚谅解”。这种“谅解”就是帝国主义的交易。使世界局势更为险恶的是，众人不自觉地接受了政治势力理应伴随经济发展无限增加的观念。

19世纪90年代，德国皇帝便据此要求他的国家争取“利于发展的空间”。俾斯麦当年也曾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为新德国争取到的地位，比普鲁士历史上所享有的都要强有力得多。可是，俾斯麦有能力克制他的野心范围，小心而精妙地避免失控；对继任者威廉二世来说，这种精妙的平衡则无以为继。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大，则其人口越多，其民族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则相应就该越高。因此，一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

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号是：“今日德国，明日全世界。”这种无限制的能力论可以表现在政治、文化民族主义与种族偏见的言辞中。这种言辞伴随的是不断攀升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经济扩张是政治要求的基础和意义。经济与政治势力就这样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于是，国际形势的恶化，越来越逐渐超出各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范围。

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历史的新产物。德意志帝国想要以和平的联盟自保，对抗主要的输家法国，结盟却又造成了反结盟。德国成为欧洲最具军事支配力的强国，而它在工业上的成就早已是欧洲国家畏惧的对象，出人意料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许多人都感觉到，这种结盟体系可能会将欧洲带向大战，但没有一个政府知道该怎幺办。大家一再想打破这种集团体系，或者至少超越两个集团，建立或恢复友谊关系（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德国与法国、俄国与奥地利）来抵消它。可是，这两个集团被越来越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越来越显稳固。

1905年后，国际危机越来越通过诉诸战争威胁来解决，各国政府一头栽进军备竞赛中——军备的新奇性越来越促成灾祸。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工业化的杀戮技术，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戏剧性进展，不仅是小型武器和大炮的发射速度、火力在本质上都发生了革命，也因为更有效率的涡轮发动机、更有效地保护铁甲和足以承载更多大炮的能力，带来了战舰的升级。这场军备竞赛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到20世纪逐渐加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达到高潮。

霍布斯鲍姆统计：“英国的军费，在19世纪70～80年代大致都保持稳定，整体预算所占百分比或平均人均负担而言皆如此。但是，随后便从1887年的3200万英镑上升到1898～1899年的4410万英镑，以及1913～1914年的7700万英镑。其中增长最壮观的显然是海军。1885年时，海军花了政府1100万英镑，和1860年差不多；然而在1913～1914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4倍之多。德国同期的海军支出增长更是惊人：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年9000万马克，上升到几近4亿马克。”

当代美国式的“军工复合体”，在“一战”前的欧洲便已成型。德国政府在1908～1910年订购了一家军火公司价值4000万马克的武器，这家工厂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一家英国工厂辩称，其政府严重低估了德国人重整海军军备的进度，这促使英国政府决定把战舰数量加倍，该公司则从每一艘大型军舰身上获得25万英镑的利润。1914年前5年，由于军备积聚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这种外表自负的军事强力，集结的正是帝国内心的焦虑，并在脆弱点上迸发出来。

中产阶级危机与民族主义

在欧洲文化领域，自19世纪80年代起，产生了一些描写现代文明衰亡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这种形式的规模虽小，却兴盛了一阵子。尼采以其能言善辩、充满威吓的口吻预告了即将来临的灾难，他以一连串充满空幻直觉、未明真理的诗歌和预言警语，来传述这种危机感。“重新评估所有价值观”已在进行中，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历史学家特勒尔奇、诗人斯蒂凡·乔治等，都以一种浓重的抑郁的笔调描述了黄金时代的远去和完整性的消逝。

1913年，德国电器公司的监事会主席、德国经济的核心人物——瓦尔特·拉特瑙出版了他的《精神力学》一书。在书中，他强烈警告，技术与机械化对纯真和“心灵国度”的危害。1923年，这位主张和平与妥协的工业巨子在签署了《拉加洛公约》后，被狂热的右翼青年刺杀。

也是在1913年的那个世纪之夏，恩斯特·云格尔决定去非洲寻找“失落的花园”，以排解“步步侵入我的身体的无聊这剂致命毒药”；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巴黎圣母院的圣安娜大门前瞻仰了整整两个小时，感慨道“八百年来聚集了一批魅力无穷的人类，远远超越我们与之交往的那群人”，这些感慨后来顺其自然地成为《追忆逝水年华》；作为“自由德国青年运动”一分子的沃尔特·本雅明在柏林的一本杂志上写道：“漫游、庆典服装、民族舞蹈不是最终的，而且还无关精神。这年轻一代还没有找到他们先天的、必须憎恨的敌人。”

路德维希·迈德纳在着魔似地工作，夜以继日地描摹恐怖的末日幻景；从罗伯特·穆齐尔到托马斯·曼、从卡夫卡到乔伊斯，都曾在日记中吹嘘某次成功在午夜前上床睡觉。唯一坚守19世纪对科学、理性和进步信仰的严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受那种充满幻灭感的影响，是因为它展望未来的“民众”胜利。

“一战”期间，英军在英格兰南部前线放飞信鸽传递消息

1914年之前，早已有人观察到欧洲人弃绝和平、理性和进步的理想，而追求狂暴、本能和激烈的发展。有一部书就名为《自由主义英国的离奇死亡》。正如一位欧洲人所回忆的：“这个书名可以延伸到整个西欧。在新近收获的物质享受中，欧洲中产阶级却感到浑身不自在，他们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人类修筑的铁路，可望将旅客带到他们从不知道，也尚未去过的目的地，虽然旅客对这些目的地一无所知、全无体验，但他们却不曾怀疑这些地方的存在和性质。

正如凡尔纳笔下的月球旅客，他们既不怀疑这个卫星的存在，也不怀疑到了那儿他们将会看到和将会发现的事物。他们可以预测20世纪必定是19世纪中叶更进步、更辉煌的版本。可是，当人类火车稳稳驰向未来之际，旅客在放眼窗外时，看到的却是一派出乎意料、充满迷惑而且令人烦恼的景色。这真是车票上指明前往的地方吗？他们是不是上错了火车？更糟糕的是：他们上对了火车，只是火车却不知为何要将他们载向他们既不想要又不喜欢的方向。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噩梦般的形势是如何发生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洞察到的，现代主义所造成的理性社会，就像一个“铁笼”，窒息了人性、激情与诗性。

在欧洲统治者和惊恐的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国际性歇斯底里症，开始于1871年为时短暂的巴黎公社。平定了巴黎公社后，胜利者对巴黎居民展开大屠杀，这场屠杀的规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纪国家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社会所发作的这场短暂、残忍，却也极具当时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民主化——政治大众化的时代来到了。

诚如霍布斯鲍姆所言：“穷人和富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其利害关系显然不会一样。就算我们假设这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一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所谓的上流人士一样。这便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困境。自由主义虽然听命于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独立议会，但它却借着不民主的作风尽量回避它们。也就是说，它不赋予大多数本国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自此，当统治阶级真的想说真话时，“他们必须在权力回廊的隐蔽处说真话，例如俱乐部、私人的社交晚餐、狩猎会或周末的乡间住宅。在这些场合中，精英分子彼此见面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在国会辩论或公众集会上的争论笑剧。因而，民主化的时代转变成公众政治伪善，或者更准确地说，口是心非的时代，从而造就了政治讽刺作品的时代，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放过“公开论述”和“政治实情”之间的缝隙。

当时欧洲社会的上流阶层，对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已经有深切了解。法国严肃言论的堡垒——《时代》和《两个世界杂志》的编辑，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顾名思义的书——《普选权的创立：现代国家的危机》；英国保守党殖民地总督米尔纳，则曾在1902年私下称英国的国会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无疑反映了领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随者抛弃的感觉，呈现出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潮流淹没的感觉”。不安的状态的确在扩散，尤以战前最后几年为最——法国南部葡萄酒农的暴动；奉派前往镇压他们的第17军团的兵变；贝尔法斯特、利物浦和都柏林的几近全面罢工；瑞典的全面罢工；巴塞罗那的“悲剧周”……它们是社会脆弱程度的征候。

当各个政府面对政治上显然无可妥协的势力的兴起时，他们的第一本能往往是压制。政治高手俾斯麦操纵有限选举，对天主教群展开反教权战争，宣布社会民主党非法。但恢复到明目张胆的专制主义看来已不可能。名义上仍由君主所代表的政府，其情况又怎样？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内战后的美国，其政权可能是失败、革命和内战的产品，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政权更是递嬗频仍。在王国制度长久确立的地方，共和的鼓动也是绝不可忽略的。全国性的骚动愈演愈烈，政府还可以把其所有臣民或公民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吗？这是一个促使政府、知识分子和商人发现“非理性”的政治意义的时刻。英国政治学家华莱士于1908年写道：“任何以重新检讨人性作为其政治思考基础的人，必须以设法克服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为开端。”华莱士意识到，他正在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撰写墓志铭。

在那些自发的民间情感可供开拓操纵，或可将非官方群众活动涵括进去的地方，官方若主动出击，便会获得最大的成功。法国的7月14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庆日，是因为它唤起了人民对大革命的眷恋，也满足了人民对法定狂欢节的需求。在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逝世之际，政府却乘机利用了民族主义的热忱，树立了上百根“俾斯麦纪功柱”。反过来，民族主义也在军事强权和全球野心的驱使下，被焊接到其素来反对的“小日耳曼”当中。

当时的各个政权实际上已经在世界大战到来前分别进行无声的战争：想要控制各种足以代表其境内人民的符号和仪式——从公立教育制度，到出生、婚姻和死亡等重大仪式的控制。在没有征兵制的英国，1914年8月到1915年6月之间，共有200万人志愿服役。这个事实，以令人悲伤的方式证明了整合式民主政治活动的成功。1914年，只有在几乎尚未认真着手使贫穷公民认同于国家的地方（如意大利），或者在几乎无法使贫穷公民与国家和政府产生认同的地方（如捷克），民众才会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反战。

1916年，一名英国青年在奔赴战场前与家人道别

1914年前的日子，吸引公众最多注意力的是那种有闲阶级和大亨。这种现象比比皆是：艺术品商人说服亿万富翁，让他们以为只有搜集古代大艺术家的作品，才能确保他们的身份；成功的杂货商如果没有一艘大游艇便称不上体面；没有哪个矿业投机家不养几匹赛马以及拥有一栋华丽别墅和松鸡狩猎场；他们单是在爱德华时代一个周末浪费的食物的分量和种类，都令人难以想象。

最终，在这场资产阶级精神危机中，民族主义以一种非理性的激情形式填补了空洞。正如霍布斯鲍所观察到的，“一个资产阶级的奇异现象——至少是在其大部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奇异现象”：“他们心甘情愿甚至热切地跃进地狱”。意大利未来派作家玛里内蒂写道：“只有战争才能使智力回春、加速和敏锐，使神经愉快、活泼，使我们从每日背负的重压下解放，使生命添加滋味，使白痴具有才能。”

1914年，英国阿尔维斯公司的女工在为炮弹安装引信

1914年那场战争爆发之初，很多知识分子也将以欣喜和骄傲的宣言迎接战争。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反思的：“那次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是在战前40年的和平时期积聚起来的内在力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那种内在力是势必要发泄出来的。”

“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成千上万的人从来没有像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200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相互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

不过，“说不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1914年8月4日，经过前10天的紧张和震动，英国海军部的人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和间歇。所有决议全已实行，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已经发出，战争将在午夜宣布正式开始。从议会街传来人群含糊不清的说话声，但声音听来在远处，世界显得十分寂静。为生存斗争的喧哗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废墟与死亡般的沉默。8月4日晚上23点，德国时间零点，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届满，德国拒绝了通牒。海军部的窗户在温暖的夜空中完全打开，沿着林荫路从王宫方向传来许多人汇合的歌唱：“上帝保佑吾王。”在这深沉声浪之上突然出现大本钟的钟声，随着第一下钟声的嗡嗡声消失，“对德作战开始”的战争电报发往全世界悬挂白色英国皇家海军旗的所有军舰和机构。

“一战”期间，阿尔斯特志愿军在接受训练

从1914年留下的记录看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世界将再度回复到1913年的常态，爱国和好斗的年轻人，像投入一种新的自然力量般投入战争，‘就像泳者跃进纯净之水’”。就连各国政府也未曾料到，他们的人民竟会以这般热忱投入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伤亡人数至少有2000万，还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应生婴儿和死于饥饿疾病的平民。法国官方原先估计会有5%～12%的海陆逃兵，但事实上，1914年时只有1.5%的人逃避征募。英国人的政治反战性格最强，可是在战争最初的8周，志愿从军者共有75万人，接下来的8个月又增加了100万人。德国人正如所预料的，根本不曾萌生违抗命令的想法。在预计会有100万逃兵的俄国，在总数1500万的征募者中，也只有几千人抗命。群众追随着国家旗帜而遗弃了反战领袖。1914年时，“曾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欧洲各民族是以愉快的心情去屠杀他人，也为他人所屠杀”。

斯蒂芬·茨威格回忆道：“某种意义说，战争给当时人带来一种解放和释然的感觉，尤其是对中产阶级年轻人而言。……就像人们期待暴风雨能打破厚密云层，洗净空气，战争意味着肤浅妄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即将终止，令人生厌的19世纪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宁静与和平的秩序即将终止。……它就像在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之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中，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

“一战”后的德国柏林街景（摄于1919 年）

在旧政权的政治家中，至少有一个人看出了一切都已改变。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英德开战那一晚，注视着伦敦白厅的灯光逐渐熄灭，就曾这样叹道：“全欧的灯光都要灭去了。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4年第30期，有删改。参考书目：[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时代：1875～1914年》；[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德]弗洛里安·伊利斯：《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瑞士]尤瑟夫·凯西斯：《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