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老外”最多的城市不是北京也不是上海，而是广州。到现在看来，广州是世界唯一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根据官方的统计，2017年在广州合法定居的外国人数达到8万余人，在广交会期间，这一数字甚至是接近了12万之多，加上没登记的大概有20-25万人，是目前中国所有的城市中外籍人口最多的一个。广州也是中国黑人数量最多的一个城市，还有网友调侃说“广州这是成为了黑人的第二故乡了吗？”
王犇 蔡学海《盛唐广运潭》
天宝二年（743 年）春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在望春楼下，一支庞大的船队接受着玄宗的检阅。不过，这却不仅仅是一次检阅各地物产的博览会，更像是一次君民同乐的大聚会。在长安城东广运潭的盛会可以被视作这个富庶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盛会是由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策划的，他预先准备了三百多艘新船，分别标示各郡之名，除了满载大米外，每艘船上都陈列了本郡的土特产品。南海郡（广州）：玳瑁、真珠、象牙、沉香。广州船上所陈列的主要是进口商品，这表明唐代的海外贸易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巨大发展。
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间有一条着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途经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一万四千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联结了东亚、印度与伊斯兰文化圈。中国瓷器源源不绝地从广州经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到达锡兰、印度，再远达波斯湾的锡拉弗（Siraf）与阿曼。
鉴真东渡
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全国独此一地，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当鉴真和尚于天宝九载（750 年）自扬州开始第四次赴日的尝试时，他的船遭遇逆风而被迫漂流到海南岛，他随后来到了唐朝当时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广州。在这里，他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他还发现，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及东南亚的许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种类极多”。
大历七年（772 年）时，有记载说，这类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四千多艘，而李肇则在宝历元年（825 年）写就的《唐国史补》中，用类似的语句描绘了抵达广州的外国船只，他特别强调：“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集宝货。”到了乾符六年（879 年），当黄巢大军攻陷广州时，他屠杀了大量居住在那里的外国商人。
在阿拉伯文献中，说被黄巢屠杀的外国商人有十二万之多，其中包括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及摩尼教徒。这个数字无疑有些过于夸张，但仍然显示了在遭此沉重打击之前的广州，是一个多么繁荣的国际通商口岸。
唐朝时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宋朝有二十多个对外贸易港口，设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五个市舶司，市舶司下有的还设有市舶务、市舶场等下属机构。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现在广州、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蕃客墓，是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元朝灭亡南宋后，沿袭南宋制度，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广州等重要港口设立市舶提举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至元三十年（1293 年）、延元年（1314 年）先后两次颁布《市舶司则例》，对舶船出海与回港手续、抽分与舶税、禁止出口货物等做出了详尽规定。
《大德南海志》是元人陈大震撰写的刊行于大德四年（1304 年）的一部广州地方志。原书二十卷虽大都失传，但残留下来的第六卷详细开列了从海外诸国进口的货物清单，及与当地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名一百四十七个。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广州对外贸易的兴盛状况。《大德南海志》所载“舶货”（即进口商品），主要有宝物、布匹、香货、药物、诸木、皮货、牛蹄角、杂物等几大类，这些商品主要是从南洋诸国进口的。
清朝专营外贸的广州十三行
19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建立起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但是中国对这套游戏规则并不了解。清朝对外国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理藩院与鸿胪寺，主要职责是每年元旦安排各国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解远洋而来的“夷狄”被限定在几个固定的设立了商行的城市进行交易，以广州为主。与他们交易的是朝廷特许的商行，官方从不屑参与具体事务。
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西方人发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虽然被中国政府所禁止，但却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利益空间。而广州的行商管理体制中的各种明、暗规则和敲诈勒索的盛行，正适合进行这种商品的交易。每年东南季风即将结束的十月到次年西北季风即将开始的一月，所有装满鸦片的商船云集广州附近的洋面，盛大的交易会开始了。
鸦片长驱直入，从东南沿海直到西北内陆，吸食之人日见增多。关于治理鸦片走私的官方奏折，开始雪片一样飞往北京。林则徐从天理、人心、中国禁律和政府决策几个方面，劝谕广州的洋商上缴鸦片。然而，虎门销烟的胜利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甚至不啻为一个诱饵。
林则徐虎门销烟
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是一场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西方殖民国家通过不断的贸易、传教士活动和出使活动，已经搜集了大量有关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情报，对清朝的军事力量有着充分的了解。而清朝则在盲目自大的以天下中心自居的氛围中，不屑于了解世界，甚至对已有的外部知识都无人问津。
鸦片战争清政府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导致被迫向列强开放。中英《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包括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废除广州的公行垄断制度，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割让香港岛，核定关税等主要内容。
《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地方因五口通商将他们先前一口垄断的好处均分、稀释，因而长时期不履行条约规定，不让外国人进城居住。一些史书称之为“反入城斗争”。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居住是《南京条约》规定的权利，另外四个新开的口岸没有发生广州这样的事情，这自然就使外国人对广东地方当局长期不履行条约很不满意，一直期待寻找机会与清中央政府直接交涉，而咸丰六年（1856 年）十月发生的“亚罗号事件”终于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动武的理由。翌年，英、法两国集结近二十艘军舰、近六千人于珠江口登陆，占领广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开发更多的通商口岸，广东地方的“小算盘”自然破灭。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日本学者菊池秀明撰写清末和中华民国史时，以“南来之风——来自边地的复兴中华的尝试”作为引语，近代以来广州成了传播西方新思想的重要来源地。
道光十六年（1836 年），二十二岁的洪秀全第二次赴广州参加府试的时候，遇到两位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其中一位叫史蒂文斯，他身穿一件长袍，蓄着长须。他们递给了洪秀全一本《劝世良言》。因考试失败而心事重重的洪秀全携带着这本分为九章的小册子，回到了家乡。这为他日后创立“拜上帝教”、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历史契机。
光绪十八年（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的西医书院毕业。他积极活动于广州和海外之间，联络华侨、留学生和当地秘密社团，为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奔走努力。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返回香港创立兴中会总部。就在兴中会策划在广州起义、正式开展革命斗争的同一年，作为广东举人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从广州出发奔赴北京，参加三年一届的会试。1911年4月，革命党人在广州举行了着名的黄花岗起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交会现场
新中国成立后，享誉全球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在广州举行，以规模最大、时间最久、档次最高、成交量最多而荣膺“中国第一展”的称号。改革开放后，广州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粤港澳大湾区、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以及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
广州，从公元三世纪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也是世界唯一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它对海外来客友好包容已经刻进了城市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