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宋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出于对南方人的偏见，不许南方人做宰相，随后将这一思想作为祖训，刻在石碑上训诫子孙后代。

赵匡胤的这一举动被后人誉为最高级别的地域黑。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北宋初年朝里的宰相全是北方人，不仅如此祖训在执行过程中还遭到了扩大化，南方人连状元都当不成。

比如有一年，在一场科举考试中有两名生员作答的策论鞭辟入里，在万千学子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人是山东平度人蔡齐，另一位叫萧贯，来自江西。

结果时任主考官的宰相，大名鼎鼎的寇准就依照太祖遗训选了山东人蔡齐做状元。

事后，来自陕西的寇准二话不说，按照祖训刷掉萧贯，将蔡齐定为状元，并因此洋洋得意，说：“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

由此可见拜宋太祖所赐，南方人在宋朝初年备受歧视。

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建立大宋之前和之后，多次与南方的割据政权交战。战争的过程并不顺利，赵匡胤的很多得力属下战死沙场,他本人也好几次险些死于非命。由此可见，赵匡胤怀恨在心很有可能是南人不得为相的主要原因。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其中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南方远不如北方发达，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学术氛围也是北方强于南方。

首先看人口，西汉末年时南北方人口比例是1:32，北方汉人占了多数，南方主要是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汉人数量很少。

这一失调情况，直到孙坚建立东吴政权南方人口才略有增长，之后五胡乱华和唐代安史之乱时又有大量北人南下躲避战乱，可是即便如此，南方的人口仍然远远少于北方。

直到北宋“靖康之难”，北人大举难逃，南方的人口才超过北方。在这个过程中长江下游的人口增长了将近6倍半，中游增长了近5倍，闽浙地区人口增长最多，将近7倍。两广的人口公元8世纪时只有30多万，到了1200年增加到了120万。

这足以证明，北方的人口在南宋之前一直远远高于南方。同时又因为在农耕社会，经济与人口直接挂钩，那时候北方的经济也强于南方。

有史料显示，金国建国之初，跟北宋作战打了胜仗，向北宋索要一千匹绢绸。北宋乖乖奉上“买路钱”，但是送去的绢绸被金人退回来一部分。

金人给出的解释是：这部分绢绸不达标，比较“轻疏”。

后来北宋政府经过调查发现，符合金国标准的那部分绢绸是“北绢”，也就是北方今日的山东一带生产出来。而退回来的部分则是“浙绢”，是made in nanfang。

不仅是纺织，瓷器制作也是如此，北宋时代五大名窑，四个在北方，南方只有一个。

可见，北宋初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发达，社会生产力和百姓的富裕程度高于南方。

百姓有了闲钱，才有机会读书，才有可能参加科举考试。

庞大的人口基数，加上充足的经济基础，使得北方人才济济，南方相对落后，出类拔萃的读书人也就相对较少。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宋太祖赵匡胤才有底气说：“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南方人才不多，有他们，我们大宋福运昌隆，没他们，我们照样千秋万代。

只是他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王朝只剩下“南方”这半边天。更没有想到，随着和平年代南方不断发展和进步，涌现出一波又一波学霸。

这些人一个比一个整齐，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皇帝不得不违背祖训选取贤才，让他们来做宰相。

赵匡胤的祖训只维持了两代就被打破，自宋真宗任用命来自南方的王钦若为相后，越来越多来自南方的读书人考上状元，当上宰相。

到后来，北宋被打的只剩了“半边天”，全都做了“南人”，宰相的位子几乎被“南人”承包了——南宋共经历了62任宰相，其中南方人竟然占了56人，北方人仅有6人。

不仅如此，此后的明清两朝，朝堂上的南方官员都远远多于北方。

南方完成了神逆转，过程很沉痛，但是华夏文明随着人流和知识涌入，在南方遍地开花，继而得到了升华。

如果赵匡胤在天有灵，看到南方的进步，应该会为自己的狭隘的地域黑和一刀切而汗颜。

世间没有绝对的事，只有相对。南方一时忤逆和落后，不代表永远逆反，不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