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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与“难得糊涂”

2019-12-19 04:01:32

清代乾隆年间活动在扬州一带的郑燮(号板桥),金农、罗聘、黄慎、高翔、李掸、汪士慎、李方膺八人,被人称为“扬州八怪”。八人中除郑板桥、李掸、李方膺做过小小的知县外,其他人均至死不愿做官。就是做过官的郑板桥也与常官不同,他到山东上任时,首先在旧官衙墙壁上挖了百十个孔,说是“出前官恶俗气”,表示要为官清廉。后来他在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任上,以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罢官。“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汇于诗文书画之中,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绝不去趋炎附势,粉饰太平。“八怪”最喜欢画梅、竹、石、兰。他们以梅的高傲,石的坚冷、竹的清高、兰的幽香,表达自己的志趣。这种情趣在郑板桥的书画中就可见一斑。郑板桥喜种竹,爱画竹,他在一幅竹画题词中写道:“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阴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他在潍县署中的那首画竹题诗,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做官者的座右铭,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还有那首《竹石》诗,也是国人熟记在胸,久久不忘,经常引用的佳篇,诗曰:“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板桥诞生的时候,清朝的武力征伐业已结束,他所生活的“康乾盛世”实则是一幅在繁荣背后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众生图,即奴才走狗、市侩、战士、狂生、考据迷、理学家等混迹一堂。扬州在清朝的前半期,由于盐商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彼时彼地文学艺术的繁盛,包括郑板桥在内的着名画派“扬州八怪”就诞生于此,尽管他们中的部分人并非扬州土着,但他们画艺的发展和形成均与扬州密不可分。板桥之活跃于扬州地区,不仅是那里有像金农等便于切磋画艺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板桥于此讨得一个文士一家人的衣食生活。板桥成名之前,曾于扬州鬻画;待到罢官后,再来扬州,其画受欢迎的程度虽远非从前可比,但卖画养家糊口却是相同的。因此,他用一方“二十年前旧板桥”来表达人世瞬忽而我依然如故的感慨。既傲于自己不曾因当官而稍改自己为人的风骨,亦悲叹于自己卖画糊口终老的实际境况。

其实,板桥起于青萍之末,是很想用自己进仕的机会为民众做点有益的事。科举应试是彼时士子腾达的唯一途径,故尔板桥于此究心尤多,用力甚勤,一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就是他苦学历程的一个缩影。本来这样的苦苦追求,对于长于寒素之家,生于草莽之间的板桥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猛烈的追求,所寄希望越大,其失望就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当他想以寒微之驱为劳苦大众做点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现实对他的教育却是无情的。要达到在官场游刃有余的境界,除非你与大批的贪官庸官同流合污,打成一片,否则生活在官场上就于心不安。而要想救民于水火,又谈何容易?想以德泽加于民,而又不善于趋迎阿谀,溜须拍马,在官场哪有不失败的呢?板桥为官后,正是做不到糊涂园融,常常得罪上峰,尽管他耿介地自称为“橄榄轩主人”,以放言高论、臧否人物自许,但最终就在他书写“难得糊涂”一年后而去官。鲁迅先生说,他只不过“叉手叉脚”地“表现了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而已(鲁迅《淮风月谈·难得糊涂》)。但是板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那些神出鬼没的艺术创造,竟然不如这句牢骚话能得到更广泛的响应,而被今人所青睐。

说起“难得糊涂”,还有一段神奇的来历。郑板桥在山东任上,一次游览莱州的云峰山,本想观赏其山中郑文公碑,但因盘桓已晚,便借宿于山中一茅屋,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自称“糊涂老人”。主人室中陈列一方桌般大小的砚台,石质细腻、缕刻精良。郑板桥大开眼界,赞叹不已。次日晨,老人请郑板桥题字,以便于刻于砚背。郑板桥即兴题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后面盖上“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方印。因砚台大,尚有余地,板桥就请老人写上一段跋语。老人提笔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门也。”他也用一块方印,字为“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见之大惊,方知老人是一位隐居于此的高官。由于感慨于“糊涂老人”的命名,板桥又提笔补写道:“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两人如遇知音,相见恨晚,遂谈文说词,畅谈人生,结为挚友。

郑板桥这则包含反讽意义的题词,后来广为流传,以至于几百年后的今天,一副“难得糊涂”的匾额挂得到处都是。今人有的将这副条幅挂在自己的居室里,有的挂在办公室里,有的还挂在公共场所内,甚至还有人将铸有“难得糊涂”的铝合金“语录”牌佩带胸前。至于口头引用“难得糊涂”者,更是比比皆是。这当中,有的是出于钦佩它含有深刻的人生哲理,有的是由于对郑板桥书法的喜爱,而更多的是陷入了误区,将它理解为:待人处事不可过于认真,还是“糊涂”一点为好。世人误读“难得糊涂”,正与黄钓宰反金圣叹三十三快哉之意而作的《述哀情》中的一条相同,“生性不能懵懂,遂致无穷思绪,误于聪明,触色闻声皆成苦趣,岂不哀哉!”

然而板桥的本意并非如此,他不是不聪明,而是不想太聪明。通行本《板桥集》里所保存的十六封家书,就有许多告谕人事应对良方。他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人讲,不聋不瞎,不能当家。果真又聋又瞎,怎能当官坐衙?”这分明是告诉世人,他对那些贪官污吏看得清清楚楚,而要让他老郑睁着眼睛张着耳朵去当一介“又聋又瞎”的“糊涂”官,简直是不可思议,太难太难了!郑板桥在当七品官时,也曾对统治者抱过一丝幻想,他的想法不只是想独善其身,而且还想普济天下。后来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他明白了,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天下既非黎民百姓的天下,亦非你郑板桥的天下,因此不是你想济就能济的。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要幺是自我感觉良好,要幺是痴人说梦。板桥于此大为受蔽,一姓一家之天下的政体结构,哪能容得你想为人民服务就为人民服务呢?如是观之,板桥“难得”的还是“糊涂”。

由此看来,难得糊涂≠糊涂难得。主张遇事不必认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显然委实曲解了郑老先生的本意。如若先生在天有知,不指责那些“糊涂”后生才怪哩!

纵观郑板桥的一生,从“一官归去来”,到“三绝诗书画”,人们可以看出,政治抱负与艺术创造,虽然所需要的素质和评价标准不同,而要将其集于一身,其难度可想可知。当官,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不惜手段地洞明人事,而且还须具备运筹于股掌之间的本领,而对艺术创作则需要一副与世无争的“在野”心态,能不时以民间的活力,作为一块浇灌自己心灵的圣地。郑板桥正因为有“一官归去来”的经历,最后才有“三绝诗书画”的收获。虽然我们不能就板桥绝大的艺术成就而感谢官场对他的“修理”,使他及早迷途知返,但官场的失败,却带来了艺术的幸事,却是不争的事实。板桥的晚年生活,在他自己的《靳秋田索画》里曾作过详尽的表述:“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曹贱相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人之安享也。”其实板桥作为一位狂放的文士,活在那个暗昧专制的时代,不合时宜的命运是铁定了的。他的苦处不仅在于“我于困顿已无辞”,而且还在于他的艺术创造对时代的超越性,所带来的对他无尽的误解。即使他与世俗社会妥协,且向它们投降,世俗社会仍然认为他不够彻底,“束狂入世犹嫌放,学拙论文尚厌奇”(自遣)。既然事情是这个样子,板桥也就只好放野,一路的狂怪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