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会碰到几次机会，遇到几个贵人，加上自身的努力，让自己华丽转身，进入一片崭新的天地。一九七八年的高考，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次机会，我的母亲和姐姐妹妹，还有生产队里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民，是助我华丽转身，让我进入一片崭新天地的贵人。

一九七七年，国家出台新的政策，实行多年推荐上大学的制度结束，恢复高等学校通过文化考试招生的高考制度。我们这些曾经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口朝黄土背朝天的回乡青年，心里激动万分，决心通过高考这个机会圆自己的大学梦，实现“吃商品粮”“穿皮鞋”的愿望。激动之余，心里也很彷徨，因为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回乡后，我一直与生产队里的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睱接触书本，就连到大队当个民办教师都成为一种奢望；高中时学的那些知识要重新捡起来，还得花费很多时间复习；与我先后回乡的青年，有几位在大队当民办教师，他们参加高考比我有优势。当时的高考报名有两种选择，可报名考大学 ，也可报名考中专，权衡自身情况，我决定先报考中专，以后再找机会报考大学（参加工作后的一九八六年，我又考入湖北大学政治教育专业，获法学士学位）。

报名在即，我向队长请了假，怀揣着母亲给的伍角钱，与几个同伴到公社教育组报名。来到报名处，门口已挤满了人，有跟我一样身份的回乡青年，有下放在各大队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也有回乡多年的三十多岁的老三届（66届、67届、68届）初、高中毕业生。排队的队列中有的赤着脚、裤管卷得老高，有的穿着沾满泥土的布鞋，在公社教育组门前等候报名，大家渴望通过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询问在场的同伴，原来我们大队十多个回乡青年报名都是中专。

高考报名后，工作人员通知我们，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当时没有复习提纲，复习资料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的堂哥在沉湖造纸厂工作，我在他们准备打纸浆的废纸堆里找到一本中等专科学校的《代数》课本如获至宝，接着在家里将自己读初中、高中时存留的课本找出来，又找大队正在读高中的应届生借了一点残缺不全的资料。几科资料搜集“齐全”后，我给自己制定了作息时间和复习计划：早晨出工前复习政治，中午收工后复习语文，下午收工后复习物理，晚上复习数学和化学；同时，我将每个学科的总体复习内容分解，按照“先紧后松”的原则分配到高考前的每一天，将前期的单位时间安排的复习内容多一些，后期的单位时间安排的复习内容少一些，这样安排，如果有新的复习信息和内容，我就有充余的时间接纳和消化。因经济困难，舍不得买正规的作业本，我到镇上文具店买来伍分钱一张的白纸裁成16开钉成作业本。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复习，妈妈和妹妹将家里做饭、洗衣、喂猪、及自家菜地里耕、种、浇水、施肥等家务全部承担起来，出嫁了的三个姐姐及姐夫们也时常到家里帮忙做一些农活。妈妈和姐妹们的深情和希望，给了我极大的温暖和信心，也给我巨大的动力和压力。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考出去，不辜负妈妈和姐妹们的期望。

每天天不亮，我就拿着政治资料在房间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地读背起来，晦涩难懂的政治术语、枯燥乏味的问题答案，绕得我头昏脑胀。口干舌躁了，就到水缸里舀一瓢水喝；肚子饿了，就将妈妈用陶瓷坛子为我准备的“鲜米粉子”舀一碗用开水调着吃。上工了，我拿着劳动工具跟在出工的人群中间，嘴里还背着资料上的内容。中午放工后，我匆忙吃一点饭后赶紧复习语文。晚上复习是我最惬意，也是复习效率最高的时间。寂静的夜晚，房间的小桌前，一盏暗淡的煤油灯（当时经常停电），伴随我在书海中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的甘泉，时而书声哗哗，时而笔端沙沙。堂屋里纺花车嗡嗡的纺花声，那是妈妈在夜纺伴读。天热难耐，我在身边准备一条毛巾擦汗，心中提醒自己，心静自然凉。蚊子叮咬，我就用一只木桶装满水，双脚泡在水桶里，腿上用摘棉花的棉布包袱盖上，蚊子就无法咬我了。夜深了，妈妈总会做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或丝瓜面条给我吃并催促我早点休息。吃完面条后，我赶紧回房间复习，妈妈看我房间亮着灯，又继续纺花。常常是第二天天亮了，我趴在书桌上睡着了，妈妈坐在纺花椅上睡着了，队长喊工了，我们匆匆洗把脸就出工。这样的作息时间和复习模式坚持不辍，雷打不动。农村经常停电，妈妈每个星期为我到镇上买一斤煤油，以保证我的复习不受停电的影响。

为了方便复习，提高复习效率，我将有些政治题目的答案、数学公式、物理上的定律、化学元素周期表、化学分子式、化合价等常用知识用白纸抄好贴在房间四周墙壁上，收工回家后，我就能随时阅读复习。同时，我还将复习内容写在小本本上和手上，出工时，一面干活，时不时地伸出手来看几眼，加深印象。田间小歇时，别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嬉戏打闹，缓解疲劳，我则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拿出小本本，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抓紧复习。我想，在我们准备参加高考的十几个同伴中，他们的家庭条件和复习环境都比我好，我唯有加倍努力才能赶上和超过他们。

农村的文娱生活少，公社放映队每月巡廻各村放一次电影，那是老百姓盼望已久、难得的文化生活啊。每次放映队来到我们大队或邻村放电影，妈妈总是说，出去看看电影吧，别太劳累，我都以种种理由推辞。有一次，公社放影队在离我家四十多米远的新修公路上（当时没通车）放电影，妈妈又催我去看，我硬是没去。我想，现在去看电影，今后就没有时间看电影，现在不看电影，是为了以后静静地坐在电影院里看更多的电影。电影开始了，轰隆的电影发电机声，悦耳的电影剧情说唱声，噪杂的人声，小贩的叫卖声，回响在寂静的夜空。我关上房门，耳朵里塞上棉球，专心致志地学习，电影什幺时候散场，我居然一概不知。

复习中，有些遗忘了和不懂的知识，我记录下来，碰到放星期回家的应届高中生，我像小学生一样向他们请教，顺便咨询他们复习备考的方向和进度。有一次，我们大队五小队一王姓应届高中生告诉我，近期乾驿中学李书普老师有一场高考政治辅导讲座，听到这一信息，我兴奋不已。讲座那天上午，队长布置我的农活是棉田治虫，我向队长请假，希望能去听听讲座，队长很理解我，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我高兴地向三公里以外的乾驿中学跑去。到了讲座现 场，宽敞的大礼堂坐满了听课的应届学生和各大队来的社会青年。我来不及擦一擦满头的汗水，找了个空地坐下，掏出用白纸订成的本子，一边听一边记。李老师的讲座内容有些是我复习过的，有的是我复习了还不理解的，也有一些新的内容，这次讲座为我解决了不少疑惑，也是我复习过程中唯一一次轻闲地听老师辅导，后来虽然也有其它学科的辅导讲座，由于农活较忙，我不好意思再请假而未能参加。

劳动之余的紧张复习，身体和心理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盼望高考快点到来，让我尽快缷下这份沉重的负担。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是决定我前途命运的关键日子，心里既兴奋又紧张。七月二十九日早晨，妈妈早早起床了，我看见妈妈在堂屋的上位中间烧纸点香、拱手跪拜，嘴里念念有词，我知道，这是妈妈在为我祈福，妹妹也在厨房做早餐，看到这些，我的泪水刷刷地往下流。我在房间仔细地清理准考证、铅笔、三角板、圆规等考试用品，拿出第一天考试的复习资料，将钢笔袋子的墨水吸足。做完这些，妈妈和妹妹给我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条和四个煮熟的鸡蛋，妈妈一面将筷子递给我，一面嘱咐：“儿啊，吃完早餐后直接到学校，路上不要和别人说话（后来才知道怕说话招惹是非而影响考试）；考试时心里不要慌；考试结束后直接回家。”我含泪低头吃着面条只是点头，说不出一句话。临出门时，妈妈将四个鸡蛋放在我的手里：“儿啊，留着中午吃，记着妈妈的话啊。”我擦干眼泪，将还带有妈妈余温的鸡蛋放进黄色帆布挎包，大步向考点走去。

来到考点，已是人头攒动，我拿出第一场考试的复习资料快速浏览。铃声响起，考生象潮水般涌向考场。我在乾驿中学最北面一栋平房西边第二间教室第一组第三排靠过道的座位坐下。第一场考试科目是数学，这场考试的监考教师是廖鹏根老师和一谢姓老师，分发试卷的时候，廖老师很和蔼地提示我们：“一年一次，机会难得，认真答题，不要慌张。”当时的考场，考生之间的座位没有间隔距离，我这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农村娃，眼睛紧紧盯着自己的试卷快速答题，不敢有丝毫的斜视。由于复习充分，加上监考教师态度和蔼，不一会，试卷前面六十多分的试题很快做完。正当我继续往下答题的时候，谢老师站在我的旁边，盯着我的试卷不停地看，继而拿起我的准考证看。我想，我既没左顾右盼，更没抄袭夹带，谢老师为什幺盯着我的试卷和准考证看呢？胆小的我，此时头脑一片空白，后面的题目一个也不会做了。考试结束后，我找到我的亲戚、时任乾驿中学校长龙诗训，要求他问明谢老师观看我试卷的原因。龙校长带我找到谢老师，谢老师说“我看这个考生前面的题目全部做对了，我看他叫什幺名字。”听到此言，我疑惑的心情得到了安慰，但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转身跑到学校后院西边的树林里抱头静坐，直到下午考试铃声响起。下午考试科目是政治，由于复习还算扎实，考试没有悬念，轻松结束。第二天的考试科目是物理、化学（物理、化学两科合一张试卷）和语文。这一天的考试都很顺利。

经过两天紧张的考试，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心情轻松不少，但等待高考分数的日子也难熬 。二十多天后，考试分数出炉，我们全公社初次录取三十多人，我的分数为225分（当年的录取分数线为200分），数学62分，我是我们大队十多个参考者中唯一一个被初次录取的考生。

接下来的程序是政审、体检、填报志愿和最后录取。大队干部、群众听说我被初录了都为我高兴。因为我们家境贫寒，勤劳善良，诚实做人，人缘很好。政审时，大队干部对我评价很高。写评语时，大队党支部委托大队会计赵桃仿和出纳吴善兵两位同志亲自执笔，写好评语后执意要给我看，让我觉得满意后才盖章，唯恐哪句话写得不当影响我的录取，大队党支部领导及两位会计出纳的真诚厚道，我一直铭记在心。体检时，我身体虽好，但人较瘦，以至于称体重时，我背着装有五斤重资料的书包，穿着一件雨衣站在地秤上也只有一百一拾伍斤。填报志愿时，因为我对教师这一职业情有独钟，所以，在三个志愿栏中全部填上了“湖北省沙洋师范学校”。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等待录取通知书。

可能是人们对我家境的同情，巴不得我快点被录取，也可能是怕我等得心焦而宽慰我，时常有人对我说：“你的通知来了。”待我认真询问时，人家又说“我们在逗你乐呢。”九月的一天，大队派我与公社农机站的两位司机到京山县的雁门口拖石灰回来修桥，从京山雁门口装满石灰返回天门县城时已是傍晚了，我们就在天门沿河旅社住下后准备第二天早晨回大队。我和司机商量去天门剧院看天门花鼓戏，刚走出旅社不远，我们大队四小队会计毛胜国来天门出差也到沿河旅社住宿，他见到我便高兴地说：“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说：“你不要拿我开心了。”他说：“是真的。”我说：“那我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哪个学校？”他说：“沙洋师范学校。”听到这里，我兴奋得跳了起来。因为我填报的志愿别人是不知道的，他能说出我填报的志愿，说明我的录取通知书真的到了。我向两位司机说明情况，并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包贰角玖分钱的长支东方牌香烟，退了房间连夜回大队。

拖拉机在崎岖不平的公路上前行，我的心也随着轰隆的马达声跳个不停。回到大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我和司机将满载石灰的拖拉机停在大队小学操场后立即赶到大队会计家，人家已经睡觉了。我冒昧地叫醒会计，询问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否到了，大队会计热情地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在他的办公室，明天早晨给我。得到确切消息后，我连连致谢，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回到家里，我将这天大的喜讯告诉正在纺花的妈妈和纳鞋底的妹妹，妈妈放下手中的纺车和棉条，双手合掌，嘴角颤抖喃喃细语：“老天保佑，祖宗显灵，我儿有出息了。”妹妹站了起来，眼里噙着泪水激动地说：“哥哥为我们家争气了！”屋里溢满温馨和喜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妈妈的艰辛和期盼，姐妹们的关心和付出，我人生道路上的跋涉与拼博，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一闪过，泪水顺着眼角哗哗地流下。

亲戚朋友们得知我考上了，纷纷前来祝贺。有的送礼金二元、三元，有的送来脸盆、忱巾、热水瓶，大队宣传队的同事们送来毛主席语录和笔记本，深情厚意令我感动。为了酬谢大家，也为了对我的高中表示庆贺。姐姐妹妹们亲自下厨准备了几桌酒席，妈妈忙前忙后招待客人，她老人家虽然腰背不怎幺硬朗，却步履轻快，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脸上露出甜蜜的微笑。

报到须知上的入学报到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妈妈和妹妹给我购置了全新的床上用品和生活必需品，二姐拿来了她出嫁时的红漆木箱，大姐和三姐给我买了一双时髦的皮鞋，这是我二十三年来第一次穿皮鞋，它预示着我实现了“吃商品粮”“穿皮鞋”的梦想。姐姐和妹妹们提议给我缝制一套新的外衣，我向妈妈提要求，能不能给我做一件卡布中山装和一条的确凉裤子？当时的的确凉是很时髦的布料，妈妈迟疑了一下说：“儿啊，做一件卡布中山装，不做的确凉裤子，用一条的确凉裤子的钱能做两条卡布裤子，这样可以替换着穿。”我马上答应了，因为这样划算。

入学前一天的晚上，平时“嗡嗡”的纺花车也停止了鸣叫，妈妈坐在纺花椅子上，把我叫到跟前，她说：“明天就要上学了，妈妈看到你有出息，这辈子没白活。你爸爸走得早，出门碰到熟人，不论老少，要主动打招呼，跟人家握手时要摘下墨镜和手套，免得别人说你没有教养。在学校要好好用功，注意身体，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妈妈不停地说着，好像要把她这大半辈子的苦水及对儿女的希望一股脑地倒出来，我静静地听着，不住地点头。此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妈妈的不易，真正地懂得了“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的含义。夜深了，妈妈把她早已帮我收拾好的行李又清理了一遍才催我休息。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清晨，我早早地起床，走出门外，阳光灿烂，微风轻拂，我的心情格外畅快。吃过早餐，我的姐姐和亲朋好友们都来为我送行。三姐将一头是红漆木箱，一头是被子和生活用品的担子挑在肩上走出大门，妹妹背着我的黄色帆布挎包跟在后面，大姐和二姐扶着妈妈站在大门口目送我，我跟在三姐和妹妹后边与乡邻们不停地打着招呼。当我再回头时，看见妈妈颤微微地站在原地，稀疏的白发在微风中摆动，泪眼婆娑却面带微笑向我挥手，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我是在妈妈和姐姐妹妹们的无私奉献中走出来的，我将在她们的殷殷期盼中走向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