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0年7月14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上午，街道居委会的领导和积极分子敲锣打鼓来到雪洞二路38号我家门前，听到锣鼓声我爸我妈赶紧出门迎接。寒喧几句后，一名干部双手举着“下乡光荣”的大红喜报贴在自家的大门上。随后，爸妈将早已准备好的被褥行李和少量的生活用具放到街道拖来的板车上。其实两天前，家里人和我就接到了街道关于知识青年下乡的通知，下放地点是西赵公社杨秀大队，杨秀距皂市上十里路，不算太远，平时赶路一个多小时即可到达。

随同下乡交接的是一街道干部和一拖行李的临时工。板车走到巷子口转弯处，我赶紧看了一眼即将消失的家，只见父亲唉声叹气，母亲站在门口用衣襟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因为他们知道小儿子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另一样的生活，儿行千（十）里母担忧啊 !

走到西大桥下游不远的长汀河边，只见河边红旗招展，河水里人头攒动，其中领头的举着红旗，背步枪的紧随其后在河里武装泅渡，后面还有不少人在水里跟着，岸边吆喝声呐喊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打听后才知道，7月16日是毛主席横渡长江四周年纪念日，今天各单位抽调基干民兵预先排练，后天正式横渡长汀河，以此纪念毛主席1966年7月16日畅游长江四周年。想到自己已经不是镇上的居民了， 心里顿时五味杂陈，失落和惆怅，也不愿在此长久驻足，于是催促大家赶紧向杨秀出发。

杨秀是天门，京山，应城三县交界之处，有一种一脚踏三县的感受。三地鸡犬相闻，民风淳朴。从地图上看，杨秀七个自然村犹如一条光带似珍珠一样串在了一起。

到达杨秀是七月间，皂市来的四名知青在杨秀三队落了户。这是一个不到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三排农居从低往高坡毗邻而建。村前有一硕大的水塘，水质清澈，水塘边的大榆树枝冠荗密，荫凉习习，榆树旁用青石垒砌的台阶伸入水中，乡亲们每天在此挑水，淘米，洗衣。榆树下大家每天端着一大碗饭东扯西拉话家常。屋前小路连着村外的大道通往外面的世界。屋后的山坡荒地长着一丛丛山竹和灌木林，隐蔽幽深，那是野兔，蛇，猪獾的家。东边高地是队里的禾场，宽敞平整，禾场旁是仓库，里面堆放着粮食和农具。远远望去，整个村子绿树遮掩农家，房屋错落有致。七月，是农村收获的季节，也是一年当中最繁忙的“双抢”季节。新来伊始，每天清晨吃早饭后和村民一块下地，干到中午回家烧火做午饭，吃完饭休息片刻后又下地干活，下午太阳落山了才收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老而原始。由于是新手，队里给我们每天记八分工（十分为一个工）。按农历时节来算，早稻不插“五一”秧，晚稻不插“八一”秧，倘若误了农时季节，秋收减产或颗粒无收。因此抢收抢种乃重中之重，那些日子也格外的忙。白天抢插晚秧，晚上还要将禾场上的早稻草头赶紧用机器脱粒，脱粒机全大队轮流转，时间耽误不得，一直要忙到下半夜才能回家睡觉。如果在脱粒过程中遇到下大雨，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更是忙得“人仰马翻”。有时半夜干活累了饿了，队里将收上来的新米淘好，在禾场用大锅大灶大蒸笼蒸熟，然后熬上一锅荷塘里挖上来的藕汤，犒劳饥肠辘辘疲惫不堪的大伙。撂下手中干活的工具，吃着香喷喷的米饭，喝着新鲜味美的藕汤，大家疲倦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丰收后的喜悦。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晚丰盛的美餐。

三队与陈家湾仅隔一条溪沟，陈家湾是应城杨家岭的一个自然村。杨秀二百多亩良田三面丘陵环绕，汤池的温泉水长年顺流而下，沿途形成一条约三米宽的溪流，在沟壑的怀抱中缓缓流入沙子河。这来自地下的温泉水滋养了溪边田里的生灵。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杨秀的粮仓。每到夏天，这广袤的田野纵目望去，一片片稻海泛起阵阵绿波，“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由于流下来的是泉水，水稻经过水中微量矿物元素的滋养灌溉，颗粒饱满，口味醇香。沉甸甸的稻穗迎风摇曳，看来今年的收成不错。

白天大伙一起在田里割谷挑草头，因犁田的技术活不会，我们跟着妇女们在水田里插秧。插秧也不熟，插秧慢，像捉虫，秧距如蚯蚓歪歪扭扭，妇女们先是笑着奚落一番，然后指导插秧的间距和行数，时间一长也慢慢掌握了插秧的技巧。只是半天下来，腰疼得伸不直，腿像灌了铅挪不动步，还要时刻提防水里的毒虫和蚂蟥虰咬吸血。多年后读到一本书这样描写插秧 : 赤脚双双来插秧，低头看见水中天。行行插得齐齐整，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诗写得文艺和浪漫，押韵又有节奏，可惜当时实在没有这诗意。

刚来杨秀，由于知青安置款还未拨下来，自己住的房子没有建起，我们四名知青暂时安置在农民的家里。其中二人住队长家，我和另一知青住在老乡王洁中家，王洁中大我们十几岁，有一儿一女，我们称呼洁中哥。洁中哥家宽敝，一家人淳朴厚道，心地善良。每当我们遇到难处时，两口子总是热心帮助我们。他们家有什幺好吃的，有时还给我们端来一碗。队里分给我们一块菜地，洁中哥手把手地教我们种菜施肥。不用很长时间，我们也慢慢学会了种菜，基本自给自足。

杨秀王姓是大姓。大队书记王桃生，大队长王洪生，民兵连长王火生。三队队长王又生是王火生之胞弟。三队会计王友生，民兵排长王强生是王友生的胞弟。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各个自然村的带头人。“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最关心，最头疼，最无奈的问题，农民也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记得那年三队年终结算，每个工分二角钱不到。能分红的户数极少，而且不少家庭属超支户。有的户老幼多，劳力少，挣的工分也少，一年忙到尾，挣不到一分钱，反而倒欠队里的钱。对这样的农户，大家称谓“超支户”。因队里每次分粮分物折合为现金兑换。有的超支户可以想办法偿还队里的钱，本人有手艺在外打工赚钱，也有的实在无钱只能欠着。

三队的花子哥（大名忘记了，村里人都这样叫）就是典型的还不起钱的“超支户”。花子哥三十几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显得面老，瘦骨嶙峋，但天性乐观，一副天不愁地不怕，有着‘’今天有粮今天过，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无奈气概。老婆有精神智障，蓬头垢面，经常跟着一群孩子在村里手舞足蹈地傻笑，几个孩子面黄饥瘦，衣服褴褛。大队干部走访“超支户”来到他家，泥坯土墻四处透风，家徒四壁，找不到一件完好的家具，男女老幼绻缩在一起，全家合盖一床破被褥。说句公道话，尽管如此贫困，家里的几张嘴不能不吃饭，花子哥还是感谢照顾他们一家的生产队。

70年是知青下乡年，一同下到三队的还有李光明，张重庆，胡植松。李光明机遇好，下乡后的第二年招工走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干的不错，直至退休。张重庆1975年招工到江汉油田，张待人厚道，踏实肯干，曾任钻井队队长，后转战河南中原油田，已退休，现和孩子们定居在濮阳。胡植松命运多舛，从下乡到返城这条路走了差不多十年。这十年是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充满着艰辛和苦涩。从小家贫，生活艰难，儿时在纸上写了不应该写的字，在当时属大逆不道，成为以后人生道路上的羁绊，还要慢慢咀嚼自食的苦果。79年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胡植松成为杨秀最后一批返城知青。皂市粮管所接纳了他，可惜好景不长，几年后粮油取消供给制，紧跟着改制、下岗。生活无着落，只得在街上当起了“麻木”司机，带人捎货赚些辛苦钱。恰好粮管所六五仓库后有的是空地，空闲之余抡起锄头开荒种地，经过一番辛勤耕耘，菜地硕果满园。青的白菜，红的萝卜，绿的黄瓜，丝瓜豆角爬满架，自用之外还可销售补贴家用。插队十年，风里来雨里去，练得一手种田的好本事。艰难求生之余，胡植松有一简单愿望，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上学读书，再穷不能穷教育，“书中自有黄金屋”。今后孩子学业有成，找一好工作，不要走自已的老路。早些年回皂市见到胡植松，多年不见，生活的磨砺使人显得苍老和淡然，说起过去的坎坷只是黯然一笑。他说孩子正在武汉读大学，他们在经济上要全力地帮助，一脸的欣慰和期盼。

四队五队是一自然村，村大人多，以后划分为二个队。五队南端紧挨着长汀河，河水清澈透明，碧波荡漾，河对岸是周黎大队。两边历来亲戚多。冬去春来，每年春季如约而至，“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犁耙水响，春暖花开，一年之计在于春。社员们田里插秧时突然发现缺秧苗了，队里的人二话不说马上划船到对岸的周黎，大家都熟悉，彼此打个招呼后扯上秧苗再划船回来补栽。当然，周黎也有需要杨秀帮忙的时候。相互帮助，集体协作，亲情和友情交融。

一队位于杨秀最北面，位置偏僻，也是天门的北大门，地势最高，登高远眺，远方山峦逶迤朦朦胧胧，长汀河如一条玉带蜿蜒伸展在天际。其实远方并不神秘。远方的天际如同杨秀脚下这块黄色的沙砾土地，沙砾土地适宜松树，柏树生长。丘陵沟壑纵横，各种绿树灌木掩映农舍，农舍上空炊烟袅袅，“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里是一队居住地。

一队黄姓人多，俗称黄家湾。黄家湾与京山曹场管辖的孙家湾毗邻。黄家湾山地多，各种耐旱树木分布在不同的山坳和丘陵。地势高风水好，常年祥瑞彩云笼罩。自八十年代起，杨秀开发征用了这块风水宝地，建成皂市最大的公墓陵园，成为逝去老人们的安息地。

七十年代并无此规划。当时大队有一农副业基地，美其名曰“农科所”，其实就是搞点赚钱的副业满足大队的各项支出。一队不远的西边山坡有几间屋就是农科所所在地，周边开垦荒地种药材和经济树苗，另外大面积种植黄花菜，黄花菜从栽培，管理，采摘，蒸熟，晾干，工序繁缛，经济价值比较高，产量不高，尤其显得金贵。妇女生小孩后黄花菜炖活鲫鱼有营养，催乳效果好，妇女坐月子的首选。黄花菜又叫金针菜，晾干后金黄色如针状，阡细而长，半透明状，一股诱人的清香。我一同学母亲临终前唯一的奢求就是想喝口“金针汤”。可见黄花菜那年月受到人们的青睐，市面上出售还要凭票供应。农科所人员从各小队调入，工分在小队记。那几年经济效益较好，扣除各项费用后，所有收入基本全部上缴大队财务。

文革十年，1966年——1968年是最疯狂的年代。武斗不断，政局失控，直到1969年局势才慢慢平稳理性，国家开始有选择性地进行经济和三线工程建设。

冬季农闲季节的到来，妇女们在家做些诸如清肥，晒棉花，修补沟渠等杂事，队上的男劳力则外岀从事大型水利基本建设。70年冬季到胡市灭螺，挑土筑堤填低洼沟堰，把传播血吸虫的钉螺彻底消灭。住在当地老乡的家，稻草铺地，随身带来的被子两人合睡。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吃完饭后挑起箢箕扁担上工地，到工地天才蒙蒙亮，晚上天黑回老乡住地。工程实行包干，以公社为单位，验收合格才能回家。时间短，任务重，一直干到年底才完工。

“三线建设要抓紧”，这是毛主席对建设三线的重要批示。1971年我作为生产队外派劳工前往远安县066工地。066是远安县山里军工厂的代号。当时很多厂房都在破土动工，海军的军代表驻厂指导监督。我们公社去的二十多人在远安县城下游河边沙滩上挖沙，河沙经筛滤后用卡车拉到山里建筑工地使用。河水蜿蜒曲折，清澈见底，那是一条长年奔腾不息的河流，远方是莽莽大山，森林植被保持完好，山青水秀。住处的后山坳，巨石耸立，苍松翠竹，峭岩清涧。

70年代生产队每年都有劳工外派任务。原村民一般不愿外岀，知青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外岀就理所当然了。

72年五一刚过，我又被派往松滋建设枝柳铁路，施工地点在王家桥黄冲湾。到那才发现去了很多皂市知青，都是为着修铁路来到这里，大家下放在不同的公社，平时都难得见面，异乡相聚分外亲热，分散住在不同的村子。我们的工作是每天手工打眼放炮，挖山抬石挑土，将整座山炸平，形成铁路路基。工作繁重枯燥，生活十分艰苦，山区缺乏蔬菜，几乎吃了半年的腌菜酱油饭，有时派人坐船顺江而下到沙市买菜，一般为二人，回来时在洋溪下船，两人各挑一担蔬莱走十几里山路回到住地。十一月，我们劳务输岀的工期已到，但那段工程仍未完工，只得转交给下一任施工方
经过半年多的辛苦劳作终于在11月中旬回家。刚回生产队就接到了征兵体检的通知。原来我还没回来，大队民兵连长王火生到公社替我报名应征入伍。经过一系列的身体检查，体检完全合格。其实大队适龄青年不少，很多人因一些原因不符合部队要求只能放弃。队里有两人体检合格但只能走一个，大队推荐本队青年，招兵的干部执意要带我走，军方有最终决定权。就这样在12月初接到了入伍通知书，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大队民兵连长王火生是我们三队人，退伍军人，我一辈子要感谢他。听说几年以后因患病去世了。

我是1970年7月14日下放杨秀，1972年12月8日离开杨秀参军入伍，历时两年半。30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也不是太短，对于农村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农民淳朴善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个大时代与个人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而且信仰纠葛着。有人说“青春无悔”广阔天地炼红心；也有人说是“蹉跎岁月”虚度光阴，各执一词。但以后的岁月再也没有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去了。

十几岁的孩子，本该坐在教室里学知识学文化，却背负着“知识青年”的虚名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山下乡时，千军万马一条道，就业返城时，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表现好就能返城，而是所谓出身好有关系才能捷足先登，对于大多数知青而言，返城的路充满着辛酸和苦楚。他们曾是返城后企业转型下岗的主力军，年老了退休待遇菲薄，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年的知青，大都已近七十岁，最小的知青也近六十了。这一代知青都已步入老年，过往的经历已成为回忆，逝去的不会都忘记。他们的命运随着社会变幻而浮沉。草根变凤凰的毕竟是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愿一代知青多珍重，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