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的来看，工厂孕育了工业文明和工人阶级，从小的来看，工厂也孕育了厂子弟。厂子弟，很难有一个正式和准确的解释。你不能说你生活在工厂里就是厂子弟，在我眼里，厂子弟应具备这样的元素：生活在上世纪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父母在厂里工作和生活了一辈子；

进过厂里的托儿所，读过厂里的子弟校；接父母的班，在厂里工作；大部分兄弟姐妹都在厂里工作。最重要的是，所在的工厂成为他的身份和名号，成为他生命中抹不去的刺青，成为他的生命原乡和精神皈依，成为他行走江湖投名状，直到他离开人世，空气中会飘来三个字“厂子弟”。

厂子弟之间有着特殊的、如同血浓于水的兄弟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厂子弟和另一个厂子弟可能从一出生就在同一座大院或楼上楼下，从咿呀学语时，就在一起读托儿所，又在同一个子弟校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他们有着共同的同学、老师，有着相互勾连、亲密无间的童年、少年、青年。他们一起上学、放学，进厂后，又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成为工友。情感都是时间打磨出来的，这种贯穿一生的同气连枝和相濡以沫，窖制出浓酽如酒的兄弟情感，特别是青春期的经历，彼此的生命深深地嵌入对方，留下鬓如雪时可以回望的青涩月光。

就拿我的几个厂子弟同学来说，住得非常近，近得如同一棵树生出的枝桠。当要出门玩耍时，我就从家里出发，往右走一百多米，一下子就可以喊出五个以上的厂子弟同学。最后一个同学住一楼，我们一队人常常蹿进他家那个窄小得吐烟能吐到对方脸上的小屋里，抽烟，打牌，神侃。他父母回江苏探亲时，他家就成了我们狂欢的天堂，夜不归宿、通宵达旦地玩耍，放肆地释放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就差点上房揭瓦了。没几天，他家一地狗血，一片狼藉，留下我们颓废、浮浪的味道。那时，觉得时间永远都挥霍不完，觉得每天都可以重复眼前的快乐。

人与人之间共处相融的时间决定了彼此情感的厚薄和关系的疏密。而厂子弟从小到大都在工厂社会，彼此之间的交集可以说接近了最大值。不似现在，社会生活流动性大，生活和工作的地点不会囿于一处一地，所以，像厂子弟那种从小到大都活在对方身影里的交情基本绝版了。而且，很多厂子弟的父母都是朋友、战友、工友，甚至是世交，这种关系也庚续到下一代身上。因此，厂子弟之间的关系被那个钢铁岁月打造得非常铁。我要好的同学都是厂子弟，青春时，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一起上学和放学、上班和下班，还体现在一起狗血，一起颓废。

我记得，电视转播《陈真》后，社会上流行穿藏青色中山装，那时，才参加工作，一件中山装的价格要花掉一半工资，但我和几个厂子弟毫不犹豫地每人买了一件中山装，走在路上，一看就是一伙同党。流行烫发时，又一起去烫爆炸头。我有一张在太白公园的照片，和四个同学合影，其中四个穿着中山装，三个披着卷发。青春永远在追赶时髦，就像穿中山装、烫头。厂子弟还经常打架，那时打架仿佛是一堂必上的社会课。在生活区，厂子弟打架就像101冒出的锈黄烟雾一样频繁，一样多。那些以打架出名的操哥和传说，成了很多厂子弟的江湖梦。也许在他们眼里，英雄是用血浇铸的，无论是打架的血，还是牺牲的血。

厂子弟的地域意识非常强，他们就像动物一样，对进入自己领地的不速之客抱着敌意和恨意，大规模的打架和斗殴一般是和外厂子弟。那时，打架最多的地方是放电影的灯光球场，我亲眼见过，两个穿白衬衣的外厂子弟在灯光球场被厂子弟打得血肉横飞，那殷红的鲜血滴到白衣上，像一朵绽放的罂粟，绚烂而邪恶。厂子弟对外团结、抱团，如果谁在外厂吃了亏，其它厂子弟一定要为他出气。有一次，某长钢子弟与外厂子弟打架吃了亏，消息传出后，几十号厂子弟涌向对方生活区，大打出手，甚至惊动了当地公安。

我看过王小帅的自传电影《我十八》，影片里有一个厂子弟打群架的片断，虽然很短，但很真实，让人嗅到青春的血腥和暴力。我不知道那个年代的厂子弟为什幺喜欢打架，也许是宣泄过剩的精力，也许是崇拜暴力美学，也许是无处安放骚动的青春，也许是文革武斗的毒素尚末肃清，也许是对那个禁锢时代的抗议和控诉。

当厂子弟年岁大后，相聚在一起，回眸共同走过的岁月，会比其它人有更多的回忆和话题——他们可以从父辈讲起，从托儿所讲起，一直讲到尘满面、鬓如霜。每次和厂子弟同学喝酒时，都会比和别人喝得久，那些漫长的工厂岁月总也聊不完，它们比酒窖得还深，还香。

工厂、厂子弟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伴随着工厂社会的兴盛而生，也伴随着工厂社会的衰落而灭。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是一部纪录工厂如何被这个欲望而精致的时代无情消灭的影片，当我看到片尾闪出成都诗人万夏的诗句：“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时，我才知道卑微、庸常的自己走过了一段悲怆而悲壮的岁月。那一瞬间，我和我的灵魂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