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与土地，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与土地打交道，和土地形成相濡以沫的关系，和土地建立起水乳相融的情感，用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换取粮食和报酬。农民，就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须，离开了土地，农民就意味着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耕者有其田，农民就需要有耕作的土地，这一点无需置疑。有土地而不太愿意耕作，或者干脆抛荒不种，让好端端的耕地长满杂草，这就不得不令人质疑，到底是什幺原因使农民愿意抛弃自己耕作的土地，让耕者废其田呢？

我常常深思这一问题，企图寻找答案，企图找出其中的所以然，但令我困惑。

七十年前，农民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大部分农民基本没有土地或者有少量的土地，这种土地分配极其不公平的现象后来被打破，“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之后，农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那一场运动虽然有一些过激行为，但对于社会的发展无疑是进步的。尽管被剥夺土地者的后代至今依然耿耿于怀，但历史的车轮已去，无法阻止，再怨天尤人已经毫无意义，不可更改的事实已经不可能回到从前的模样，我们只能够面对，只能够学会默默承受。

耕者有其田，那种愿望的实现的确让许多没有土地的人暗自高兴了好一阵子，幸庆了好一阵子，但几年之后，他们分得的土地马上又归为国有、归为集体所有，没有归于国有集体所有的只有房子和少量的菜园子，田地，山场、水产等等，这些土地，私人没有权利买卖交易，一切都是国家和集体的，只有人，只有部分房产，还没有完全归于国有。

于是耕田、于是种地，一切都是以生产队为基础单位进行，上工收工，都要听从队长的安排，粮食分配也要听从队长的安排，上工记工分，分配粮食按工分多少计算，劳动人口多的分配的粮食就多，劳动人口少的分配的粮食就少，没有劳动的力的就意味着你要饿肚皮。按劳取酬似乎是很公平的一种分配方法，事实上是极端不人道的、不科学的。

表面看来，集体劳动是很能够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的。但事与愿违，实际上，集体劳动时的个体也严重存在一种消极怠工的现象，及所谓的磨洋工，偷懒特别严重，也许大家都这幺认为：做好做坏都一样，反正熬一天就是一天的工分，于是就磨洋工，于是就磨工分。消极怠工的现象产生的效率特别低，再加之瞎指挥、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梗，生搬硬套，住队干部和生产队长的观念不同程度带有主观色彩，大多数农民是在强迫下进行被动劳动的，劳动的付出和劳动的获得不能够成正比，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时间，到头来依然是饿肚子，依然是难以解决吃饭的问题。

集体劳动，农民个人对于土地没有管理权和支配权，加之劳动又是在被动的状态下进行的，土地不能够取到应有的作用。

但是，那个时候，集体劳动，打出的口号是“人定胜天”，“战天斗地”，大兴水利工程，修水库、修堤坝、修水渠、移河造田运动，千人上马、万人上马过程，肩挑背驮，用木轮车推，用板车拉，工地上红旗飘扬，喇叭喊破天，几千人、上万人，在水利工程上一干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那是何等的壮举，那个时候，在山区县市，几乎每个县都有几座中型水库，每个区都有几座小一型、小二型水库，每个村都有几座小三型水库或者大的塘堰，专门用于蓄水灌溉之用。

这些水库至今依然在发挥作用，时隔四五十年，人们想起那个时候修水库时候的情景，留在心里的总有太多的惊叹和怀念。

我没有见过修水库时候的动人场景，但参加过造河运动、造梯田运动、植树造林运动、垦荒运动，那都是大集体时，人和自然的斗争，这些斗争有的因为违背自然规律，最后成为泡影，但大部分还是有利的。

但是，任何事总是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尽管与天斗、与地斗，但粮食问题一直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农民依然饿肚子，农民依然贫穷，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集体完全限制了个人思维，捆住了手脚，粮食歉收，经济也没有真正盘活，耕地面积虽然增加了，但收成减少了，土地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价值所在。

印象最深的是大集体栽秧时候的情景，那个时候搞双季稻，早稻收割，正赶上梅雨季节，早稻割在田里，没有晒干，就匆匆捆起，马上又要犁田，没有时间挑草头，就放在田埂上，夜里也是忙忙碌碌扯秧，等把晚稻秧栽下田，在去挑草头，结果，早稻大部分都发芽生秧，收到的谷子其实很少，等晚稻快要成熟时，又遇到冻雨，晚稻其实也是收成了无。

最主要的是当时的住队干部大都很死板，插秧一定要按照尺寸来，不符合规格，一律犁去重新栽，弄得许多农民怨声载道，但又不好反对顶撞。

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其实年代末期，农村大集体劳动的基本状况就是农民个人完全失去了自主权，听命于领导，劳动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劳动的效率自然就很低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田地到户，那个时候叫承包，农民在种田方面开始有了自主权。初次分田到户的时候，许多农民有些茫然而无措，当然更多的是怀疑，怀疑这种政策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心理上是担惊受怕的。

怀疑也好，担惊受怕也好，农民必须要吃饭，必须要种田，于是就开始在这种复杂的心理支配下劳动着，如果解决了粮食问题，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最动人的是收割扬场时候的场景，一堆堆新谷垒得山高，木掀铲起新谷，抛向空中，脸上充满喜悦之色，心里乐滋滋。家里大柜小柜装得满满的，连坛坛罐罐也都装满了新谷。

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农业税、九提留猛涨，农民种田基本上是赔本的，每个人农业税和义务工大都是几百元，遇到一家几口人，一年要上缴的农业税就是上千元或者几千元，而田地的收入根本达不到这个数，也就是说，农民种田一年，不吃不喝，买去所有的粮食，反而不够缴纳农业税，还要倒贴几百元或者上千元。于是就有了“打白条”这样的怪现象。
这样的情景在农村大约持续了近二十年，农民种田出现了新的危机。还在天无绝人之路，一部分年轻人去城市打工、卖苦力，能够挣到一部分钱，除了上缴农业税之外，多少能够补贴一下种田种地所带来的亏欠。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农业税寿终正寝，成为历史，农民种田，不但不缴纳税收，还享受国家的多种补贴。多种的惠农政策，恐怕是几千年来，对于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绝无仅有，开历史之先河。按说，农民自己种田，不但没有税收，反而还享受国家的多种惠农政策，大可以高枕无忧地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农民种田，只能够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不能够彻底摆脱贫困，不能够迈向小康之路，说白了，就是难以富裕起来，要想富裕，最好的方法还是去城里卖苦力、打工挣钱。

有人算了一笔账：一亩田的稻谷收入顶多两千多元，除去肥料和人工的投入，折算出来的纯收入也就一千多元，一年的正常开支最起码也要五六万元，最低也要一两万元，这笔钱从哪里来，当然还是靠打工，打工一天最少挣一百元，多的能够挣三四百元，一年下来，好的能够挣到十多万元，少的也能够挣两三万元，除去必要的开支，多少还是有结余的。

每个人都会算这笔账，土地挣不来钱，种庄稼虽然不是赔本的买卖，但它不是走向小康富裕的途径，于是就有了新的抛荒现象。

农民弃田地，任其荒芜，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少，乡村凋敝，许多地方成了空村、荒村，变得人烟稀少、杂草丛生，往日繁华热闹的乡村越来越变得孤寂冷落，变得杳无人烟。乡村的概念，农民的概念也变得复杂起来。

乡村的路，农民的路到底向何处去，我们不能够过早的下结论，时间，也许就能够证明一切。但留下的思考，应该让我们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