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王虽有逸群之才，却不能克让远防；兄弟携贰，终致废毙。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

陈思王文辞壮美，巧思敏捷，被与“李白”、“苏轼”并称为“仙才”。其《洛神赋》、《铜雀台赋》更是脍炙人口，堪称不朽。

然而曹植因夺嫡失败，遭文帝、明帝两代帝王提防，最终郁郁寡欢，四十一岁壮年崩逝。

客观来说，也应该感谢曹丕、曹叡父子。二人虽然猜忌寡恩，但文帝毕竟没有杀害这位夺嫡的弟弟；曹植诗赋能够流传至今，成为经典；也要感谢明帝对叔叔的宽怀大度，没有因人废事。

撰录植前后所着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魏书十九 陈王传》

本文主旨是曹植的后半生，即魏武死后，这位“夺嫡才子”在文、明二朝的政治待遇。

与大部分读者印象不同、曹植在黄初元年（220）“七步诗”事件之后，并未一蹶不振，反而雄心勃勃，屡求出仕，尤其想“染指兵权”。

注：七步诗仅见于《世说新语》，真实性成疑。谨以此代表曹植在黄初初年的险恶境遇。

在密谋遭到遏阻后，又想入驻京都洛阳，再遭训斥。最终十余年间“封地三徙”，在连续的铁拳镇压下，一蹶不振，命丧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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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初年间的蛰伏

曹植在黄初年间（220-226）、即曹丕掌权的七年间，颇为乖巧恭顺。

并非其心性收敛，而是时势所迫。

所谓的“时势”，即黄初四年（223）曹彰暴毙洛阳。

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谥曰威。--《魏书十九 任城王传》

按《世说新语》所载，曹彰是被文帝用“毒枣”秘密鸩杀。

刘义庆本以“猎奇”闻名，此事尚待商榷。但彰长于军旅、体魄健壮；很难相信壮年暴毙，没有隐情。

按《魏略》所载，曹丕继位，彰被弃不用，心中愤恨，不待君命便擅自归国。按《魏氏春秋》所载，曹彰来朝，又被拒而不见。兄弟携贰至此。

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而闻当随例，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魏略》

丕、彰不睦，在于曹植。

建安二十五年（220）魏武崩于洛阳，彰言于植“先王临终召我，是想改立太子，立你临淄侯为嗣”。

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魏略》

此事虽不见于陈《志》，但看《贾逵传》可知，曹彰确实问过“先王玺绶何在”。帝王野心，足见一斑。

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魏书十五 贾逵传》

曹彰问逵先王玺绶

曹彰掌兵，刚悍难制，故最早遇害。

曹植文人，无所统御，兼羽翼被剪；即杨修（219）、杨俊（222）和丁氏兄弟（220）先后被戮，兼有卞氏护佑，故得终天年。

曹植在文帝朝前三年（220-222）是不太恭顺的，屡遭训斥贬谪，看《后妃传》、《方技传》和《陈王传》即可知晓。

曹植在黄初初年能够幸免于难，主要靠生母斡旋，故化险为夷。

时帝欲治弟植之罪，偪于太后，但加贬爵。以宣为中郎，属太史。--《魏书二十九 方技传》

黄初四年（223）曹彰暴毙，给了曹植极大的心理打击。因曹植也在同年入京朝拜文帝，甚至很可能与诸王宗室共同入京。

换言之，曹彰暴薨，以植、彰二人的亲密关系，曹植很可能知晓隐情，故惊惧恐慌。

曹植给文帝上疏，极为恭顺。先大骂自己是“待罪之人”，又说“追悔前过，感念圣恩”；最后提到“之前禁止罪臣入京朝拜，今天我呆在馆舍，不得拜见天子，心中忐忑畏惧”云云。

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

上疏曰：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魏书十九 陈王传》

拜表的结尾，例行公事般吹捧了一顿曹丕的“英明统治”。

曹植的低三下四，得到了文帝嘉奖，侥幸活着回到封国。

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魏书十九 陈王传》

应该说，黄初四年的“曹彰暴毙”事件，恰是同年“僻处洛阳西馆而不得朝见”的曹植态度变化的诱因。

彰不以道终，恐非空穴来风。只不过未必有“毒枣鸩杀”般猎奇。

曹植的“服软事件”，让我想起西汉初年的齐王肥。

肥遇惠帝无礼，惨遭吕后鸩杀，未死，靠割让食邑、拜鲁元公主（即吕后女）为“齐王太后”，自降辈分等谄媚举动，才保住性命。

齐王肥是幸运的，有刘盈替他挡酒；而曹彰的不幸下场，则成为曹植“转变风向、伏低做小”的现实原因。

太和年间的“故态复萌”

黄初七年（226）文帝崩。明帝嗣位，改元太和。

侥幸生还的曹植，看到暴戾的兄长已死、年幼的侄子继位，竟膨胀起来，欲图“东山再起”。

按陈《志》记载，黄初年间自诩“罪臣”的曹植，在太和年间，居然“常常怨愤，觉得自己才高而不得大用”。前恭后倨，跃然纸上。

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魏书十九 陈王传》

太和二年（228）诸葛亮北伐，明帝西镇长安。而洛阳谣传“帝崩于道、欲迎立曹植”。

是时讹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尽惧。--《魏略》

曹植一改前态，给侄子上表，说“慈父不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蓄无用之臣”。骄纵自大，呼啸欲出。

上疏求自试曰：臣闻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于荣亲，事君贵于兴国。

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魏书十九 陈王传》

这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

所谓“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双关语。

一者指代曹操不会喜爱无用的儿子，即曹植的“益处”是得到太祖皇帝肯定的，自抬身价；二者指代曹丕不会喜欢没用的儿子，即曹叡的能力亦得到先帝的肯定，拍皇帝马屁。

所谓“仁君不蓄无用之臣”也是双关语。

一者即不该继续让曹植默默无闻，应该“予以重任”，使其“有用”。

二者即隐喻威胁，即曹叡若认为曹植“无用”，索性杀之，即所谓“不蓄”。以此试探曹叡底线。

慈父不爱无益之子，仁君不畜无用之臣

紧接着曹植又开始大谈周公旦和召公奭，即西周的宗室功臣，以二人自诩。卖弄一番文采后，曹植希望自己可以去西线，辅佐大将军曹真；或者去东线，辅佐大司马曹休。

“当一校之队”、“统扁舟之任”等露骨词汇，明确指向“染指军权”。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魏书十九 陈王传》

曹真、曹休是远支宗室，文帝所亲赖。曹植与真、休平辈，且为近支宗室，太祖嫡子，先帝同母弟，当朝皇叔。这种身份若到了前线，只怕曹真、曹休难以制御。曹植的小心思，一目了然。

《三国志》未记载明帝对此的态度，也未记载书信是否得到了皇帝答复。只是通过后文的“太和三年，复徙封东阿”来隐喻曹植的失势。

三年，徙封东阿。--《魏书十九 陈王传》

曹植上疏时（228）封地在兖州陈留雍丘县，上疏后（229）被迁徙到兖州东郡东阿县。从地理位置上看，离京都洛阳更远了。

陈寿通过“顾左右而言他”的巧妙方式，暗示曹植这封自大骄狂的上疏，引来的君王报复。

明帝权欲极盛。亲政未几便操弄权柄，政由己出。甚至动辄以小过诛杀大臣，炫耀威势。可知曹植这封“不着调”的疏奏，无疑激怒了“权欲旺盛”的侄子，自陷大祸。

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魏略》

太和五年（231）曹植再次上疏，这次的态度恭顺了许多。

曹植在信中悲戚戚地哭诉了一番“兄弟废绝，甚于路人”的惨状，又不甘心地说了一句“天实为之，可奈何”！

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然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魏书十九 陈王传》

所谓“天”者，与“朝廷”、“宫阙”、“乘舆”是一个意思，即皇帝的代称。

曹植将“诸王禁止入京”归罪于“天”，可见其心中怨愤、却无可奈何，乍前乍却的矛盾态度。

曹植在信中又试探了一下侄子的底线。

即：不许叔叔掌兵，能不能让叔叔入京，侍奉皇帝身旁呢？

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佩青绂，驸马、奉车，趣得一号；安宅京室，执鞭珥笔，出从华盖，入侍辇毂，承答圣问，拾遗左右，乃臣丹诚之至愿。--《魏书十九 陈王传》

所谓“驸马”、“奉车”即驸马都尉和奉车都尉，通常由功臣或任子（即人质）充当，得以出入宫禁，服侍乘舆。而“安宅京室”则更加明确地点出曹植心中所想。

这次曹叡回了信，警告曹植“要安分一点”；又严肃地重申了一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训诫曹植要懂得“国之纲纪”。

（明帝诏报曰）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魏书十九 陈王传》

当然，明帝还是做了些许让步。比如对“诸侯王入京朝拜”事件做出了指示，即朝拜可另作商议，但诸侯王必须遣质子入京。

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朝。--《魏书三 明帝纪》

“十二年禁止诸侯入朝”。可见文、明父子“以法御下”之严酷。

太和五年（231）也是曹植最后的好日子。因为前一年（230）他在洛阳的靠山刚刚倒下。即卞太后薨于当年，而明帝拒绝送葬。

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魏书二十五 杨阜传》

除卞太后与文昭皇后（即甄夫人）的牴牾，恐怕对曹植的溺爱，亦是祖孙反目的诱因。

陈思王的末日

曹植之死与卞太后仅隔两年。

曹植在太和五年（231）乞求入京，遭明帝拒绝；又不识抬举地提出要“参军”，居然还提前获知了明帝的“亲征时间”，大为明帝憎恶。

被鸿胪所下发士息书，期会甚急。又闻豹尾已建，戎轩骛驾，陛下将复劳玉躬，扰挂神思。臣诚竦息，不遑宁处。愿得策马执鞭，首当尘露。--《魏书十九 陈王传》

虽然明帝对曹植的上疏“好文相答”。然而翌年（232）再度迁徙曹植封地，将其徙至陈国。真实态度可见一斑。

帝辄优文答报。其年冬，诏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魏书十九 陈王传》

写景抒情，借物言事，陈寿的春秋笔法，实在是高。

明帝忌刻，曹植屡遭贬谪

明帝对曹植“雄心不死”、“屡屡求兵”的行为、厌恶到发指。屡次削减曹植封地人户。

曹植名为藩王，麾下老弱残兵不过百人，僚属皆市井无赖，禁绝其与英俊交游。

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魏书十九 陈王传》

明帝征兵，明知曹植“地狭人寡”，却故意从其封地征兵。征到“无兵可征”时，又征发“士子”，即“士兵之子”。

曹植苦不堪言，上疏哀告，表示“士子”不过五百，于三军无所增益，且前后“士兵子女多次送交朝廷”，人户“已竭”。

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魏略》

注：士，即士兵。息，即子嗣。

疏奏的背后，反映出明帝对曹植这位野心不灭的叔父，深刻的猜忌心理。

也不能全赖曹叡。

曹植身为先帝朝“政治犯”，搁在唐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朝代，都断然活不到新君继位，恨不能曹丕继位当年就得“隐诛”。靠着卞太后的“屡请再三”和曹丕的“天良未泯”，居然侥幸生还、熬到侄子登基。

本来谦恭自守便好，效法中山恭王曹衮，闭门读书，寿终正寝不在话下。现成的例子摆在眼前，不知珍惜，却屡次“请兵”，又要“入值宿卫”。

曹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受命南下监军，饮酒失期，他哪是掌兵的材料？他是想要欺谁？

其上疏背后的小心思，我一个两千年后的读者，看得都忍不住发笑；曹叡身为彼时至尊，岂能不清楚曹植要干啥？

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

植醉不能受命。--《魏书十九 陈王传》

植不知砥砺自勉，谦退避祸，却心系兵权，屡触逆鳞。十一年中三徙封地，最终郁郁寡欢、壮年而逝，也算求仁得仁，自陷大祸。

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魏书十九 陈王传》

曹叡虽然荒淫忌刻，但很有些驭人之法，对这位“心怀异志”的叔叔，处理方式也颇为通达。

明帝下令，将陈思王的罪过记录，尽数销毁，人死为大，到此为止。

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

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 --《魏书十九 陈王传》

注：“景初”即明帝最后一个年号。

明帝又将陈王的诗赋作品，百余篇皆抄录，典藏府中。

今天读者还能读到两千年前的曹植作品，瞻仰前人风采，客观来说，与明帝“通达大度”的一面是分不开的。

换个角度看，明帝对曹植的严密提防、屡屡贬斥，恰恰保护了曹植。

否则，若植真在帝国东西线“军前叛乱”、或在京都洛阳“交关朝臣”，最后因罪伏法；那其诗赋，恐怕便如杨修、丁仪、何晏般，尽数销毁，百不存一了。

小结

曹植是个文学天才，即使将时间线拉长到三千年亦然。其天才程度，被称为唯有太白、苏轼可相伯仲。

如考虑彼时（194-220）丧乱流离，学风废弃，连京师太学学子，可堪大用者都寥寥无几；陈思王的弥天才华，便更令人惊叹了。

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

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

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魏略 儒宗篇》

然而世人往往被曹子建的文学天才所吸引，却忽略了其低下的政治智慧。

曹植在武帝朝夺嫡、在文帝朝蛰伏、在明帝朝又试图东山再起。但专制时代的皇权是不容触碰的，故蛰伏使其生还，而“谋求出山”却使其忧死。

曹植生于文帝而死于明帝，讽刺至极。

陈寿的赞语“不能克让远防、自取灾祸”可谓一语成谶，精准概括了陈思王凄凉忧郁的后半生。

即雄心不灭、却不知谦恭自守，终至携贰。

昔日，陈王在《游仙诗》中有云：

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

北极登玄渚。南翔陟丹邱。

看似欢悦的诗句，却被开篇“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的悲凉基调所遮盖。

虽然陈王生前仕途暗淡、屡遭贬谪，但其在文学史上的不灭光辉，依然令后人称叹。这大概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