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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英国在四川炮轰平民始末,604名平民死亡,我们却无能为力

2020-09-16 17:05:03

1926年9月5日下午,在四川省东部的万县县城中,学校,集市,医院……都有条不紊地如常运作着。

可突然,一枚炮弹从天而降,在城内炸响开来,离得近的人们惊慌失措,四处逃散。可是接着,越来越多的炮弹向着城区砸来,人们奔跑躲避,却不知何处安全。

废墟,硝烟,火星,汗水,鲜血,接近三个小时的轰炸让这座小城一片狼藉,死伤上千,悲剧连连。

这便是万县惨案,而城内的悲惨,都来自城外那一场对抗战斗……

城外的战斗

是英方先动的手。

9月5日下午,英方一艘装甲轮“嘉禾号”,穿过重重关卡来到万县。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在那个年代,会从万县经过的商业轮船多不胜数。

但是,这艘“嘉禾号”的目的,可不是商运路过那样简单,船内偷偷潜藏了400余名英国海军,要去到万县,夺回“万通”“万县”号两艘轮船。

于是,当“嘉禾号”抵达万县,它立即与原来就停泊在万县的英舰“柯克捷夫号”、从重庆开来的“威警号”,一同围向在万县城停泊的“万通”“万县”号两艘轮船。英方派出20多名士兵上船,想要强行将其开走。

可这两艘轮船上,有着中国的守军。他们自然不可能让英军的强横行径得逞。

当发现英国的阴谋时,他们英勇抵抗,毫不退缩,在战斗的过程当中,中方以死亡三十余人的代价打死英方20多个士兵以及一艘舰船的副舰长。

英国想要强行开走两艘轮船的目的未能成功,但是这也是万县悲剧的直接导火索。他们恼羞成怒,却又不能损伤“万通”“万县”两艘轮船,于是便将炮口对准江岸的万县城区。

万县城民,就这样成为了英国撒气的对象。居民死亡604人,伤398人,被毁民房千余间。

战斗的前因

英国军舰来到万县,是为了将“万通”“万县”号这两艘轮船开走。而这两艘轮船,原本也是属于英国的。

可为什么英国的轮船上会有中国的守军呢?

事情是这样的。

1926年,正是我国进行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年份。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英国人的在华利益受损。于是,他们在我国制造混乱,曾多次以轮船造成巨浪,掀翻我国多只船只。中国也曾要求英方赔偿损失并且保证不会再犯同样的事情,但嚣张的英国对这合理要求不管不顾,甚至变本加厉。

在8月29日,英国商船“万流号”在四川云阳的江上与一只运送物资军饷的船只相遇。在遇见“万流号”时,船内的连长孙恒打算搭乘“万流号”去到万县,并且说做就做,他雇佣了三只小木船,将物资军饷装入其中,向着“万流号”驶去。

可是,“万流号”故技重施,不按在急水处当慢行的规定,也不顾我国军民的警告,在急水疾行,造成巨大的波浪,以至于掀翻了三艘运载物资的木船,不仅让所有军饷物资沉入水底,还淹死了连乘客带兵士共58人。

这只运送物资军饷的船,原本是四川省省长杨森的部下。他本就缺乏军饷物资,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故,心中的怒气可见一斑。何况英国一而再,再而三,如此欺人,简直叫人无法忍受。

于是,在朱德同志的建议下,杨森决定要对英国采取强硬措施。他派人将停泊在万县的“万通”“万县”号轮船扣留,以此为威胁,想要让英军赔偿损失。

但是英方不仅没有如杨森所想赔偿损失,反而借机扩大了事态,以武力抢夺轮船,最终便导致了万县惨案。

惨案带来的觉醒

当英国犯下这样恶毒的罪行,中国人民的不满不言而喻。

在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朱德,陈毅便立即组织了抗英大会,会后还成立了“万县惨案后援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仅是受害的万县人民,全国各地,社会各界都积极响应,以游行等方式声讨英国帝国主义的恶劣行径。

可是,即便群情激昂,斗志高涨,在9月23日,杨森还在吴佩孚的命令下,归还了“万通”“万县”号两艘轮船,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似乎在这些军阀眼中,当初的耻辱与万县人民的鲜血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似此拄旗投降,何异自称顺民?”军阀政府妥协,更激怒了民间大众。此后,万县工人自觉罢工,不为英国工厂提供劳动力;学校老师学生上街游行,撰写相关宣传资料,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记住这场惨案。

当然,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虽然军阀依旧是那个令人唾弃的军阀,可万县惨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人的民族精神在惨痛的教训中觉醒,中国的正义战争也得到更多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评价

“落后就要挨打”,这简简单单的六个字极度精简地概括了我国近代屈辱的来源——正因为20世纪初的我国软弱混乱,帝国主义才有了入侵之机。

而当我们开始国民革命,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那些耀武扬威,高高在上的帝国们也不由得慌乱起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压制中国,想要保证他们的利益。

可殊不知,即便帝国在某一次博弈中获胜,可经历过鲜血洗礼的中国人民却也得到了飞速的成长,会以更加有力的反抗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驱逐帝国主义,赢得自由,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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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县“九五惨案”始末 - 中国知网

阚孔壁 ,陈秀英 ,王玉斌.万县“九五惨案”始末[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3):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