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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回归后4场运动 为何不应急于给香港「判死刑」?

2019-12-10 04:01:21

香港每年都有上千场合法的示威游行上演,以至于早在几年前便被称作华人世界的「示威之城」。在这些示威中,规模最大的都事关政治,而历年关乎政治的示威游行,规模最大者无疑是今年6月迄今的反修例运动。

11月25日凌晨,前一日的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揭盅,虽然早知建制派会遭遇败局,但其败状之惨烈依旧令许多人瞠目结舌。接下来会怎样?究竟该如何理解过去数月香港发生的事?我都不知道,但这却是我乃至每一个居住于香港的人都扪心思索的问题。

11月18日,布鲁金斯学会官网刊布了美国知名亚洲问题专家卜睿哲(Richard Bush)题为「香港城市的安魂曲」(A requiem for
the city of Hong
Kong)的文章,分析香港今次示威的起源及特点。文章中,卜睿哲列举2003年「反23条游行」及2014年「雨伞运动」,对比过往两次大型运动与今次反《逃犯条例》示威的不同。

这给了我一些启发。学生时代我主修的是历史,在记录并尝试理解今年这场动荡时,或许一个方法是将之放在1997年以来历次游行的框架下,试着融会贯通,试着找寻一些答案。除了卜睿哲所提及的那两场游行之外,同样不应被忽视的,还有2012年的「反洗脑国民教育」运动。



11月25日凌晨,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陆续揭盅,建制派全面溃败,大批香港市民上街庆祝。

一、2003年反23条游行

2003年7月1日,约50万港人走上街头,以和平方式反对港府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即「反颠覆条例」。那场运动开启了香港每年7月1日皆举行抗议游行的传统,每年参与七一游行的人数,也被视作一种检验港人对政府和对中央不满程度的非正式测量方式。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繫」。

促发那一场运动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民情反对港府落实第二十三条,简单地讲,23条立法意味着对基本法的落实,而该法例本身将从法律上禁止分裂国家和其他颠覆性行为。但对于对1989年六四事件有着特殊历史记忆的香港人而言,这第一时间便让人联想到来自强大中央政府的打压,「政治打压异见人士」、「侵蚀香港高度自治和法治」等说法很容易就成为了大多市民的共识。

游行的后果是一向支持该法案的时任自由党主席田北俊于7月6日宣布不支持香港立法会就此进行二读,并辞去行政会议职务。缺乏自由党支持,该条例草案势必无法通过,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遂于第二天凌晨宣布撤回草案,且「政府并无立法时间表,政府在得到社会的支持时才展开立法程序」,以至于直到今日该条例依旧未被立法。

那次事件的后果是什幺?首先,纵使草案撤回,但港府依旧被贴上「中共傀儡」的标籤,形象备受打击;其次,类似中港课题在立法会成为禁忌,议员们怯于推动类似议案;其三,香港示威者认为自己通过抗争和游行迫使港府撤回草案,迫使北京退让;其四,叛国、颠覆、间谍等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在香港直到今日依旧合法。



经过数月香港动荡局面,中联办的角色正受到中央的重新检视。

二、2012年「反洗脑国民教育」游行

当年触发反国教运动的导火线,是教育局计划于2012年9月新学年开始为小学一至六年级学生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简称「国教科」。风波期间,一份由教育局资助、向全港中小学派发的国民教育参考教材《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被指内容偏颇,例如形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遭不少人认为其内容对中共盲目地歌功颂德,俨如向学生洗脑。在教联会的不少参考教材中,大多照搬内地教材,对六四事件避而不谈,整体内容也被指培养爱国情绪。

彼时包括「学民思潮」等组织形成学联,反对港府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组织了7·29游行。那一日,不少儿童在家长带领下参与游行,这也是香港首次有孩童参与政治游行。游行之后,学民思潮便在港府总部所在地添马公园发起两日半的绝食行动,随后又以「接力绝食」的方式延续至9月。在那期间同时发生的还有一波又一波对港府的舆论攻击,包括继续将之批评为「中共傀儡」。9月7日,再度爆发规模数万人的反对游行。结果,港府选择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

时至今日,7年前的那场运动后果包括:一,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缺乏基本认知;二,学生参政的现象兴起;三,孩童参与反政府示威游行。

这些后果各有各的问题,但相互交织的结果就是「中港关係」愈发成为一个话题和问题。与2003年的反23条游行一样,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也被视为人民和民主的胜利,不过2003年反23条游行最多也就是公开表达了一些「反共」言论,「反华反中」言论一直还是少数,而自2012年「反国教」运动起,反中言论则愈发迴荡于公共舆论场,以至于开中国和内地人的玩笑在香港成为了一种很时尚的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足球比赛上「嘘国歌」。这在2012年之前是未曾见的。

至于学生参政的情况,我承认我的个人看法是比较异类的,我向来不认可学生的政治运动。因为学生总是见识有限的,且在大多时候是容易激动和不易妥协的。见识有限的人考虑问题不周全,容易激动的人考虑问题不稳妥,不易妥协的人容易让本可双赢的事情变得双输。即便是被各方夸讚的五四运动,我都有所保留。更何况,香港今日很多热衷于参与政治的学生都还是高中生,且还是今日的高中生,试问他们如何与民国初年那些学贯中西、代表社会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大学生相比?

不过学生参政更可怕的一个后果则在于,这些冲在阵前的学生为一些人提供了隐藏于阵后的机会。2012年之后,我们看到太多成年人躲藏在学生背后,配合学生们批评政府,指责政府应该聆听学生诉求,可是他们自己却只知道为下一届选举做準备,而在上任后又一事无成,靠一句又一句政治口号谋选票而已。

至于孩童参与反政府示威的后果,因为时间不过7年,尚有待观察,但是当我今年行走在香港街头,看着那些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他们所相信的理想而抗争,却只知「五大诉求」、「官逼民反」等口号,我也会想,「他们就是成长于香港恶劣政治环境下的第一批人」。

7年后再看回「反洗脑国教游行」,有没有适得其反?我不想断言。日后又会怎样?我不敢断言。



香港社会多年和平安定,此次运动期间的警队行为也受到社会广泛质疑。

三、2014年「佔中/雨伞」运动

佔中运动不过发生在5年前,人们记忆相对清晰,我也就不再费过多口舌介绍来龙去脉。基本上,香港临近特首选举,人们对于中央给出的「831」阶段性选举方案不满意,想要在2017年便实现不经「审查」的、一人一票的、符合「国际标準」的「真·普选」。

「831方案」是什幺?此前香港特首是500万选民先选出一部分选委会代表,这些民选的选委会代表再与一些非民选的、来自各界别的选委会代表一起,选出香港特首,所谓「小圈子选举」。「831方案」则是由提名选委会提名几位特首候选人,再由500万选民票选。

人们彼时对「831」的反应是「这不符合国际标準」,「这是北京先落闸」

但什幺是符合国际标準?各个选举制国家皆有其各异的选举制度。

即使是人们当时所想象的欧美制度也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国家由党派各自决定候选人,有的国家由党员参与初选决定该党候选人,有的国家则仅由选民选择选委代表。

对于这些,见识有限的、且在大多时候易激动、不易妥协的人是听不进去的。

当时的情况便是人们冲向街头,年轻人与警方发起冲突,开启了香港回归以来社会因政治问题爆发暴力对抗的先例。「831方案」最终也因泛民派议员的反对而未在立法院通过。

该次事件的后果是什幺?首先便是在2017年选举时,如果「831方案」此前已通过,那幺胜选的就会是更受民意支持的曾俊华。而曾俊华选举期间一直主张政策透明化及政治体制改革,倘若他能上任,香港也可在「831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民众想要看到的满意政改。但最终结果是曾俊华在选委会败给了林郑月娥。

此外其他后果还包括:一,在可见未来之内都不可能有香港人想要的「真·普选」,乃至不会有任何政改方案;二,暴力首次成为可选抗争方案;三,香港社会陷入「蓝黄」的两极分化。



11月24日,香港近500万选民上街投票,投票率打破71%,创下历史记录。

四、2019年「反修例」运动

四A:当下的感触

那幺,当下的「反修例」运动呢?

区议会选举当天,我看到的是市民在一个个投票点有序排队投票,随后在周围的商场购物就餐。全城难得迎来了一个紧张却祥和的週日。在这几个月的大风波之下,气氛如此平和,着是有些让人欣慰。

至于这次运动本身将如何收场,我不知道。这次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必然表示建制派大败,但是否意味着泛民派或本土派大胜?纵使有胜选议员表示「民意如山」,我个人也依旧存疑。

我能够清晰得知的,是香港市民藉着区议会选举表达了对港府和建制派的不满,不满政府不回应五大诉求,表示港人不容忍警暴,等等。这次结果绝不是「香港市民继续容忍暴力」,而是「虽然不认同暴力,但更不认同不公」。

11月中旬,我与一位做媒体的香港朋友吃饭,她当日刚採访完香港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而曾钰成在受访前一日刚去香港理工大学探望了情况。据说曾钰成在理工大学跟「持续留守抗争」(又或是受困)的学生说,「你们该休息了,剩下的事情该交棒给我们去完成了」——我希望这次区议会的结果是这样,将运动从街头转到更为理性的朝堂,纵然会有新的问题,或许也更为棘手,但这应该是最好的情况。

香港走到如今的地步,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有一定责任,但他们也一直在承担后果。归根到底,一如外科手术还需医者操刀,政治问题也需要由专业从政者解决。这个代价不应由香港平凡的市民承担。

不过话说回来,以上这些都是香港一隅之内的维度。在香港範围之外,此次事件早已经成为一场涉及中港关係的议题。这也是我个人更感兴趣、且不那幺乐观的地方。

需要开宗明义点明的是,我「不那幺乐观」的意思,并非指香港问题解决不了。没有什幺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最坏也不过是当下不能完全解决而已。跳脱出来看,香港的问题快则5至10年解决,慢则20年解决,再慢则50年解决,速度快慢的根本取决于香港人的务实程度。所谓「不那幺乐观」者,所指的是香港未来数月,乃至数年的前景。

先说数月内的前景吧。当下最核心的问题自然是「缺一不可」的「五大诉求」。「全面撤回送中恶法」已然实现,可是另外四个诉求,也即「反对定性暴动」、「释放抗争者,撤销所有控罪」、「追究滥权警察暴行」、「双普选」,讲实话,我是真看不到实现的可能。


11月25日晚,部分人群集结于香港理工大学门口,呼吁警方散去,令「留守/受困」学生离校而不受拘留。


四B:关于「五大诉求」

「反对定性暴动」和「释放抗争者,撤销所有控罪」这两条涉及基本法治的维繫,可以先拘留而后大赦,但不能「法不责众」,对香港这个正经历政治大动荡时期的社会而言,更是如此。香港经得起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经不起彻头彻尾的革命,客观地理地缘因素也决定,除非中国陷入一起内乱,否则香港即使发生革命,也会是一场最终回到原点的内耗。既然只能改革不能革命,那幺就需要维繫港府最基本的权威,让社会制度保留最基本的稳定。能否维繫得住,在此一役。

关于「追究滥权警察暴行」之诉求,我认为近几个月内,至少在社会恢复平静之前,中央都不会允许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是基于两个原因:

其一,中央不会做这种会被视为「两面三刀」的事:6月前,香港警队尚有黄有蓝,而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社会动荡之后,警队已然成为香港最坚挺的蓝营力量,是维繫社会制度基本稳定,推行改革所需的必须力量。且可以想象在中央眼中,相对于建制派那帮废柴,数个月持续冲击在最前线的警队是可靠的、是有莫大苦劳的,林郑9月4日做得出突然撤回条例被骂「背叛警队」这种事,我所认识的中央可做不出来。

其二,港警是否存在「过度警暴」的情况?这是见仁见智的。与伊拉克、智利、伊朗乃至美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等国警队相比,香港警察在动用武力这一方面明显更为克制。纵有过激行为,我个人也是理解的——设身处地想想,连续数月未休息,自己和家人都承受巨大精神和舆论压力,执行公务期间随时可能被「着衫是暴徒、除衫是市民」的人袭击,且手段愈发激进,任何人处于这种情况都难免有崩溃的时候,有行为过激的时候。

至于「双普选」这个诉求就更不切实际了。「双普选」会否最终得以落实?我100%相信会。但会否是现在?100%不会。会否一蹴而就?100%不会。中央相信的是循序渐进,在社会安定的情况下,以类似「831方案」的方式一步一步改革。内地有内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渐进政治改革,香港和澳门也有这一制度下的渐进政治改革,这是回归时所承诺的,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我所认识的中共对此也有深切认知。

但是,当反中情绪日益成为香港的「政治正确」,当城市满是「ChiNazi」等涂鸦,当国徽国旗受污,当「港独」的说法逐渐来到檯面,中央怎幺可能会在这种背景下点头呢?

这不是中央「让步」与否的问题而是「在现况下的香港落实双普选,不符合中港利益,因此也就不符合香港利益」的问题。

很多港人都认为中港利益是对立的,尤其是在民主政治这一範畴,但中港利益同时也是绑定的。香港人在争取自身的民主进程之时,也需要从北京的维度思索。北京要的是国家主权统一,要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的是内地和香港一起变得更好。在这过程中,如果香港即刻落实双普选,在民情激昂的情况下选出一个与中央对立的特首,致使中港关係一如当下台海关係那样陷入危机,这对香港到底是不是好事?

「反中反华」言论在过去数月间全面爆发,在「连登」等论坛及接头频现。

示威者们认为,「我们就是因为一再忍耐,而他们却毫无作为,所以才需要採取激进手段来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我是认可的,一如谈判需要软硬兼施,在民主发展这一方面,当香港与内地这两个不同制度发生碰撞,本就需要不卑不亢。可这也恰恰是问题所在。从以前「过于不亢」走到如今「过于不卑」,这是行不通的。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是讲求务实的,是讲求「允执厥中」的。当人们高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和《愿荣光归香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所争取的是否真的符合香港利益?是否符合中国整体利益?如果不符合中国整体利益,而中港又注定无法分割,那这又如何符合香港利益?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社会裏,政府和人民,都需要为其自身过去的行为负责。

四C:对前景的预判

作为结尾,我想说,这次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演变到而今,乃至促成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的惊人结果,都是预料之中的事。而接下来,数个月内的局势是不容乐观的:坏的情况是冲突在街头和朝堂同时爆发,好的情况是年轻人们得以「唞一唞」、缓一缓,而冲突在朝堂变相持续——这对于香港问题的改善而言会很棘手,但整体上这都不值得担心。

长期而言,事态仍未结束,今年的运动将对香港政治和社会前景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于运动结束那天方可得知。不过我知道的是,香港2019年的运动本身是一件好事,它将所有积怨释放出来,让2014年未看清事态的人们得以看清事态,也让根深蒂固的问题迎来解决之机遇。此次运动对未来之影响,除了取决于最终运动如何结束,也将取决于中央和港府下一步的应对方式。两者相较,我更担心的是港府。

中央近来一连串的动作,明显已经认识到事态之严重性,这也是这次示威者们最大的成就,令中央意识到过去30年治港政策不再适用于当下及未来。相较之下,港府这边却动作有限,且显现出优柔寡断、徘徊心怯之态。倘若让这个大刀阔斧开展改革的良机错失,那幺香港就还需继续纷争数年乃至十数年。

还是前文那句话吧?「跳脱出来看,香港的问题快则5至10年解决,慢则20年解决,再慢则50年解决,速度快慢的根本取决于香港人的务实程度」。长痛不如短痛,希望这次机会不至于被错失,中央挺得住,香港也挺得住。

而我,也会在未来数年内继续在北京和香港这两座城市之间生活,见证这个关键的转折过程,并且尝试以自己第三者的身份观察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