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某些历史资料时，互为参照几个读本，感觉关于“南昌起义”的隐晦颇多，我试着把自己的思维厘清一下，看能不能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轮廓。
　　
　　
　　
　　 1、背景略述
　　
　　
　　
　　 “南昌起义”当然不是偶然发生的，四军二期北伐在河南打败奉军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几个当家人与冯玉祥在郑州开了个会，约定反对南京的蒋记国民政府，但分共是老冯支持武汉政府的前提条件。汪精卫此时也被ＣＰ再两湖发动的工农运动搞得焦头烂额，再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包祸异心，正觉得有分共的必要，于是几方面一拍即合，汪同意回到武汉就着手分共。
　　
　　
　　
　　 武汉政府内的几个左派力阻无效后，纷纷离开武汉赴苏联避祸，如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人，宋庆龄临走的时候发表了宣言，被ＣＰ中一些不满她的同志讥笑为 “临别秋波”。情形显然已经很坏，独秀内疚于中共在工农运动中一些做法确实错误，天天向国民党的武汉政府解释道歉，但形势已经逆转，汪精卫等人再也没兴趣理会他。
　　
　　
　　
　　 所以当时ＣＰ中清醒者主张把自己可以指挥的军队结集起来准备斗争，如恽代英把中央独立师、叶挺等部队调动集中。汪精卫看着形势不对，立刻向ＣＰ表示有商量余地，独秀大喜之余却中了计，他在党内极力压制走极端的同志，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到底”，满天的革命风云，被汪精卫的花言巧语一风吹散。可汪精卫却在暗地布置反共，到了7月15日，一切都无可挽回。ＣＰ只剩了贺龙、叶挺的小部分人马在江西九江，全党都希望以此为资本树起反抗的旗帜，结合各地的工农武装，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
　　
　　
　　
　　 2、起义的缘由
　　
　　
　　
　　 武汉汪美男他们在7月15号召开“分共会议”后，接着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会上汪美男声称与共产党好合好散、和平分共，要求下属各军各单位团体要保障共产党员的生命。这个决议没得到贯切执行，各地方宽严不一。唐生智在湖南的部属，纠集了大批土豪劣绅，协同军队实行清乡，以比农民当初对付土劣更为残酷的手段进行报复。河南的冯玉祥、江西朱培德就执行得比较持平，ＣＰ的生命基本得到保障安全，他们开欢送会，把共产党礼送出军队。土匪张执行得最好，不杀不送不赶，甚至被别人驱逐的共产党他也全部收留。
　　
　　
　　
　　 四军的首领张发奎是个优秀的军人，虽然他有性格冲动的缺点，但他心地善良又英勇善战，他爱护他的袍泽，无论你来自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有过什幺经历，是什幺社团党徒，是ＣＰ或非ＣＰ，只要你成为他的兄弟，就能感受它把你视作生死之交的温暖。冲锋时，你掠阵，擎旗在前的是他；撤退时，你先闪，带队断后的是他；你陷围，要保证自己没死，他肯定会来救你；和他在一起，你可以很省心，不用设防；他把他每个兵都真诚地看做是兄弟，更不会为了功劳而用你的性命来铺路。我想，每一个军人，都会渴望与他同袍。
　　
　　
　　
　　 结合二期北伐后，四军上下的将校目睹革命阵型四分五裂，各路军阀行为离谱，他们感到很失望。思想上的父亲孙中山死了，政治指导员邓演达跑了，自己好像是革命抛弃的孤儿，浪流在外。他们除了有思乡厌战的情绪，也有渴望脱离这种气氛，返回广东，经营好家乡的想法。
　　
　　
　　
　　 北伐过程中，他们的家属都在广东，在工农运动里并无受到冲击，而且他们在征战两湖过程中，受到了工农运动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感情上，他们对共产党并无恶感，而且很多战友都是ＣＰ，这是生死之交的战斗情谊，叫他们对曾经的战友下手，真是让忠义立身的广东人情何以堪？即使是和平分共，这也是对自己力量的削弱。正如土匪张曾哭着说：分了共，我们还剩什幺？
　　
　　
　　
　　 但周恩来却觉得，张发奎对ＣＰ的保护是出于个人性格使然，而不是来自政府有保障的政策，他随时可能受环境所逼，发动类似蒋介石4、12的行动，而共产党却毫还手之力，到不如采纳李立三的意见，先下手为强，在南昌举行暴动，再撤退到广东东江地区，以图发展。
　　
　　
　　
　　 李立三提议南昌起义过程是这样的，27年7月20日，李立三与林伯渠、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瞿秋白、李立三、张太雷、叶挺等人，躲在庐山仙岩旅店的厨房开会分析形势，同时分析土匪张，看看有无办法忽悠他，让其带着第二方面军放弃东征讨蒋，带领全军回广东重新打天下，如果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在南昌插旗起义。
　　
　　
　　
　　 就在李立三他们计划南昌暴动的同时，在武汉的周恩来，此时已经决定“如果土匪张乖乖地听我们的话，那就等他把第二方面军带回到潮梅地区后弄死他，夺取整个第二方面军军权；不听我们的话，在九江就把他给干掉”。（此时，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这两句话读来真是令人心情苍凉。）
　　
　　
　　
　　 但不必因此指责周恩来不讲道义，专门杀熟。我说过历史人物在决策时，和手头掌握的情报依据与个人经验极为关键。周恩来没有与张发奎等四军将校共过事，对其并不十分了解。他刚从上海死里逃生，目睹部属被屠杀，心中愤怒之情，可见一斑，而且他也因为轻信而被短暂被捕，若非白崇禧胞弟援手，此时恐怕已经身首异处。所以他对任何非ＣＰ，都情绪性地保持了警惕，要知道他那时还不到30，在这个以温和见称的未来总理身上，此时同样拥有年轻人的血性，同样会有不顾后果，挺而走险的冲动。
　　
　　3、南昌起义的力量
　　
　　
　　
　　 南昌起义的力量其实不大，但却几乎汇聚了ＣＰ所有的军事精华，看看后来十个元帅有多少个参加该次起义就知道了。因此叶挺后来的别号是无衔元帅，凭他在南昌起义时的地位与资历，活到55年评定军衔时，元帅的排名他铁定进前三，谁给挤出去就不好说了。
　　
　　
　　
　　 看过文章说周恩来在ＣＰ的军队中，个人资源及其庞大，甚至超过毛泽东，如果两人拉开架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我开始觉得不可能，后来想想南昌起义，就信了八成。某部电影里张国涛劝他没把握就别插旗，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张一脸痛苦地说：“恩来，我担心你多年的心血，会毁于一旦。”哦！原来南昌起义的本钱，是他个人多年的心血。这大约可以解释，后来在中央苏区，他可以轻易地从毛手中夺得军权，即使在一败再败得情况下，他的位置还是无人能动。
　　
　　
　　
　　 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叶挺的24师，这支部队大部分士兵是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叶挺回广东招的工农武装，成立于三月份，四分之三是新兵，他们在四军出击河南时候，留守武昌，在5月中旬会同军校学生，平定了夏斗寅的叛乱，有初步的战斗经验，但装备与战斗力无法与四军的其他部队比肩。
　　
　　
　　
　　 第二支部队是高佬蔡(蔡廷锴)的10师，高佬被周恩来、叶挺挟持后，部下为了他的生命安全，没办法不参加起义。所以他们一有机会，便逃跑了。后来这支部队，衍变成赫赫有命的19路军。据他自己说，他逃跑之前把部队里面30多个共产党员全部发钱遣散，但这30多个人并没一个活着出现过，他到底是把他们放了还是杀了，这是椿疑案，我倾向后者。几十年后，他混民主党派，出于统战目的，不好和他计较此事。所以他的部队，是不会下力气打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算。
　　
　　
　　
　　 贺龙的部队其实很弱，7000人不到却编成三个师，基本力量是收编而来的土匪，他本身也是湘西土匪出身，可以说土匪张是伪土匪，他才是真正的土匪。也许基于这个情结，他一直觉得，第二方面军，应该由他来当总指挥而不是张发奎。他原来与中共关系不算密切，后来周逸群到他军中做政治工作，所以北伐河南时候，他的独立15师打得很卖力气，战争胜利后论功扩编为20军。其实论战斗力，四军一个团基本上就可以扫灭他的部队。
　　
　　
　　
　　 扩编为20军后，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得志，说自己是湖南人，不可能在广东人为主的第二方面军出头，他的土匪武装，迟早要被正规的四军缴械，在电影《八月一日》里，米店抢劫一幕就很好地表现了土匪武装与正规革命军人的冲突。
　　
　　
　　
　　 最先策反他的是谭平山，谭是经历相当复杂的老资格ＣＰ。他警告党内的同志，贺有野心想取代张发奎，我们有任何与张发奎联络缓和的迹象，贺都会因为要保护自己而先我们一步向张告密，以洗脱自己。起义军南下途中，大家对他及他的部队的土匪作风很容忍，捧着哄着，跪地喂猪乸般迁就，生恐一个不对付，他带走部队重操旧业。已经跑了高佬的第10师，ＣＰ再也损失不起力量。可他的部队，还是可耻地一兵不存，全部溃散。
　　
　　
　　
　　 途经瑞金时ＣＰ大开香堂，以谭平山与周逸群作介绍人，把贺龙踢入了ＣＰ，仿佛这样他就进了ＣＰ的保险箱，仪式举行的时候，这个惯匪神情有点紧张，仪式完成后，他松了口气，说比起当年他加入哥老会的仪式简单多了。起义失败后，贺龙流亡上海，中央非常关心他的成长，指派专人每天给他做思想教育辅导，他才慢慢转变成思想上真正的ＣＰ，而不是形式上的ＣＰ。
　　
　　
　　
　　 可他的领路人谭平山却倒霉非常，1927年末，谭平山到上海找党，意外地得知中共中央已将他开除党籍。此时谭平山生活无着，政治上四面楚歌，以其身份若投靠南京政府则不愁吃喝，他却坚持反对国民党，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主要从事反蒋活动时也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路线。抗日爆发后，东躲西藏的谭平山，不顾通缉尚未取消的危险。与他同样被ＣＰ开除党籍的陈独秀会面，陈见面便发泄对中共中央的不满，谭平山却批评陈的主张并赞成共产党的新政策。独秀以老上级的脾气拍桌大骂谭平山你他妈的，一向以英雄自许的谭平山也站起来操独秀的老娘，二人不欢而散。
　　
　　
　　
　　 叶挺原来的独立团才是共产党的精华所在，这支部队一路战损极大，这与叶挺的作战风格有关，喜欢硬碰硬地干一锤子买卖。这种决心是对的，在二战之前，战争的形式与武器的品种还是比较单一，一支部队能否取胜，很多时候不是看武器与训练，而是比谁拥有更多的亡命之徒，或说献身精神。所以对士兵进行战术训练还不如对其进行勇气训练，起码对士兵进行思想精神训练成本低廉，让灵魂深处发生革命并不需要花很多的大洋。
　　
　　
　　
　　 叶挺的独立团是ＣＰ的私生子，所以全党万般的宠爱都汇集在这个队伍，他的战损得到了很好的兵员补充，主要来源是从两湖工农运动中挑选出来的骨干分子。武昌攻下来后，独立团被编成25师74团，师长李汉魂，团长周士第。周士第参加了ＣＰ的南昌起义，并对土匪张的专车开枪扫射，令张深受刺激。他把周从一个军校生两年之内提拔为团长，而这个得意门生居然是如此忘本，这甚至影响了土匪张对ＣＰ的看法。现在这个团的番号被济南军区某装甲师继承。
　　
　　
　　
　　 朱德的部队号称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其实只有几百人。他的成功在于他坚持下来，而且很好运气地在溃败的士兵中，碰上了低阶军官龚楚，这位后来的红军叛将，当年也是热血青年，把农军从广东带上武汉，又从武汉带到南昌参加起义。这次他把朱德带回了粤北老家，他们曾在我经常去的瑶山活动过，一个破庙的土墙上，还遗留着当年的数个子弹坑。后来朱德又是杀熟（这事干得挺不地道的），砸了他结拜兄弟的场子——“湘南暴动”，他这个兄弟，几个月前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冒着极大的风险以极为宽容的条件收留了他及他的溃兵，“湘南暴动”后，他被剿得站不住脚，才与毛泽东汇集，落草井冈山，以“朱毛”的匪号，开始了类似山大王的革命生涯，让中国人付出极大代价的十年内战，由此而起，这属于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