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除了访问大爆炸现场外，他还呼吁黎巴嫩政界应进行“紧急改革”。
经法国委任统治当局西方化、民主化的塑造，黎巴嫩建国后很长时期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民主的国家——政治上照搬西方模式，采用议会选举和总统制，由总统任命总理，社会相对开放，言论、新闻自由，似乎是阿拉伯世界政治参与度最高、内部最为自由的国家。
但同时，黎巴嫩内部长期存在深刻的、本质的问题，即教派纷争、政治宗派主义等。
这些问题导致社会的深刻分裂，议会选举以教派为基础，政府孱弱，腐败横行、军事强人层出不穷。宗派主义使国家陷入部落政治的狭隘范围，所有的政治主体首先关注自己宗教团体的利益，其次才是国家利益。
不同群体对黎巴嫩国家性的认同度不高。国家结构并不稳定，不同教派的代表靠协商谈判、协调各自微妙的利益关系，来维持国家脆弱的稳定。在法国委任统治支持某一特定族群或教派的政策导向下，黎巴嫩国家经济被自由主义商业精英、马龙派军事精英所把持；而与此同时，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但大都（什叶派农民）居住在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生活贫困，社会分层明显。
一、黎巴嫩的民主宗派主义
黎巴嫩的民主宗派主义产生于现代政治语境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而来。从其产生的条件来看，首先出现了其载体，即政治机构。16世纪末期，黎巴嫩山第一次出现自治公国，创造出统一的、影响深远的世俗权威。
19世纪中期，马龙派与德鲁兹派教派冲突，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调解”下，第一次建立自治机构，不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混合议会，确定不同教区“分享权力”的机制。正是由于这种机制的发展，宗派主义才逐渐成为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
自治机构的议员分两个阶段进行间接选举，共和原则即在这种管理机制中萌芽了。
一战后，黎巴嫩提出独立和建立议会民主制的要求，则是其共和传统的彰显。土耳其学者恩金·阿卡利（EnginAkarli）认为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黎巴嫩的政治机制帮助黎巴嫩政治家选择了议会制。而法国在黎巴嫩地区委任统治的建立首先确立了黎巴嫩现代政治的地理基础。
其次，重建以奥斯曼帝国政治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延续了黎巴嫩的政治民主化传统。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19世纪至20世纪初黎巴嫩山区与沿海的社会经济交往不断深入，黎巴嫩山主要的宗教社团，即马龙派、德鲁兹派和什叶派当中出现了“社会经济共生”的现象。
而19世纪中叶外国殖民者将整个社会简单划分为宗教派别，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学观点来制定其政策，因此，宗教认同不可避免地被增加了政治色彩。教派之间在利益和身份认同上形成竞争被赋予了政治含义。
法国对黎巴嫩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最终导致黎巴嫩政治民主传统宗派化。
自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后，马龙派天主教徒出现将黎巴嫩作为“天主教基督徒家园”的政治理想，在一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黎巴嫩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雏形。
此外，马龙派受西方，特别是与法国所谓的传统联系的深刻影响，其民族主义理想和认同首先要区别于西方才能够与社会政治现实相符。
在国家建构要素上，对领土的行政划分是建立国家政治实体的题中之意。正如阿尔伯特·胡拉尼所说：“对于很多基督徒特别是马龙派而言，1860年是一切政治思想的起点。对于奥斯曼帝国这个多民族的大帝国而言，只是其境内行省之间的行政划分改变而已，但是很多黎巴嫩山的基督徒们已经认为自己不再是奥斯曼帝国臣民了。
二、法国的委任统治
法国委任统治对大黎巴嫩领土的划分是以下几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法国刻意扶植黎巴嫩马龙派，为其建立一个“避风港”，并为之配备粮仓（贝卡谷地）和出海交通（沿海四镇）；
其二，以宗教势力为代表的马龙派政治力量的要求和推动；
其三，新成立的黎巴嫩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1925年大起义之后，法国委任统治高级专员茹弗内尔接受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合并的要求，同时，将穆斯林占多数的地中海港口城市的黎波里和贝卡谷地从黎巴嫩分离出来。这一决定旨在满足大起义所提出的统一愿望，同时确保黎巴嫩实体中基督教人口占绝大多数。
然而，大黎巴嫩计划的支持者，尤其是比沙拉·扈利和马龙派族长伊莱亚斯·哈耶克（EliasHayek）反对这一提议，他们担心黎巴嫩的经济独立和粮食自给自足受到影响。叙黎两国的边界划分留下了两国至今无法彻底解决的遗患，为了争取独立，叙利亚民族政府被迫接受大黎巴嫩的存在，但是在与法国的条约中规避了与黎巴嫩的边界线问题。
从国家机构的设置来看，黎巴嫩行政会议的教派比例代表了黎巴嫩教派组成的变化。大黎巴嫩国初建之时，行政会议的成员中10位是基督徒，另外7个议席由穆斯林德鲁兹派构成。
在1921年的人口普查中，为了计算代表理事会席位的宗派主义分配原则，移民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性质，使人口统计成为一个与领土划分一样重要的政治问题。
事实上，在占居民四分之一（130,784名移民，555454名居民）的移民中，基督徒具有过度代表性（overrepresentation），对宗派比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督徒居民原本只占大黎巴嫩居民的一半，但如果移民被纳入宗派比率的计算中，人口的构成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943年夏，议会席位的重新分配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黎巴嫩穆斯林对总统阿尤布·塔贝特（AyoubTabet）做出的议会席位分配表示不满，穆斯林随即通过埃及和伊拉克从中周旋，说服英国对卡德鲁斯将军施加压力，最终英国驻叙利亚和黎巴嫩代表斯皮尔斯上校建议，在等待新的人口普查来解决移民问题时，基督教席位与穆斯林席位的比例应该是6：5，即30个基督教席位和25个穆斯林席位。
[iframe][/iframe]1943年独立前，黎巴嫩国内政治观点分裂为以马龙派为代表的基督教徒和部分伊斯兰教少数教派，以及穆斯林多数派两个派别，分别支持在法国保护下的独立的黎巴嫩和在叙利亚国家内部的黎巴嫩山自治。
黎巴嫩国内温和派接受黎巴嫩的独立，但是条件是不能对法国或其它大国唯命是从，同时与其它阿拉伯国家保持紧密合作。一些逊尼派穆斯林领袖开始意识到争取黎巴嫩的国家独立应该先于阿拉伯统一事业，也逐渐接受叙利亚和黎巴嫩存在分歧的现实。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赵娜：法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一黎巴嫩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分裂，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