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两国关系非常友好，在这一大背景下，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研制提供专家技术、留学生名额，以及实物、模型等。1958年4月，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同志建议在中国建长波电台，7月又提出要建联合潜艇舰队，都被毛泽东同志拒绝了。毛泽东同志说不允许外国的军事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友邦如此，敌对国就更不要说了。那幺随着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越来越大，1959年6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终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苏联专家陆续撤回国内，技术图纸等也都一并带走了。截至“协定”终止，苏方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导弹的实物，但是原子弹的教学模型直到最后也没能落实。中苏关系闹僵以后，苏联方面称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我们中国当然不能示弱，即使一百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当然只有气概是不行的，还要有谋略。于是中央向有关方面下达指示，苏联人靠不上了，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最后实践证明我们没有用那幺长的时间。

通过阅读有关文章我们可以得知，苏联的专家其实对中国是友好的，是有感情的，但是他们必须服从自己国家的决定。其中有一位苏联专家，好像还是他们的一个组长，临走时对二机部部长刘杰说了这样一番话：“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有王淦昌”。

王淦昌1930年赴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着名女物理学家迈特纳。1934年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前面我们说程开甲1937年入学经历了浙大西迁，王淦昌作为老师也经历了浙大西迁，后来落脚在贵州遵义。以遵义的环境来讲，科研条件肯定非常差，没有建物理系的实验室，就在遵义城外的山包上把物理系的一些简陋的仪器放在里面。据书上所写，简陋的仪器与孔夫子的牌位相映成趣，没有直流电，就用一辆旧汽车来充当发电机。在这种环境下，王淦昌依然坚持着对科学问题的思考。通过看传记我们可以知道，在当年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期，国外的学术期刊依旧能够辗转寄到地处遵义的浙大，当然有时会来得晚一些，有时会断期。王淦昌就从这些期刊中搜寻重要的科学问题。

当时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已经推测出一种基本粒子的存在，但在实验上还没有证明，今天我们称这种粒子为中微子。很多物理学家都在想方设法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王淦昌也是一样。有人通过写实验方案，有人通过做实验，以王淦昌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做实验的，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所以就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里面提到了关于中微子探测的一个建议。他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当年就有美国人按照王淦昌的思路开始开展实验研究，包括十年之后，一位美国科学家最终通过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他所遵循的思路也是源于王淦昌的这篇文章。上世纪五十年代，王淦昌在莫斯科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他的研究小组取得了一项重要发现，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项发现在国际物理学界获得了高度认可。之所以讲这些，是想说明一件事，王淦昌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

1961年4月3日，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找王淦昌谈话，向他说明了国家要研制原子弹，苏联指望不上了，专家都撤走了，只能靠我们自己国家优秀的科学家，询问他愿不愿意投身其中。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愿以身许国”，从此，他更名为王京，隐姓埋名，国际物理学界再也无从知晓王淦昌的科研工作。

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在同一个时期被钱三强找到谈了话，彭桓武的回答也非常简单而干脆：“国家需要我，我去。”从很多报道中都可以看出，彭桓武是一位大智若愚型的科学家，考虑问题非常地深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彭先生，国外工作、生活条件那幺好，为什幺要回国，能不能说一说理由。彭先生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上图离我们最近的两个人，左边是彭桓武在爱丁堡大学的导师马克斯·玻恩，195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右边是埃尔温·薛定谔，他是1933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留学期间，彭桓武曾在马克斯·玻恩的推荐下两度在薛定谔的手下从事研究工作，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对彭桓武的科研能力高度赞赏。但是我们看的这张照片是马克斯·玻恩和他的同事及学生的合影，里面并没有彭桓武，为什幺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回国了。有趣的是其中包含着另一位“两弹一星”勋奖章获得者，在第二排左边，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程开甲院士。所以在马克斯·玻恩那儿，程开甲是彭桓武的师弟。照片第二排中间那个人，他也是一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北大教授、物理学家——杨立铭先生。既然说到杨立铭先生就顺便多说一句，他的夫人也是一位院士，是我们国家计算机科学的开创人之一夏培肃。据初步统计，我们中国科学院有13对院士。

接下来再介绍一个人。原子弹爆炸的过程涉及到许多力学问题，1960年，钱三强请钱学森推荐这方面的负责人选，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当时的钱学森是力学所的所长，而郭永怀是副所长，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早在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他们都是着名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学生。郭永怀比钱学森大两岁，但是按拜入到冯·卡门的门下，去加州理工念书的时间来算，郭永怀比钱学森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算得上是郭永怀的辅导师。因此，钱学森对于郭永怀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的科研工作非常了解，并发自内心地欣赏他的科研精神。钱学森在一篇怀念郭永怀的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永怀之所以能做出这两项重要成果，是因为他有见识，遇事看得准，而一旦看准，就有胆量去攻关。当然这是我们从旁见到的，我们也许看不到的是他刻苦的工夫、呕心沥血的劳动。”

1960年5月，郭永怀在担任力学所副所长的同时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西北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不幸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我们之所以用壮烈来形容，是因为当时飞机已经到达北京上空，在距离地面几百米的地方突然失火，后来人们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遗体被分开以后，人们发现郭永怀的公文包就夹在两个人中间。生死关头，他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工作。

上图是1988年郭永怀牺牲20年之际，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在院落内安放郭永怀塑像时拍摄的照片。王淦昌、彭桓武都来参加了这次塑像揭幕仪式，以向他们昔日的战友致意。另外参加的人还有“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和陈能宽院士，最中间的是一位军人，名叫李觉。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都是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而所长就由这位李觉将军来担任，因为核武器研制本质上是由军方主导的一项工程。郭永怀在世的时候常对他的学生讲：我们这一代，你们以及以后的两三代，要成为中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通过刚才以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为例讲述的一些故事，大家不难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其实不只他们三个，
23位“两弹一星”元勋绝大部分都有留学经历。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他们在国外大概待了多长时间，计算方式是回国时间减去出国时间，名字与时间相对应。

红色字的名字是念了博士学位后回国的，蓝色字体说明是硕士学位，而黑色字体是在国外做访问的。

上面一共列了21个名字，23位元勋当中只有于敏、钱骥两位是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当然，没有出国留学不等于贡献小。在国家卫星研制初期，钱骥协助赵九章在协调各大部委的需求、国家卫星研制的规划方面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于敏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我们国家氢弹理论的突破就是由于敏完成的。于敏在自传中说过这样的话：“时代的使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于敏起初醉心于理论物理的基础研究，但钱三强跟他谈过之后，他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根据国家需要选择研究方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大批中国科学家特别是核物理学家从国际学术界消失了，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星消失在他们过去的灿烂天空里，他们被民族的声音召集在一起，隐姓埋名，把理想和智慧，一腔热血都奉献给了“两弹一星”这个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作者：何林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

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独家文稿《何林：请历史记住他们 ——“两弹一星”研制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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