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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名副其实的当头帅

2020-06-28 18:00:28

朱德---名副其实的当头帅

长期以来讨论谁是中共几大名将时,大家往往只在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粟裕五个人中选,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十大元帅之首朱德的地位。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朱德就是个性格温和的老好人,至于军事能力嘛,
也就那幺回事。据说,完全是据说,连彭德怀都有看不起他的时候。但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倒是明确地说了:“朱德同志总是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其实他名声很大,功劳不很大。战争年代,朱德同志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我军的总司令向来都是毛主席。”然而据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林彪的攻击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上表演,在私下对朱德还是毕恭毕敬的。其实,从现在披露的资料看,中共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只不过林彪最后“遗臭万年”,他的言论就放在了一个特号放大镜下。

今天的电影电视剧充斥着耍酷弄炫的帅哥,好像不如此不能表现角色的本事。朱德之所以不被人重视,估计也是形象分减了不少。即使是元帅大将照,
林彪看上去鹰鹫犀利,深不可测;彭德怀则是凶神恶煞,不怒而威;刘伯承慈眉善目,充满智慧;粟裕气度潇洒,机智敏捷;徐向前略带抑郁,却依然气势凛凛。只有朱德,虽然浓眉大眼,神态严肃,怎幺看都像个扣了顶元帅帽的老农。

德国的王安娜第一次和朱德见面的感觉是:“就像一个劳累过度的老农民。”“这个‘匪首’,怎幺看也不像英雄,不像一个有力量的人,他的外表平平无奇,要是在人群中,恐怕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爱泼斯坦对朱德的印象是:“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海伦.福斯特说:“朱德没有什幺军人气概。”史沫特莱据说后来爱上了朱德,但初次见面却是如此:“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普通红军战士也有不少人把朱德误认为伙夫头,朱德还凭借这副伙夫头形象数次逃过敌军的追杀。

然而跟随朱德的老家伙却实打实地崇拜他。肖克说朱德所带的部队中都对他“带点神秘式的信仰”,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就是朱德在具体指挥。黄克诚也说过:“朱老总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收容残部,扩大队伍,举行湘南暴动,后来又与毛主席会师井冈山,这个功绩是很大的。因为毛主席以前没有打过仗,而朱老总是有军事经验的。”“朱老总在打仗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对于红军初创时期能够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有大功劳的。”
还有秋收起义的老人谭震林的评价:“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不光因为朱德带上井岗山的部队人数多,而且是叶挺铁军的残部,军事素质高,战斗力强。粟裕在回忆录中大篇幅地描写朱德带领南昌起义失败部队走上井岗山的历程,还在豫东战役一章中写道:“朱总司令在华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老人家亲临视察和给与指示,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鼓舞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作用。”而建国前朱德在民间更是神话般地存在。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战士们视他(朱德)为神明,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

朱德的威信是在南昌起义部队三河坝失败以后树立起来的。当所有人感到茫然失措,走投无路时,他带领残余部队向西北转移摆脱了敌人追击,成建制地保留了一支有正规作战经验的部队。在着名的天心圩整编中,朱德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天心圩稳定下来的八九百人中,出了中共军队的三位元帅和一位大将。朱德从三河坝上井岗山的意义绝对可以和毛泽东建立井岗山根据地的意义相媲美,是中共军队从无到有的两大支点。

中共建国后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朱德在红军时期的作用,无形中影响了公众对朱德军事才华的评价。除去参加领导南昌起义,朱德还领导了中共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湘南起义。十大元帅中只有贺龙才有如此经历,一人领导过两场大起义:南昌起义和桑植起义。中共建军初期组织了一系列暴动,影响最大的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其次应该是黄麻起义,湘南起义和桑植起义。黄麻起义很快失败,大多数领导人很早就牺牲了,只留下一些小规模“火种”成为后来红四方面军的基础。桑植起义是红二方面军的起点,但规模远远小于黄麻起义和湘南起义,甚至不如后来的百色起义,就是普通的中共军史发烧友都未必了解很多。而湘南起义规模大,影响深远。虽然也没能坚持下去,但主力基本完整上了井岗山。湘南起义除去朱,林,陈三帅和粟大将外,又走出了黄克诚大将和六位上将。秋收起义只产生了一位元帅,一位大将(罗荣桓尚有在山东独当一面的经历,谭政几乎没有什幺军事作为),七位上将(严格地说赖传珠不在秋收起义的部队中,他一九二八年三月才上了井岗山)。顺便提一下,叶剑英虽然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但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就是报了个信,没有组织起义的具体作为。朱德虽然不是南昌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却实打实地是核心领导圈成员之一,而且在起义前夕招待滇军将领吃饭打牌,麻痹敌人,对起义成功有直接贡献。

湘南起义中朱德打出了红军史上第一个出色的歼灭战,砰石大捷。朱德以一个团打垮了许克祥的六个团,毙伤两千多人,俘虏一千多,还缴获包括一门山炮在内的大批武器装备。“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一九四四年朱德在《在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
面对敌情,他分析道:“的确,敌人有不少优势,我们不能低估。他兵力数倍于我,武器装备精良,后方实力雄厚。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不可采取南昌起义后那种死打硬拼的方法,同敌人拼消耗。应该有勇有谋,灵活机动,扬长避短。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结合的打法,去战胜敌人。”
砰石之战已经包括两个新元素:一是最大限度追求歼灭敌人,二是依靠工农民众武装。普鲁士自腓特烈大帝时期就开始提倡歼灭战思想,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在不设防的野战中消灭敌人的军队。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的目的就是打垮对方,打垮对方的第一要素就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克劳塞维茨还认为:民众武装如同燎原之势的熊熊烈火。他们分散隐蔽,突然袭击,机动灵活,时隐时现,神出鬼没地采取一切手段打击和削弱敌人。朱德正是在德国留学期间,接触了大量德国先进军事理论。而此战使用的游击战术,依据的则是朱德在滇军时期打土匪的经验。所以,当时的朱德是站在了中国军事变革的最前沿,他把世界先进的洋思想和中国老土的土经验结合,创造了一种堪称全新的战术思想。

砰石战役的结果如粟裕回忆:“当时我们部队虽仍不足千人,却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精华,战斗力是很强的。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乱了,歼灭其一部,余敌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许克祥的司令部所在地砰石镇。这时敌已成惊弓之鸟,争相逃命,我军很快便将敌的五个团全部打垮。许克祥连摆在桌子上的饭菜都未来得及吃,就扔掉轿子,丢掉皮大衣,带少数马弁逃脱了狗命。砰石镇到处是敌军丢弃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这次战斗,我们缴到了一门山炮,许多迫击炮,大批的步枪、机关枪,二百多担子弹。打垮许克祥之后,我们又重新占领了宜章县城。这是潮汕失败之后我军改变作战方法,首次获得重大成功,并创造了以少胜多的优秀战例。”顾则徐在《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中评论:“这一仗对中国军史来说,是宣布了一种全新的战役艺术和战术技术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军事艺术的名称毫无疑义只能称为‘朱德式’。”可以说,这次战役确立了中共军队作战方针的雏形:军民结合,避强击弱,隐蔽接敌,突然袭击,力求全歼。大致同一时期,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只在宁冈消灭了国军正规军一个营。

井岗山会师对毛泽东而言是期盼已久。据陈士榘回忆:“我清楚地记得,自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从来没有看见毛泽东背过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他背枪就是在宁冈砻市红四军成立大会上。这天,毛主席特别高兴,他挎上匣子枪,走到朱老总跟前诙谐地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便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再也没见他携带过枪。”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朱德军事成就时,一般集中在争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究竟是谁的专利。实际上,这应该是朱毛的共同专利。朱德在莫斯科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毛泽东很早就把山大王的
“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改成了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
两人都很早就从原则上认识到红军的出路只能是游击战。然而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原则要接地气,必需通过具体的战役战斗去完成。长期的作战经验肯定使朱德在这方面更胜毛泽东一筹。这也是后来朱德足以自豪的原因:“在这一点上(指游击战争思想),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我靠,一点带头?带了个大头。

的确,井岗山时期的三次反会剿基本是朱德指挥的。朱德所带的二十八团是每次战役的当然主角,毛泽东的三十一团基本充当打酱油的角色,顶多相当于朱德从湘南起义带上山的杂牌二十九团。在着名的龙源口大捷中,“朱德率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个营,占领新七溪岭的有利地形,阻击杨池生部的李文彬团;陈毅、王尔琢带着第二十八团,赶往老七溪岭迎击杨如轩的两个团;袁文才带着第三十二团一部和永新赤卫大队,从武功潭一带侧击敌人。”(《朱德传》)。战斗中朱德身先士卒,手提花机关上阵,把几乎无法抵挡的对手压了下去。此战还打出了两位后来名将。一位是林彪。老七溪岭争夺制高点的战斗中,他提议组成多波次轮番冲锋:“从连排干部和党员战士中,抽调240人组成敢死队,每24个人编为一个冲锋集群,从一到十编为10个波次,沿着一个方向,轮番冲锋。只要前一波次伤亡过大或战力衰减,立即就地转入火力掩护,由下一个波次继续冲锋,所有波次依次跟进、压上、冲锋,始终保持强大、锐利的攻击力,直到撕破国民党正面防线,全团压上,发起追击。”。另一位就是粟裕。在老七溪岭突破后,他和另外两名战士奋勇追击,居然抓了一百多个俘虏。古人说三岁看到老,红军初创时期的这一仗也可隐约看出两人作战的特点:林彪注重战术上的深思熟虑,而粟裕则敢于冒险。在战后讲评中,两人都被朱德评论为“青年战术家”。王尔琢牺牲后,林彪被提拔为红二十八团团长,从此主掌朱毛嫡系中的嫡系。而对粟裕,还在他当连长时,朱德就说过:“革命就像接力跑,一棒一棒传下去,我老了,有粟裕!”颇有点认粟裕为自己衣钵传人的味道。这一时期朱德的作用,可以从《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看出来,书中经常提到“朱德同志亲自指挥”这句话。

现在认为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然而提到朱德的作用时,大多文章都语焉不详,只说到“协助”毛泽东指挥。怎幺个协助法?从提几句意见到主持作战计划的制定,这里面差了大去。从《毛泽东军事文集》和《朱德军事文选》看这一阶段的作战命令颇有几分意思。这些作战命令大多是朱德,毛泽东共同发布的,电报注释为:“这是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其中一份则不然:

“消灭龙冈之敌的命令(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

(一)敌之整个布置见蒋介石八月二号命令,已另录。龙冈有敌第五师四团、五十四师两团(昨日未与我军作战的),加上昨天与我军作战的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败兵约两团,共尚有敌八团。崇贤、方太之蒋蔡部,兴国江背洞之赵观涛部,青塘、古龙冈之孙连仲部,均在向我军前进,但明日(九号)不能达到龙冈。

(二)我军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

(三)攻击龙冈部署如左:

三军团及七军任左翼,今夜宿营于兰石,担任攻击龙冈之西北端。三军任右翼,今夜宿营于小别,担任攻击龙冈之东北端。四军任正面,今夜宿营于表湖,担任攻击龙冈之南端。十二军位置于四军之后作总预备队,今夜应宿营于表湖附近。

各军明晨(九号)四时一律总攻,务于上午十二时以前解决战斗。

(四)解决战斗后各军宿营地区分于左:三军团及七军在上固、下固、缺家坪一带。三军在小别。

四军在水西、高车、大蕉坑、下车、中塘陂一带。龙冈圩、表湖、张家车、樊埠一带不驻兵。

(五)明日上午作战时总部在表湖。作战后至夜间,在龙冈圩区政府(圩场的南端),后晨移石头坑。

(六)明日下午七时,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均到区政府总部开会。

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毛泽东”

《朱德军事文选》注释:“这是由毛泽东起草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毛泽东军事文集》注释:“这是一九三一年八月八日十四时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约溪起草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还提到是“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手稿刊印。”说明此命令确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电报注释还指出:“这一条(指第六条)内容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四二年编印的《军事文献》中为(七),(六)的内容为‘伤兵、俘虏、枪械均由各军自行处理。伤兵医院设君埠西端之空坑(离君埠十五里)一带。枪械收集于陂头(君埠与汉下之间)。’这是毛泽东手稿中所没有的。”说明该命令正式发布前经过修改,经过谁修改?最可能的当然是朱德,表明朱德也会起草作战命令。那幺朱德可能起草了那些作战命令呢?先让我们看下一份,几乎同一时期的作战命令:

“转移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

(一)据报,敌韩德勤部于九号晚复退回兴城,蒋蔡两师主力仍在高兴圩附近,蒋鼎文残部在长迳口,敌之游击队十号到绮冈、隆坪当晚即撤走,本日游击到六窠之敌午后亦撤走。老营盘附近有我独立四师,老营盘有我省苏及四军收集子弹之一连,三军第九师在六窠附近占领阵地,至明日(十二)下午二时即撤至成功あ占领阵地。

(二)方面军决转换阵地截击敌军,拟于明(十二号)日移动,派第三军为掩护队,在老营盘附近掩护。第三军团、第七军着于明(十二号)晨四时由现在地(均村一带)出发,经高湾、下坪锡、上坪锡、东坑、十八排、黄龙坪到浪川(四十里),在浪川之茶芫(住房屋一半,须适当分配)、下元一带布置宿营。

第四军及三十五军着于明晨四时由现在地(小章贡、长窖、里溪等处)出发,经小章贡到富足,可分为两路,一路走天子ず,一路走钓鱼台,均到浪川之石灰尾及茶芫(住房屋之一半,须适当分配)一带布置宿营。如石灰窑总直属队宿营地有多时,应划分一部为第四军宿营地。

总直属队由杨副官处长指挥,着于明晨五时由现在地(富足)出发,经龙上、钓鱼台到浪川之石灰窑宿营(石灰窑之房子由总部杨副官处长分配,总直属队住完后剩余归四军)。

第三军之新兵团明日移到浪川之白果树下。

(三)三军团到宿营地后,须派员往小庄侦察渡河点并架桥,准备后天通过小庄往田め。

(四)总部明夜在石灰窑,各部到宿营地后须立即派传令兵到总部接受命令。

(五)各军应把政治部暂时留下照顾伤兵,候交通恢复,即向龙冈头一带归队。

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毛泽东

九月十一号夜九时二十分于茶芫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看出区别了吗?首先前一份命令句子简单,篇幅很短,后一份命令句子则比较长,也比较注重细节。比如第一条介绍敌情,前一份是:“龙冈有敌第五师四团、五十四师两团(昨日未与我军作战的),加上昨天与我军作战的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败兵约两团,共尚有敌八团。崇贤、方太之蒋蔡部,兴国江背洞之赵观涛部,青塘、古龙冈之孙连仲部,均在向我军前进,但明日(九号)不能达到龙冈。”
后一份则是:“据报,敌韩德勤部于九号晚复退回兴城,蒋蔡两师主力仍在高兴圩附近,蒋鼎文残部在长迳口,敌之游击队十号到绮冈、隆坪当晚即撤走,本日游击到六窠之敌午后亦撤走。老营盘附近有我独立四师,老营盘有我省苏及四军收集子弹之一连,三军第九师在六窠附近占领阵地,至明日(十二)下午二时即撤至成功あ占领阵地。”有许多前份命令所没有的“于,复,亦,附近,收集子弹之”等副词,形容词,细节描述。尤其是谈到部队宿营地时,后一份命令还两次提到并用括号括住:“(住房屋之一半,须适当分配)。”
谈总部位置时,前份命令说:“明日上午作战时总部在表湖。作战后至夜间,在龙冈圩区政府(圩场的南端),后晨移石头坑。”后份命令说:“总部明夜在石灰窑,各部到宿营地后须立即派传令兵到总部接受命令。”特别要求各部传令兵到总部接受命令。第二,在谈到敌我各部建制时,前一份命令很少用“第”,除第一句敌第五师,其他均是直接上数字,四十七师,三军团及七军。后一份命令则经常用“第三军团,第七军”等语。两者写作习惯明显有别,说明后者极可能是朱德起草的命令。这份命令是第三次反围剿晚期发出的。朱毛在第一、二次反围剿发出的命令和毛泽东的那份命令文风差异更明显。如后面将要提到的伏击小布之敌的命令。

下面这个命令很可能是朱德起草:

“总攻吉安的命令

(一九三○年十月三日十四时)

(一)敌军邓英部(兵力不及三团)仍在吉安城郊依托工事固守中, 其阵地布置于螺子山、真君山、天华山、神冈岭之线。

(二)本军团有攻取吉安消灭邓英部队,汇合赣西南群众力量,直下南 昌、九江,以建江西政权,封锁长江进攻南京,保障武汉暴动胜利之任务,
决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晓前夺取吉安城。

(三)第四军任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间之敌阵地攻击,以大校场至 潘塘之道路为界线,线以左归四军(道路在内),以右归二十军。
(四)第二十军任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之线之敌佯攻,左与第四军 右与第三军确取联络,归第四军军长林彪指挥。

(五)第三军(缺一个纵队)与十二军共任右翼,向神冈岭、天华山之 线之敌攻击,以太平桥江边之道路为界线,线以左归三军(线在内),以右
归十二军(线不在内),三军右与十二军左与二十军确取联络,十二军左与 三军取联络。

(六)各军攻击敌阵地得手后,应以少数兵力监视炮楼内之敌,以主力 攻城,并尽力截断城内与阵地上之敌之联系。

(七)军团不留总预备队,各军须自留预备队。

(八)余现在山前总部,四号拂晓时在大塘附近之路口(真君山之北), 四号午后则移至江边(天华山之南)。

注意: [1]各部冲入敌阵地后,即向城攻击。如城沿尚有敌工事,则应利用一切 地物,并构筑简单掩体为支撑点,待机再向城攻击。

 [2]夜间,各攻城官兵一律以白毛巾或白手帕围绕颈上,其余哨音、号音、 口令皆用参谋处原定之信号。

 [3]夜间攻击应用白刃战,故各兵士在敌阵地前不必打枪,更要注意不要 自己互相误会。

 [4]夺得敌阵地即举火为号。

 [5]夜间尽量利用水沟前进。

 [6]各攻城部队尽力向前,不必顾及敌之包围。

 [7]各部须每时皆要取得进步。

[8]进城后,各官长、士兵须严守纪律,不得乱拿东西。

 [9]进城后,对于城中留下之无线电机、电话、电灯、汽车等交通器具概 不准毁坏。”

句子较长,注重细节,谈到部队编制时经常使用第四军,第三军等用法。这个命令虽然也是朱毛共同发布,但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未见收录。《毛泽东军事文集》的编辑明显较《朱德军事文选》精致,收录的内容也更广泛。所以毛文集没有收录的朱毛共同命令极可能是朱德的手笔,反之则不然。这一点后面还会提到。而毛在第三次围剿结束后也单独给周恩来发过一份电报:

“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

恩来同志:

(1)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

(2)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

(3)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

(4)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

(5)我明日去旧县晤谭张。

泽东

三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简单明确,完全符合毛泽东起草的那份电报的写作手法。根据这些写作特点我们可以把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作战命令分成两类,朱德可能起草的有如下:

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一九三○年十一月一日)

横扫左翼之敌张辉瓒等部的命令(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进攻谭道源部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追击谭道源部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

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九日)

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三日)

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

攻击中村南团之敌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先敌占领南丰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消灭由赖村进攻之敌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转移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一日)

一共十二份。毛泽东可能起草的如下:

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朱文选未收录

消灭由崇贤进高兴圩之敌的命令(一九三一年八月三日)

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共三份。其中“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在毛文集中收录而朱文选中未收录。原文如下:

“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一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石马之敌本(二十四)日进至上溪(距小布五十里),中村之敌(按:此两处皆系张辉瓒部)本日午前十一时到达源头、上潮、芦峰岭之线(约两团),显有于明(二十五)晨侵入小布之势。我三军之一连仍在小布。肖田之敌(毛师)本午进至吴村,引水之敌(谭师)本午进至东韶。我政卫团已撤回麻田。东固之敌本日到达南龙,尚未至龙冈。君埠仍有我派出之部队。

(二)方面军决于明(二十五)日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

(三)第三军团任右翼攻击小布之东北两方(即弩峰南方高地,沿树陂北方高地,及油脑上、乌山至何屋附近之线),应于明晨(须在六七时左右出发)十时到达小布街附近十里左右停止(注意将目标隐蔽起来),须让源头前进之敌进入小布后,截断其源头来路,然后举行猛攻而歼灭之。第三军任左翼攻击小布之西方(即富江坪及树坑南方高地一带),应于明晨八时出发,十时须到达小布街附近十里左右停止,注意隐蔽目标,让上溪前进之敌进入小布街以后,截断敌之上溪来路,然后猛攻而歼灭之。

第十二军任中路攻击小布之南方(即何屋南方高地及水西北方高地之线),应于明晨七时半由现在地出发,向小布攻击前进,如小布未到敌,则在小布前(即小布南端)十里附近停止。

第四军为总预备队,应于明晨十时到达田东市(钓峰至小布途中)停止待命(总预备队即位置于此)。

中革委政卫团仍位于麻田,应向东韶及洛口、南团三方向严密配备警戒,牵制东韶、吴村之敌,使我主力出击得收全胜。

(四)各军大行李皆位置于黄陂附近,归本部副官处长指挥。

(五)各部队应带午餐一顿。

(六)总司令部随中革委于明晨八时由此地移到田东市总预备队位置。

附记:

1.地位即用本部颁发第三军参谋处测绘之小布附近略图,及本部参谋处印发之宁都路线图。

2.各军应自行指定绷带所位置。临时野战病院在赖家坪。

3.电话暂不撤收。如麻田发现敌人,政卫团于必需撤退时可撤收之,但必须即刻通报各部。

4.三军团应注意向南团方向警戒。

右令

总司令朱德

政治委员毛泽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很像朱德的手笔。我们前文已经说过,毛文集未收录而朱文选收录的命令极可能是朱德手笔,反之则不然。个人认为这个命令是朱德起草,留此存疑。

如果这个分析成立,那幺可以说一二三次反围剿,尤其是第一二次反围剿的作战命令绝大多数是朱德起草,毛起草的命令很少,而且集中在第三次反围剿。换句话说,我们的分析支持肖克的结论,即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作战计划实际是朱德具体制定和布置的。就像下围棋,毛泽东主要从大局着眼,考虑在哪里落子,而朱德则负责具体定式的执行和变通。没有正确的定式应对,再美好的战略大局也会落空。说一二三次反围剿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开始成熟,不如说在朱德这个老师的教导下,毛泽东这个学生在具体军事指挥专业毕业了。

其实,毛出题目,朱做文章正是朱毛数十年合作的关键。毛泽东曾说:“朱毛朱毛,‘猪’之不存,毛将焉附?”朱德也说过:“‘猪’离不开毛,朱离开毛过不了冬。”驾驭朱德是毛泽东取得成功的第一步,而朱德也正是在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下得到了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第四次反围剿前夕,朱德和周恩来、毛泽东、王稼蔷(祥)联名给中央局发报:“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可惜后来宁都会议罢免了毛的职务。

从《朱德军事文选》看,朱德在红军时期对红军的作战经验作了很多总结。如“怎样指挥和掌握队伍(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怎样学习行军(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健全红军的侦察工作(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在“灵活运用红军战术原则(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文中他提出:红军战术主要原则是:秘密、迅速、坚决,大规模协同作战,务须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还有“努力提高红军的军事学术(一九三三年七月)”以及“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九三三年)。”

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朱德更具体提出:“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任务敌情、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因而我们决心就不同,而运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钳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战斗的完全胜利,是由许多小的胜利总合起来的。如有人不去争取小的胜利,则大的胜利又将由何处积累起来?”“要求得大兵团协同动作,一定要每个兵团、每个部队在受领本身任务时,明了首长决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占何等地位。”兵团和部队要保持通信联络,下属机断专行不能与首长决心背道而驰。要加强侦察,“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要“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这些经验总结大多是开创性的,从大原则上奠定了中共军队战役战术的基础。比较而言,解放战争林彪在东北总结的六条战术原则(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三猛,四组一队,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属于更细腻的战术化作战指导。

中央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其意义不亚于解放战争后期规模宏大的战略决战。尤其第二次反围剿更是经典。当时红军不过三万,而国民党军二十万,兵力对比极其悬殊。然而朱毛准确选择首先打击对象,耐心等待对手冒进,从国民党军的软肚皮开刀,“东固、富田一仗,首先消灭公秉藩、王金钰,然后经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建宁,共十五天时间,横扫敌人八百里,五战五胜,打垮敌人十六个师,”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2万余支(挺),炮30门,电台2部。对比拿破仑的奥斯特利茨战役,兵力对比为七万五千对八万七千,联军对法军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粟裕在回忆录中将此战和二战中德军从色当突破,一举打垮马奇诺防线做对比,得出线似防御在现代战争中毫无用处的结论。朱德当时也几乎没人给他提供后来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内线情报。除去根据地群众和部队的侦察,就只有依靠那支在二次反围剿前才建立起来的,小到可怜的无线电队了。至于第四次反围剿着名的黄陂东陂战役,典型的大兵团运动歼灭战,因为每篇讨论朱德军事能力的文章都会提到,我就不多说了。这里只引用何长工在一九七八年接受中央文献文献研究室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来强化朱德的作用:“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幺不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第四次反围剿把总司令放在一边行吗?在讲第四次反围剿时,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除开第四次反围剿,还有其他资料证明朱德具有,至少不亚于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一九二八年底彭德怀带队上山后,国民党军加强了对井岗山的军事进攻和封锁。毛泽东主张原地坚持:“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认为应该外线出击:“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东西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在南北方向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井冈山缺乏回旋的余地,主张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后来是陈毅和稀泥,提出了围魏救赵的办法。由彭德怀和袁文才、王佐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以此引开部分敌军对井冈山的围攻,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封锁。其实就是采纳了朱德的意见。因为彭德怀部刚上山需要休整,袁王是井岗山的地头蛇,根本不愿离家出走,何况彭袁王火并后,彭德怀还是得下井岗山。粟裕也讲过:“井冈山作为一个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战略出发地不行。”因为井冈山地域狭小,资源有限。后来红军在闽赣边界的大发展也证明朱德的意见极富战略眼光。

朱德的军事才能之所以被严重低估,主要原因是当时很多作战命令都以朱毛共同的名义下达,前面说过,解放后由于对毛的个人崇拜,中共刻意淡化了朱德在其中的作用。这个例子只是因为朱毛当时意见不合,文革结束后被人想起而流传下来。另外,由于两人的性格原因,朱毛作战意见相同时又总是毛泽东出面和别人争论,容易给人一种印象毛才是作战计划的主要制定人。如第二次反围剿前,毛泽东为了说服大家留在中央根据地打,反复开会,每开一次会就把部队往前挪一步,等说服大家后部队已经完成战略展开。其实当时的作战决策都是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制定的,但朱很难坚持对上级(如项英)和下属(如彭德怀)作这种说服工作。接下来将要说到的八月失败就是例子。

那幺,为社幺朱德会屈居毛泽东之下?答案很简单,朱德就是一个军事人才,他在一九二五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朱德在政治上坚持原则,把握宏观大局的能力明显不如毛泽东。

如下几个事例可以证明这点。第一个是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三月)。官修的《朱德传》这幺评述湘南暴动后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这种错误主要来自湘南特委。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要求到处进行烧杀,严重脱离了农民群众。特派员何舍鹅提出:‘烧烧烧,杀杀杀,干干干,’。”“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并没有这样做。参加过湘南起义的黄克诚说得很明确:‘我知道他没有烧房子,坪石没有烧,宜章也没有烧嘛。’李奇中说:‘当时朱德同志也到各县去看了看,并纠正了杀人,放火的错误。’‘朱德同志说房子不要烧,房子留下我们还可以住’朱德自己谈到当时‘到处乱杀乱打’的盲动主义时,也说:‘还好,那时军队里就没有执行过这盲动主义’。”愚蠢的左倾盲动主义加上湘粤军阀集中了七个师大兵压境,迫使朱德率部走上井岗山。

第二个是一九二八年的八月失败。《朱德传》这幺说:

--- 朱德、陈毅得知第二十九团内部出现的情况后,立刻写信给留在永新的毛泽东,并且召开红四军军委扩大会议,对第二十九团要返回湘南的行动加以阻止。“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

--- 红四军军委在沔渡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朱德同志是不同意去湘南。”龚楚却竭力主张把部队拉到湘南去,“还提出‘围魏可以救赵’,我们到湘南,把敌人引过来,可以促进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永新发展。”随同大队行动并负有监督责任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支持去湘南的意见。---

--- 这次会议,是杜修经主持的。……。朱德提出要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不要去湘南,劝大家赶回去解永新之围。……。龚楚是一直主张去湘南的。他说:“看来离井冈山近,但因大山相隔实在很远。”……。萧克回忆道:“杜修经在会上以省委代表的资格压人,非常专横跋扈,对王(尔琢)团长讲:‘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在水口住了一天,还是决定回湘南。”---

最终朱德没有掌握住部队,竟闹到主力二十八团跟随快要自我散架的二十九团去打郴州。以至于毛泽东后来指出:“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和“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

湘南起义的左倾和八月失败都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两个事例清楚地表明朱德无力抵制来自党组织系统的错误政治决策。

第三个就是古田会议前着名的朱毛之争。朱毛之争被很多人简单化为朱毛的权力之争。笔者在“爱思想”网上找到一篇署名张永的文章:“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权力结构演变”,较好地论述了朱毛之争的来龙去脉。兹引摘要如下:

“初创时期的中共党人是一批深受民主思想影响的五四青年,他们1927年创建的红军一度是世界罕见的高度民主的新型军队。红军中的平等和民主激发了干部、战士的主动性,使得红军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能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但民主分权制度也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导致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残酷战争中甚至引发惨重的失败。红军领导者毛泽东逐渐倾向于集中权力,而朱德等仍坚持民主分权,1929年春夏红四军爆发了朱毛之争,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退出红军。中共中央从全国各级组织的纷争当中、在与托陈派的斗争当中,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强力支持毛泽东。重回红四军的毛泽东组织召开了着名的“古田会议”,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红军的权力结构迅速向集权方向演变,这对于中国革命前途以及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简单说就是当时党内的极端民主化已经威胁到年轻红军的生存,例如八月失败除去杜、龚二人的影响,很大程度是基层的士兵委员会压住了朱德军长的权威。中共必须通过强化政治委员的权力,限制下级民主权力等措施来保障上下一致,争取战争胜利。罗平汉在“毛泽东分析朱毛之争的根源(《马克思主义文摘》2011 年 07 期)”一文总结说:

“在毛泽东看来,要化解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思想,并从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何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实现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简单地视为人事纠纷,而是从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视角来看待这场争论,这正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毛泽东在朱毛之争中的胜利就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比朱德站得高,看得远。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健全部队组织制度、明确建军方针和根据地建设等领域都独树一帜,他人难以望背,因本文集中讨论朱德的军事能力,就不多说。简单一句:作为党或一心一意打天下的军队最高领导人,必需具备异乎寻常的政治大局观和全新的战略头脑,毛泽东在这方面比朱德强太多。

粟裕回忆说:“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是经过探索实践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古田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才从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正确地解决的。朱德、陈毅两位同志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在评价井岗山时期毛泽东的作用时说:“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同时总结了其他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实践,对于探索这条必由之路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除开文中的套话,可以肯定粟裕对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的排序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可惜朱德等人在古田会议上没有提出如何保障党员个人民主权力,防止党委第一书记专权的有效措施,以至萧克多年以后不无遗憾地怀念:“(古田会议前,罢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四军‘七大’的决议案批评四军在位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谈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还保持像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搞不起来。”据说林彪在九一三事件前写了一封给毛泽东而未发出的信。信中可怜巴巴地要求:“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
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 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
对比古田会议前,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党管理一切”,支持权力集中于政治委员。“现在四军里实在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
他还劝毛泽东不要消极辞职,要和不良现象作斗争。何其理直气壮。有人说林彪这封信的动机是出于对朱德的个人不满,恐怕未必。这完全可能反映了当时林彪更认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两封信的姿态真让人有沧海桑田之感。

其实,朱德离开毛泽东并没有打过什幺了不起的败仗。

事实上,朱德立志“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也不是非毛不可。第四次反围剿如此,第五次反围剿也是如此。一九三三年二月,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给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心平气和地说:“惟关于行动部署,尤其是许多关联到战术上问题的部署,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只要中央赋予指挥上的机断决定权,朱德照样可以跟着二十八个半的布尔斯维克中央玩,那像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前落选书记后马上撂挑子不干了。甚至在张国焘分裂中央,指挥红四方面军南下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朱德踏踏实实地发布作战总结:“绥崇丹懋战役中两河口战斗的经过及经验教训”,“
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追击之失策”。当时张国焘还在挤兑朱德呢。顺便提一句,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张国焘成不了气候。当时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和刘伯承除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都当过旧军队高官,留过洋,朱德甚至还在德国呆过,都处在中年老道的最佳年龄段,性格也都是温和海量,能团结人,眼界阅历真不是林彪、彭德怀、徐向前、陈昌浩之辈所能比,的确是中央所能找到的最佳人才。然而张国焘居然不能放手使用,充分发挥两人的才能,真是不败何待。

长征开始,朱德也照常以总司令的名义给几个军团长和政委发布作战命令。只是在湘江惨败后,朱德才开始表明态度,最初是支持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建议,接着在遵义会议上继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据参加遵义会议,时任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很多人的性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总司令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决拥护毛主席路线。这是感人的,使人印象最深的。”

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这样的发言本来就分量极重。然而英国的迪克·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中又添加了一个神奇的“据说+大概”:“红军到达遵义后,朱德的总司令部就设在柏辉章公馆,周恩来和朱德同住楼上。据说,他(指周恩来)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至关重要。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顾则徐在《朱德别传》中更上层楼,添油加醋:“朱德跟周恩来谈了一夜话,据说周恩来在这神秘的一夜里甚至痛哭了起来。”“
对朱德来说,他事先制服周恩来,也是要救周恩来,他对毛泽东太了解和不满了,虽然对周恩来也不满,但周恩来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领袖唯一可以对毛泽东形成牵制力的实力人物”“在制服了周恩来后,或者说不管周恩来是真服假服,朱德采取了第二个强硬的动作,就是让政治局会议成为扩大会议,让军队主要将领们一起参加会议。”不知顾则徐从哪里挖到那幺些据说,难道他不知道老三人团在遵义会议前的猴场会议就基本失去了权力?毛泽东已经得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局领导人的支持。叶永烈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中写道:“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来负责安排首长的住处。每到一地,他总是把可住宿的地方作一番巡视,然后按首长地位的高低,相应地分配房子。长征以来,宿营地最好的房子向来是安排给李德。”“在猴场,毛泽东住的房子最有气派。这一回(指在遵义),邓发亲自领着毛泽东来到古寺巷(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全的公馆,遵义数一数二的豪宅),让他睡那张黄铜大床。”当年领导人的住房是后人可以查证的,这种安排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变化,根本不需要朱德再去给周恩来打什幺招呼,“救”了周恩来,让周恩来赶紧着转变立场。而朱德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说法也可断定是子虚乌有,因为这种做派明显带有督军团会议倾向,不符合朱德的性格,也不符合朱德对党的领导的一贯主张,更有孛于顾文中精心打造的朱德民主形象,换张国焘还差不多。何况林彪、彭德怀这两位个性极强,中央红军中分量最重的军团长也未必会老老实实听朱德的招呼。据毛泽东回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他首先提议,得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最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

也许我们更应该相信《三国演义》而不是《三国志》,历史只是当事人提供的线索而被后人妙笔生花创造的戏剧。

《朱德军事文选》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每当中共军队大发展时,朱德起草的具体作战命令明显减少。解放战争时期不说了,第四,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经从前三次围剿的三万来人发展到七至十万人。这个期间,即便是公认朱德负总责的第四次反围剿,也只有一些泛泛的命令或总结,如:“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关于战局的分析和向中央、中央局的建议(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等,没有收录战役期间的具体作战命令。甚至没有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集中主力,以伏击战求歼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的作战命令。然而长征开始后,即便遵义会议前,收录的以朱德名义发布的作战命令明显增加。从“组成第一野战纵队的命令(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到“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一共有十三条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具体作战命令,很多是以朱德单独的名义发出。其中“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月)”条目竟收录了九份电报。不管何种原因,这种情况都展示了朱德在危难之际作为红军主心骨地位。粟裕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红军离开井岗山后有一次被敌人袭击,“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正是这种主心骨作用的表现。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担任了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同时成立党在前线的军委分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还有其他几位委员。这个军委分会很像是井岗山时期红四军军委的翻版。朱德卓有成效地指挥八路军三个师在华北完成了战略展开。这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十月十六日兼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给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并告毛泽东的训令:“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中提到的作战部署:

---(四)各兵团目前具体布置原则:(1)一二○师主力以灵活的游击战袭击向左云方向,并发动及组织晋西北及绥东群众,首先是宁武、朔县、神池、五寨、平鲁、右玉和林格尔、清水河、偏关、河曲、保德地域组织游击队,并派得力干部领导。王震率三五九旅之七一七团,进至五台东北豆村镇、台怀镇地域,准备适时相机参加战斗,到达目的地即着手布置五台以北及以东阜平、恒山以西之群众工作。(2)一一五师陈旅控制于上寨镇附近,小部经常袭击扰乱灵丘、涞源之敌。徐旅最好位于阜平东北,随时协助陈旅,相机袭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挺进游击队,深入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动,收编散兵,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总直属队开进至五台附近,发动五台以南盂县及五台以东地区群众。(3)预计一二九师到达正太路以南,在辽县设后方机关,掩护并开展太行山脉之群众工作。---

不到两年就把脚伸到了山东境内:

“创立鲁西根据地的方针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

关于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创立,须确立在较长时期地坚持斗争中去获得。应估计到你们初入鲁西地区,虽已给民众最大兴奋,但该地民众的发动、组织以及我党的力量尚属薄弱,军队与民众的结合仍然不够,而敌人对你们的行动,已引起很大注意,并正向鲁西地区作“扫荡”战中。目前你们必须把握下列方针:blablaba.”

从战略上说,山东就是国共两党的成皋。中共在抗战期间全取山东,不光得到了经营东北的出发地,而且随时威胁京沪的北大门徐州重地。历史上的北伐,不管是刘裕、朱元璋还是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都是先取山东,再经营北方各地。日后国民党军倾全力争夺山东而不得,最终彻底失败的结果也可证明这一点。

朱德不光发布了大量作战命令,而且花了很大功夫总结对日作战的经验。这是以朱德,彭德怀名义下发的“对日作战的战术原则(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部分段落:

1、在敌人的分进合击中,主要的应在诸支队之暴露的外翼侧实行机动,不应在诸支队间实行机动,这可以避免敌人之合击。

2、突击运动中的敌人,并且主要的是突击其后尾部队而不是突击其先头,主要是采用伏击,在预定之伏击地点应有详细的地形和敌情侦察,取适当的部署与具体规定各部分之任务与动作。

3、当突击某一支队时,应向敌可能来援之方面派出足够的警戒兵力,并以积极的动作向敌前进,隔绝可能来援之敌人。

4、对敌人的进攻与冲锋,应保持着高度的突然性质,突击一开始应最迅速坚决地、猛烈地、连续冲锋歼灭敌人,迅速干脆解决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犹豫、动摇、迟缓都不应有的。

5、保持自己的主动地位,保持能迅速地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当发现敌人已占领阵地,已站稳了脚,无消灭的把握时,应迅速脱离战斗,转移突击方向,以免被敌吸引,消耗我之兵力与兵器。

6、自己行动应极端秘密,应利用昏暗夜间接近敌人。与敌人一经接触,应坚决迅速向敌冲锋。火器主要是用来直接补助近距离的战斗,而战斗之过程主要是白刃战。

7、要保持主要的兵力与兵器使用在选定的突击方向、突击点及突击时间以内,对其次要的方向,分派游击队积极袭击扰乱敌人以迷惑之。

8、突击部队的战斗队形,避免以大部队走一路,前进的行军纵队应避免集团冲锋。

9、对住止的敌人如已有坚强防御设备,不应强攻,而应向之佯动,诱动其他方向敌之增援,求得在运动中突然袭击增援之敌。

10、在敌联络线两侧活动之各部队,应有密切联系和行动上适当的配合。当发现敌人向某一地区动作时,各方均应适时地、机断地采取适当动作,配合某方之作战。一切等待与互不相关各自为战的现象是有害的。

11、当敌人向我前进时,各地方游击队不应单纯地作正面抗击,而主要地应向敌之侧后活动。向敌之后方前进,应有高度的机动性、敏捷性、弹韧性,袭击敌人的后方与侧背,但须与正规军有严格的配合。

12、加强侦察工作,并在群众中建立自己的耳目,特别在沿铁道线上和可能来敌之主要方向。

13、加强警戒,及时发觉敌对我之一切企图。接近敌人的部队,应选择适当的宿营场所,并经常变换自己的宿营地,注意封锁消息。

14、加强防空,注意隐蔽与伪装,注意躲避敌人炮火杀伤的威力。

15、对可能利用的道路,加以必要的破坏。

16、应多派优良的射击手,潜伏在敌人的前进路旁或宿营地附近,不时给敌人以杀伤。

嫌啰嗦吗?也有简单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在“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中,朱德提出“在抗日根据地的机动战的原则,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非有经验的人谁写得出来?估计非有经验的指挥员谁完全掌握得了?一九三八年初,朱德还写出了大部头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在八路军总部的《前线》周刊上陆续发表,部分章节比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还早发表几个月。此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论述抗日游击战的理论,但平心而论,远没有《论持久战》那种高屋建瓴的气概,文字水平也一般。不过文中论游击战的作用挺有意思,朱德认为:抗日游击战争可以收复国土和维系被占领区民众的人心;防止日寇从占领区取得人力和资源的补充;可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并为正规军提供后备兵源。好像不那幺高大上哈,但实实在在是过来人的经验总结。

一九三八年四月反日军九路围攻是朱德式游击战的典型应用。日军展开九路围攻后,朱德等人作出“以一部兵力钳制各路进攻之敌,集中主力相机破其一路”的决策,以小股部队坚持内线迷惑,骚扰,阻击,迟滞敌人,主力跳到外线隐蔽待机。朱德首先判定了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待该敌疲惫从榆社县城撤退时,命令主力转入内线,相机打击对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三八六旅旅长陈赓选择日军最为沮丧懈怠时机,在长乐村发起攻击,全歼日军柏崎联队和工藤联队及炮、骑、工、辎各一部,共二千二百余人,击毙战马五、六百匹,并缴获一部枪枝和其他军用品。八路军伤亡八百余人。此战为中共军队在整个抗战期间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斗,也是充满朱德元素的着名战斗。朱德亲自指挥,侦察情报准确,主力隐蔽外线待机,游击队内线不断骚扰,群众坚壁清野,对日军封锁消息,八路军选择最有利时机和地点实施突然袭击等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一字不漏。

朱德在华北呆到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爆发以前,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为什幺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要由朱德来作,除了毛泽东没有其他人能掌握中共军队如此全面的军事动态。《论解放区战场》也是中共中央肯定朱德坐军中头把交椅的重要标志。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职务,朱德成为刘少奇在此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助手。两人共同制定了对解放战争影响深远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当时的中央会议都是刘少奇,朱德共同主持,发给重庆毛泽东和布置各大军区行动的电报也多是刘少奇和朱德共同签名。总所周知,刘少奇在军事上就是个外行,进军东北的具体军事部署应该都是朱德具体制定的。尤其是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失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后来形成“以江南部队向江北转移,作为向国民党让步的一个姿态出现”的英明决策。同时朱德还从战略上指导了各解放区坚决打击从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铁路干线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在各铁路沿线破击交通线并组织力量打几仗,包括影响重大的上党战役。这个时候的朱德实际扮演的是后来毛泽东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角色。

那幺朱德什幺时候开始淡出中共军队的核心决策圈?

答案应该是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中共中央为了防止万一,决定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这中间有一个关键人物:周恩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德很长时期就是毛泽东,或者干脆,中共中央在军事上的一根拐棍。红军时期,不管是谁当头,都要扶着这根拐棍才能把各自的宏伟蓝图变成实际可行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如此,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