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活了52岁，他的名字是战争史上被人提及次数最多的之一。他戎马生涯34载，其中有整整六年在战场上渡过。他是希特勒的爱将，也是纳粹德国最年轻的陆军元帅。他的赫赫威名，一半来自在战场上的拼杀，另一半则恐怕要归功于戈培尔的刻意营造。最后，他别无选择地服下希特勒命人送来的氰化钾，先于他的元首抵达地狱。声名鹊起于希特勒的擢拔，也命丧黄泉于希特勒的毒手，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做为二战最声威煊赫的名将，隆美尔这个名字即使在中国军人面前提起，也是会马上令人肃然的，如果这些军人稍微知道点二战史的话。比这个名字更为人熟知的，是隆美尔的绰号——“沙漠之狐”。
这般效应究竟是由于此人在北非沙漠中的确创造了战史奇迹，还是由于纳粹德国强大宣传机器制造的神话影响至今？估计很难有人掂量得清。由此可知，后世人所面对的任何“历史”，都可能“早就”被前人的宣传扭曲过。如此，何以为信史？这一点在对隆美尔的评价上尤甚。
毫无疑问，隆美尔聪敏过人。一个能把背诵枯燥的对数表当成乐事，其熟稔程度几乎可以跟一流的数学家媲美的人，你不必怀疑他的智商。而一个善于从一次战斗中发现88毫米高射炮可以用来平射摧毁马蒂尔式坦克，并在其后的战场上把这一发现发挥到极致的人，你也不必怀疑他的战场创造力。
此外，隆美尔也算得上勇敢过人。他强调战场指挥官在战斗中必须靠前指挥，并身体力行地在每次战斗中都腰板挺直地站在坦克上大声招呼士兵们跟随他前进，他所到之处，大檐帽上那只硕大的风镜也就成了他独特的激励士气的标志。
更可称道的是他在作战中确实胆识过人。战争之初，德军的闪电战横扫法国。在突破“小马其诺防线”时，为达成战斗的突然性，尚未被人称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这时即已显示出超人的“狐”性：他命令他的装甲部队的全体乘员除驾驶员外，全都坐到坦克上，手摇白旗，狂呼乱叫，从法军阵地旁呼啸而过。坐在其中一辆坦克上的，就有隆美尔本人。而目瞪口呆的法军居然没放一枪一炮就放过了这支如同欢度狂欢节似的奇怪大军。结果可想而知，法军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防线，就这样被隆美尔拿下了。
至于他率领“非洲军”仅有的两个装甲师和十多万意大利“熊兵”，在人员、装备、补给都远不及英军的情势下，从的黎波里到苏伊士运河，从哈勒法亚隘口到托卜鲁克，驱兵数千公里，一路杀将过去，打得英军溃不成军，三度换将，从韦维尔，到奥金莱克，最后直到换上蒙哥马利，才总算遏制住隆美尔看上去不可战胜的势头。
当丘吉尔大肆称赞蒙哥马利的不世之功时，只有蒙哥马利心里明白，他的胜利起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奥金莱克虽未能击败隆美尔，但他已成功的消耗了隆美尔；二是隆美尔的消耗再没能像英军那样获得迅速补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人可以打胜没有后勤保障的战争，隆美尔也不能。如果他能获得与蒙哥马利相似的后勤支援，北非之战鹿死谁手就很难定论了。
由于在北非战场上的出色表现，隆美尔的声望在当时达到了顶点；也由于德军在北非最终的失败，后世的战史家们得出了隆美尔只不过获得了战术上的胜利而未能赢得战略上成功的结论。这其实是一些二流战史家们的外行见解。
说隆美尔缺乏战略头脑，几乎成为战史上的定论。平心而言，这不过是一种马后炮式的苛求。对奔逐厮杀于一线的战场指挥官，提出要其在考虑战役、战术问题的同时，还要考虑战略问题的要求，未免过分。因为对战场指挥官来说，最可珍贵的素质是在充分理解统帅部的战略意图之后，如何在自己的战术行动中贯彻并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能力，而不是代替统帅部去进行战略思考。当然，如果能像曼因斯坦那样，提出与老权威施里芬不同的战略计划，去迂回攻陷马其诺防线，固然让人叹服，但并不是所有的战场指挥官都能有如此灵光闪现，同时也基本上无如此必要。军队是一台各部件严密分工的机器，它需要的是整体配合协同运作，而不是每个零部件的自行其是，别出心裁。何况，如果说隆美尔缺乏战略头脑，古今中外历史上又有多少战将具备了这等头脑？对于战场指挥官来说，当然需要战略理解力，但更需要的是战略执行力，即如何把上级的战略意图经自己巧手点化为战役战术效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足以使一代战将功成名就。
战场指挥官不必非要是个战略家，但如果他果真在做为一位战术家的同时又是个战略家——且又能处理好自己头脑中战略意识（抽象）和战术意识（具象）之间的关系，那他一定是个超拔的军事天才，如汉尼拔，又如拿破仑。但不要忘了，这两位罕见的军事天才都是在散兵线作战样式出现之前的统帅兼战场指挥官，更不要说是在坦克、战机、航母出现之后的今天了。在人类社会生产大分工如此细化的今天，集统帅与战场指挥官于一身的军事天才已无出现的可能。要知道，尽管汉尼拔和拿破仑相隔两千年，尽管两人指挥的战争有冷兵器和热兵器之分，但其都不过才统兵十几万、顶多数十万。打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也不过相当于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战役的规模。战场地幅狭窄，参加兵员有限，后勤保障线短——这些特点，足以让一位天才的战场指挥官在战役战斗中就能直接加入自己的战略考虑。这是历史的良机，也是历史的局限。
所以，用缺乏战略头脑苛责一位战场指挥官，缺乏起码的历史公正。的确，隆美尔在北非战场上曾因“天高皇帝远”而拥有杀伐决断的战地指挥大权。但这也不过是可以决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作战的权力，这种权力并不意味着他在战略上能够独断专行。在阿拉曼，隆美尔面对蒙哥马利的强大攻势，甚至连下令撤退的权力都没有，不得不听命于远在柏林“狼穴”中嘶声吼叫的希特勒。所以说，即使身为元帅，他也只是希特勒战略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充其量也就是个“车”。要一个“车”拥有“帅”的意识和境界，是不现实的。这样说，并非是要为隆美尔开脱，更不等于说隆美尔就没有自己的不足。在我看来，他的不足倒不在于他并不擅长的战略问题上，而恰恰是在他极为擅长并因此擅长而赢得功名的战术问题上。
撇开战略问题不谈，仅从战术角度看，我发现做为一名出色的战术家，隆美尔的缺陷居然是战术上过于单调。在用88口径大炮和自行火炮猛烈轰击英军坦克集群后，再让自己的坦克集群蜂拥而出，潮水般漫过英军阵地，这种战术差不多成了隆美尔“一招鲜，吃遍天”的杀手锏。这一招让隆美尔打得太顺手了，以致于“手滑”到了一出手就是这一招，完全没有了改弦更张的需求和欲望。在韦维尔、奥金莱克身上屡试不爽后，又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蒙哥马利身上。而这位专门猎杀狐狸的“蒙蒂”，恰恰是在充分汲取了前两任司令官的教训和对手的“绝招”之后，才果断出拳的。如此一来，就轮到隆美尔变成倒霉蛋了，“沙漠之狐”的噩梦由此开始，直到他死，也没能结束。
还有一点不大为战史家们察觉的，是隆美尔在作战中过于热衷出奇制胜。这固然与他手中的装备和燃料不足有关，不得不靠智胜对手来扭转战局，但由此也可看出隐在这位战术家大脑深处的天生的机会主义者的性格倾向。这在战场上可能让人理解为是足智多谋，而在政治上，却只能被认定为是一种投机。从他后来明知有人预谋推翻希特勒，却不管是出于不卖友求荣的考虑，还是出于对推翻希特勒之举乐观其成，都可理解为他内心里并不真正拥戴纳粹。但他却又要用对希特勒的忠诚，去换取自己的显赫地位和荣耀，并心领神会地配合戈培尔的造神运动，刻意亲近和利用媒体把自己塑造成帝国的英雄。这的确让他一度光芒四射，但最终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推上了为法西斯殉葬的绝境。
历史上，大多数名将都是悲剧性人物。这不仅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悲剧，更因为这些名将由于时代所限，大都是在“为王前驱”——替专制君王们卖命的同时获取功名的。而那些专制君王，无论雄主还是孱头，都无一例外地疑忌和担心自己的手下功高盖主，由此危及自己的江山社稷，如此一来，悲剧结局就成了一代代名将无法摆脱的宿命。
希特勒与隆美尔这对冤家的关系倒更为特殊一些，因此，与其他世代的名将相比，隆美尔的结局更为悲惨且富于戏剧性。读到每一部关于他的传记的最后章节时，望着在他死后希特勒亲手导演的备极哀荣的“国葬”场面的图片，相信连他的对手也会禁不住扼腕而叹。
随着二战的硝烟在历史的时空中慢慢散尽，罩在隆美尔头顶的光环也渐渐还原出它的本色。做为希特勒的战争工具，即使隆美尔在战场上屡有建树，但他却从来就不比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更出色。他只是由于某种机缘巧合而与希特勒有了亲密接触，被后者所赏识，才获得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他的成功除了他个人不可否认的才智外，更有希特勒的私心和偏爱，就此意义上说，他是战场之外，纳粹宣传大师戈培尔的杰作。如果一定要把他与战略联系起来说点什幺，倒可以说，他的所有战场上的成功都是战术意义上的，而他自己，却是纳粹战略宣传的极为成功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