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二年（781），韩愈从河阳（今河南孟州）就食于宣城，至贞元二年（786）冬离宣赴京师，在宣城生活了六个年头。那幺，韩愈为什幺要从北方来到远离家乡的江南呢？原来韩家很早就曾在宣城置有产业，适奉北方战乱，“遭时艰难”，朝不保夕，而江南相对安定，其“避地江濆”就是应有之义了。

那幺，韩氏产业为何人何时所置呢？

目前学术界一般有三种说法：①韩愈祖上所留；②韩愈父亲韩仲卿所置；③韩愈同父异母兄韩会置办。其中第①说法没有明确的证据，学者大多采第③种说法。

但笔者以为，揆之情理，第②种观点当更具有可操作性。因为：

其一，唐朝的政治中心是在北方，韩家也生活在河南，完全没必要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置买产业。唯一的可能就是安史之乱，北方士族纷纷南下以避战乱，韩家当也是被这一潮流所裹挟，才移家江南，从而置办了一定的产业。

其二，安史之乱期间，韩会长期生活在上元（今属南京）一带，《旧唐书》卷一三○《崔造本传》记载：“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韩会之所以能长期生活在上元，正是因为此时其家在宣城已经有了产业，他才可能经常往返于上元、宣城之间。韩会其时只是一介书生，自然无经济能力在宣城置办产业。

其三，韩会去世时年仅四十三岁（780），其间虽在大历年间短暂为官，但不过是品阶不高的从六品起居舍人、正五品中书舍人，俸禄不高；而且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即使此时他有相当的经济能力，也完全没必要在江南购买产业了。

因此，笔者认为，韩氏在宣城的产业当置办于安史之乱时，其置办者当为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安史之乱期间，韩仲卿曾历任武昌、永兴、鄱阳县令，均在江南一带，其家南下避乱，金陵是六朝古都，宣城又邻近金陵，自然是理想的迁徙地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韩氏产业或者说昌黎别业具体在哪里呢？

可惜历来各种史料均无明确记载，“自唐以来，宣之为政者，憯不加意，念恻怛于公之遗迹，使乎阳宇阴竁、文堂耕舍，莽莫知其区处。”（梅鹗《韩公别业记》，万历《宁国府志》卷十三）正德十三年（1518），为了纪念韩愈在宣城的这一段读书生活经历，“愍圣道之不昭，愤塞氏之纵横”，南畿监察御史林有孚、摄宁国府知府同知魏浚决定创祠以祀韩愈，但苦于条件限制，又为了继承韩愈排佛之志，于是将敬亭山上翠云庵的和尚迁走，将翠云庵改建为“韩公别业”，使“自今而产宣、仕宣者，溯洪源，景高山，瞻公之庐，如见其存，味公之言，如见其心，感奋自砺”。

其后府县主事者因为韩公别业无人看守洒扫，便又派僧人前去经管。时间不长，看守僧人即将韩愈神像、木主移于别处，“韩公别业”又还原成了翠云庵。嘉靖十八年（1539），知府曹迈、通判何其高有鉴于“公力排释氏，而顾寄释氏以居神，其飨之乎”（邹守益《宣城县昌黎别业记》，《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四）认为以庵为祠，实在不伦不类，因此另在敬亭山麓择地建祠，“为堂，为门，为垣，扁曰唐昌黎伯韩先生祠。祠左一径，夹竹而行，窅然出祠后，构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门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甫半里许，设楔绰于桥，大书曰昌黎别业。”

嘉靖间所建的昌黎别业当在翠云庵前。民国期间记者吴崧阳游宣城，曾有这样的记述：“（穿云）亭左有韩昌黎别业碑记，考系明正德所立，其后断碑残碣纵横三五，大都为历史遗物，经风雨剥蚀，已模糊难考。亭后庙屋三椽，毘连而筑，中为翠云庵，其次为先贤祠。”（《皖南宣城纪游》，《旅行杂志》1934年第8卷第10期）

可见明代的“昌黎别业”并非韩氏产业原址。近来有学者认为“昌黎别业” 乃是位于敬亭山下的韩家庄，纯是臆想之词，毫无历史根据，不值一提。康熙二十六年（1687）秋，邑人梅清与江西诗人吴云同游敬亭山，曾作有《韩文公读书处》诗，在诗前小引中，他说：“考其读书别业，即今敬亭山麓之顾村是也。”（《天延阁删后诗》卷十二《丁卯诗略》）梅清此言虽曾说“考”，却并未列出明确证据，恐怕也仅是“故老相传”而已。2015年，我市为迎接韩愈国际文化研讨会在宣召开，将韩愈纪念馆建立在敬亭山南大门处，也只是权宜之举。

总之，如果没有新史料的出现，今天已很难考证清楚“昌黎别业”原址所在了。
贴主:银河小将军于2020_06_12 9:29:22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