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池在营建过程中从选址到建设到周边环境的开发都与所在区域的山水本底环境产生了深刻的互动，自然山水与人类文明在城池营建互动中发生了深度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池营建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山水改造活动，也是对山水环境影响最为剧烈的活动，其也是当时最为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山水改造活动。以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城池与山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考古以及与中原地区的共时性比较为研究手段，探讨江南地区城池与山水关系的地域特征。
本文的“江南地区”大致范围为今天长江下游的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一带。中原地区则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今天的山西、陕西大部、河北、河南与江苏淮河以北地区。两个地区以淮河为界，分别是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济与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
春秋战国时期是江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各自的文化初步定型时期，由于山水条件的阻隔以及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区域间的交流互动并不频繁，地区之间文化的相互输入输出也非常微弱，故而当时的城池与山水的关系基本是在各自的地域条件之下产生的最为原始的也最能反映各自区域特点的关系。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也在社会急剧变革动荡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大发展，带来了江南城池营建的第一个高潮。城池营建将自然山水变成了容纳人类活动与文化的山水文化景观，内嵌了城池的山水环境也成了当时当地山水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
一致的城池营建原则——依山傍水
春秋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池当属东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都城，分别是东周王城、齐临淄、鲁曲阜、秦咸阳、郑韩故城、魏大梁、吴木渎古城与越会稽，其中中原地区6座，江南地区2座。这些城池源起与山水的关系、城池与宏观尺度山水的关系、城池与中观尺度山水的关系梳理。
春秋战国时期城池选址都遵循了“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种“依山傍水”的原则。无论是城池名称的来源，还是城池与宏观山水的关系，或是城池与中观山水的关系，都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城池营建均以自然的本地山水环境为出发点进行选址及建设。
江南山水文化景观特征分析
2.1 空间结构不同——泽中“孤丘”与陆上“阜丘”
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城池多选址于沼泽平原中的孤丘高地或山前地带，而中原城池城多位于平坦干燥的冲积平原高地之上。
从这一时期江南城池及聚落的名称亦能看出孤丘高地或山前地带是此时城池的选址所在。《越绝书》记载：吴地在春秋时有吴大城、吴小城以及周边的世子塘、洋中塘、鸡陂墟、野鹿陂等以农田蓄畜为主的聚落；越地的勾践小城、山阴大城周边有麻林山、葛山、姑中山、富中大塘、犬山、白鹿山、鸡山、豕山等以耕种蓄养为主的聚落。
上述名称说明：（1）多“陂”“山”，反映出城池聚落位于沼泽湿地中的孤丘高地或山前地带这一事实；（2）多“塘”，反映出江南先民利用沼泽地貌围堤筑塘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之相对，中原地区的平原高燥平坦，陆地没有被水体切割成支离破碎的状态，故而中原城池的选址多位于冲积平原的近河高地之上。
江南城池的山水空间结构是泽中“孤丘”，而中原城池则是陆上“阜丘”。前者是倚仗孤丘，位于沼泽平原边缘，其后不远处是低山浅丘；后者则是面向一侧的大河，坐落于河岸高地，周围是一片广袤平原，并可遥遥眺望远处的连绵大山。
2.2 山体限定作用不同——围“城”与围“国”
吴国的木渎古城考古资料显示，山体将城池围合得仅余五处山口与外界相通，“在五处山口中，除在西北侧的藏书镇所处山口因有现代建筑未进行考古勘探外，其余山口均发现城墙或小型城址等防御设施”，从“木渎古城与中观山水”可知木渎古城被山体限定的程度非常之高。与之相类似的是越国会稽的勾践小城，“种山东南麓确是十分理想的建城地址。因为种山在地形上，北麓陡峭，南麓缓倾。
全山从西南到东北有六条高阜，其中第四高阜最高，而第五高阜南麓坡地最为宽广，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建立宫室，并从事垦殖”，种山便直接参与限定了会稽勾践小城的位置与形态。从“越会稽与中观山水”反观中原的山体，围合限定的往往是以一个或多个城池为核心的“国域”，如黄土高原与秦岭限定的是秦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由鲁山和沂蒙山界定了齐国的南界和鲁国之间的边境
江南山体限定的对象是具体明确的“城域”；中原山体限定的对象是以城池为中心的“国域”。
2.3 借助山体的方式不同——用“形”与借“势”
中原山体构成的是宏观尺度的围合界面，是与城池保持一定距离的“远山”。如秦咸阳城就是“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终南山被认为是秦咸阳的城池之“阙”，标志着咸阳城的南至。江南围“城”的山体构成近在咫尺的围合界面，是“近山”，甚至近到成为城墙的一部分，与人工筑就的城墙共同构成城池的防御结构。
吴国的木渎古城考古成果也佐证了这一点：“木渎古城有可能未构筑完整的城墙，而是在山口处因地制宜地构筑防御设施，利用周边的山体作为天然的城墙，从而构筑起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中原城池间接的借助远山的“势”，江南城池则是直接的利用近山的“形”；中原城池防御结构是纯人工筑成的完整封闭的城墙，如鲁曲阜、齐临淄；江南城池则是人工的城墙与天然的山体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防御结构，如吴木渎、越会稽。
方正规矩的城池形态更能传达“象天法地”“经纬阴阳”的气魄，更有助于体现统治者的权威和力量，以此使城池从精神层面具备巩固统治和教化民众的功能；而因地制宜的江南城池显然并不具备、亦不强调此种精神层面的功能。
2.4 交通体系——水陆并举与陆路为主
江南城池的交通方式是水陆并举，城内水道与陆道均遍布全城，并向外延伸至周边地区，城门亦是水门陆门并举。如吴木渎古城“发现了城墙外侧的城壕，城壕流入城内的水门，与水门相通的城内水道和内城壕”。再如吴大城的“邑中径，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三十三步。水道广二十八步”。又如越会稽城之山阴大城“陆门三，水门三”，吴大城“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同样位于南方的楚纪南城，也是水陆并举的交通方式：古城遗址发现城门七座，其中两座为水门；城内探明四条古河道，与水门和护城河相通。
江南城池专开水门，并与水道相连，说明水路交通是与陆路交通同等重要的交通体系。正如《越绝书》中记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江南的交通系统正是这种舟车楫马、水陆并举的二元方式。
中原城池的交通方式则是以陆路为主，河道并不承载日常的交通功能，而是作为供排水系统而存在，城池亦不会特意开设用于交通的水门。如齐临淄“城内有全城性的排水系统，小城和大城均发现有排水道。在大城西北隅的城墙处，有用大石块垒砌出的外宽内窄的涵洞”，显然这些水道涵洞并不用于交通。其他城池遗址均未发现有用于交通的水道和水门，表明中原城池的交通方式是以陆路为主的一元方式。
结语
通过文献考古及与中原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城池与山水关系具备如下的地域特征：在城池选址时受限于山水环境的本地条件，多选择泽中“孤丘”作为城池建设的地点；由于地处低山丘陵地带，故而城池与山体的关系非常密切，山体直接参与围合具体的城池，并借助山体的自然走势确定城池的部分边界；交通系统的组织也从江南多山多水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水陆并举的二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