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仲，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因抗战有功，在1945年被蒋介石授予了国民党陆军中将军衔，并且官拜河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

虽然从军衔和职务上来说，孙连仲是个名震一方的大人物。

可事实上上，孙连仲毕竟是西北军出身，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融洽的事实，党内人也都清楚。

因此，虽然身负高位，但孙连仲在河北地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自从他升任河北省主席后，他的二十六路军就被兼并到傅作义的手里，所谓的绥靖公署主任，也不过是个虚职，手里并无多少实权。

让人意外的是，在余心清宣布孙连仲即将调停国共两党的矛盾之后，孙连仲并没有马上露面。等过了几天之后，还是不见孙连仲的消息，有传言称，孙连仲此刻早已不在河北。

那么，孙连仲此时在哪呢？

事实上，早在余心清在六国饭店宣布这个消息时，孙连仲就已经到了南京。

不过，孙连仲来南京并不是真的去当什么“调停人”，他找到何应钦，解释说余心清实际上是共谍，他是为了将余心清连及背后的共谍网络给揪出来，才故意虚与委蛇。

果不其然，在余心清宣布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不久之后，国民党的特务们就在北平掀起了大范围的调查和逮捕。

并且，这些特务们很快就查明，余心清实际上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他又在策动孙连仲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怎么一回事？

余心清也是冯玉祥的老部下，与孙连仲不同的是，他并不是一名武将，而是一个文官，曾任开封训政院院长。

解放战争爆发后，余心清深感同室操戈，百姓疾苦，于是，他主动联系了中国共产党，并向我党提供了不少情报。

余心清

在与我党接触后不久，余心清就迫切的找到了他在西北军中的老熟人孙连仲，并试图说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本来，对于策反孙连仲这件事，周总理是不同意的。他在回复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时说：

“余心清负责策反这件事应属于统战工作，但北平电台是属于军政情报系统，两者不应该有交集。”

周总理的这番说法是有道理的，地下情报工作凶险万分，一招不慎就有可能全盘皆崩。

当年顾顺章的叛变，就给中共特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现在，余心清的做法显然是有些“僭越”了。

可惜的是，余心清本就是一个文官，他哪里懂得这般斗争的道理？

在当晚招待会结束之后，余心清就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李政宣发去了一封电报，说孙连仲已经成功策反，但现在人消失不见，待明日再去找他。

余心清没有想到的是，孙连仲早就跑到了南京，而这封电报，却致使中共北平地下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电报发出后不久，早有准备的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很快便定位到了具体的地点。

随后，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和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分局的特务们全体出动，我党在北平的多位地下党员们因此遭到了逮捕。

在这些被逮捕的地下党员中，有一个叫王石坚的同志。

王石坚号称李克农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是我党在北平情报工作的重要负责人。王石坚被捕后，经由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亲自审讯，最终叛变（有关王石坚是否叛变至今尚无明确定论，后文还会提到）。

王石坚被突破后，大量地下党员们都被迫暴露，并遭到了逮捕。

他们有的是在从事地下工作，有的是潜伏在国民党方面，其中，就有一位叫戴中溶的国民党中将。被捕时，戴中溶正在西安，不久之后，他就被押送到了南京。

起初，戴中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仅是他，连他的上司胡宗南也很震惊。戴中溶是胡宗南的心腹，机要室副主任。

可以说，胡宗南所做的每一份战略部署，或是来自南京的消息，都要从戴中溶的手中经过，然后再传递出去。如果说戴中溶是共谍，那么胡宗南这么多年来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就等于是透明的。

胡宗南

只是，即使身在西安，胡宗南也知道这次的“北平谍案”有多严重。

总统亲自召见孙连仲，并责成郑杰民、毛人凤严厉查办，这些消息旁人也许还不清楚，但胡宗南是知道的。

他甚至还知道，郑介民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华北、西北地区收获颇丰，整个中共谍报系统被消灭之一半，乃战争开始以来最大之战果”。

先不谈郑介民所言是否属实，且说戴中溶这边，他被押送至南京后，与其他被抓的中共地下党员们关在一起。

在被关押的这段期间，每天都有许多同志们被抓出去，之后就再也没能回来。

就在戴中溶以为自己也要如这般死去时，情况突然出现了转机。

原来，在这些被抓的人中，有一个李宗仁的亲信。这名亲信在刚被关进这里不久后就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为此，李宗仁提出了抗议，指责这是“以抓捕共谍之名，行排除异己之事。”

李宗仁闹这么一出，秘密杀害自然也就没办法施行，于是，保密局这边只好将戴中溶他们送到了水西门军事法庭，进行公开审判。
传奇人生

在进行审判时，保密局的人才发现他们并没有戴中溶的实际“通共”证据。

唯一可以查到的资料是，戴中溶的妹妹戴中扆是共产党员，因此在抗战期间，戴中溶曾往延安寄过不少信件。

在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处于合作阶段，彼此都是友军。故而往延安寄信这件事，也许可以用于调查的理由，但却不能当做定罪的证据。

为此，保密局的特务们进行了挖地三尺的调查，可是也没能找出戴中溶是共产党的迹象。

1909年，戴中溶出生于上海市嘉定区，他的爷爷是当地的县丞，奶奶亦是名门之后。

尤为难得的是，虽然祖父是朝廷命官，但戴中溶的父亲的思想却不迂腐，戴中溶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对维新思想和西方科学也有一定的接触。

戴中溶

戴家是一个大家族，戴中溶一共有兄弟姐妹共八人，而且他们八个人都依次考上了大学，足以称得上是书香门第。

在这群兄弟姐妹中，以戴中溶和他的妹妹最为优秀，戴中溶在16岁这年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妹妹戴中扆则是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大学里，戴中溶对机电工程十分感兴趣，他的理想也是成为一名机电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做出自己的贡献。

可是还没等他毕业，“九一八”事件爆发，国土沦丧的耻辱让戴中溶暂时搁置了对科学的追求。

他投笔从戎，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并在不久之后进入了国民党，被分到了胡宗南的麾下。

由于是交大的高材生，戴中溶在刚刚入伍的时候就受到了胡宗南的注意。

在和戴中溶谈过几次话后，胡宗南觉得这个年轻人为人正直，年轻且富有朝气，技术功底也很扎实，于是就破格让他担任电讯科长，负责建设整个集团军的电台通讯系统。

戴中溶是机电工程博士，处理起电台通讯的事务自然是得心应手。在完成系统建设之后，戴中溶还特意给胡宗南的部队配置了专用的通讯频段和密码。

在整个抗战中，日军的技术部门都没能破译胡宗南集团的这个专用通讯频段，胡宗南对此很高兴，他大加赞赏戴中溶，并提拔他为少将副师长，任机要室副主任。

在担任机要室副主任之后，戴中溶能接触到的信息就多了起来。

不管是国府高层给胡宗南的指示，还是胡宗南对上对下要传达的文件，都要经戴中溶审核后，再对外发送出去。

在机要室工作期间，戴中溶渐渐发现了国民党抗战中的另一种面貌。

日寇还未驱逐出去时，蒋介石就下令让中央军各部队时刻盯着八路军动向，若是碰到八路军与日寇激战，不可支援，让其互相消耗即可。

此外，戴中溶还发现了国民党军队许多镇压工人、学生游行、抢劫百姓、与日寇互相勾结等记录。

如此黑暗血腥的证据，开始让戴中溶渐渐的怀疑自己的信仰。

渐渐的，机要室的工作对于戴中溶来说似乎成为了一种负担，他每日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不知道自己在经受这些文件之后，是否也成为了帮凶。

1938年底，戴中扆要前往延安，途经西安，便前去看望了自己的哥哥。

见到妹妹之后，戴中溶向其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并且有了退党的想法。戴中溶对妹妹说：

“我还是想回到学校里去，去钻研我的电机和轴承，它们是那样的复杂，却又是那样的纯粹”。

看着哥哥纠结的模样，妹妹戴中扆思索良久，便给哥哥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听到妹妹说这话，戴中溶吓了一跳，马上警惕的看向四周，确认没人之后，才重新坐回位子上。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妹妹这趟行程的目的地就是延安，在得知妹妹已经在学校期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才彻底明白过来。

对于中国共产党，戴中溶身为国民党十七集团军机要室副主任，自然是再清楚不过。

早在当年从戎时，他就有考虑过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还是进入了国民党。

现在，自己的妹妹却早先一步成为了共产党，这让他有些恍惚。

于是，戴中溶和妹妹约定：到达延安之后，妹妹将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戴中溶，然后戴中溶再决定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

按照国军条例，戴中溶身为机要室人员，对外界的一切通信都要接受军政部门的审查，尤其是他和身在延安的妹妹的通信，那更是重点核查的对象。

不过，这难不倒兄妹二人，还是孩童时，戴家兄妹们就有一套自己的通信密码，用以躲避大人们的查看，不想如今，戴中溶竟是用这套密码来光明正大的“通共”。

在和妹妹沟通后没多久，戴中溶就对延安升起了一片向往。

原来，在那里，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地位比共产党的很多领导地位都高，他们所拥有的条件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十分受人尊重。

原来在延安，毛主席是会下地的，周总理是会纺纱的，传闻中的朱老总就像个老农一样，会挑着水去浇田。

当然，戴中溶心里清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他们对延安的封锁离不开责任。

于是，在和妹妹联系了一段时间后，戴中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继续待在自己原来的岗位上，提供有用的情报。

决定入党后，很快就有人来与戴中溶建立联系，此人正是王石坚。

在他的布置下，很快就有几名地下党来到了戴中溶的身边，戴中溶的任务就是将他得到的消息汇总后，再经由这些人传给延安。

解放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授命胡宗南进攻延安，可是在胡宗南手底下的那些师旅长们还没得知战役具体部署时，延安这边就已经有了一整套的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

三年解放战争，我军如摧枯拉朽般的击败了战前拥有450多万的国民党军队。

除了解放军战士们在战场上的功勋外，如戴中溶这样的奋战在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也同样功不可没。

由于身份特殊，戴中溶通常只做单线联系，这也让他受到了级别非常高的保护，在危急时刻，许多地下党员宁愿暴露自己也要保护他。

因此戴中溶的潜伏生涯一直很顺利，可就是因为北平谍案的风波，戴中溶最终还是被捕。

事实上，有关我地下党员王石坚是否叛变一事，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

客观上来讲，王石坚被捕之后，的确有许多同志相继暴露，但仍有许多同志依旧潜伏在国民党的阵营中。

比如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傅作义的参谋阎又文等等，若是王石坚真的彻底叛变，他们肯定也会暴露。

而且戴中溶在被捕后，保密局也一直查不到他“通共”的资料，唯一可查的记录就是他的妹妹是共产党。

对此，有一种说法是，郑介民伪造了王石坚的叛变，然后扯着这杆大旗对党内进行清洗，因为清洗规模过大，许多稍有怀疑的人直接就被逮捕，这才导致了我党的许多同志们被捕。

郑介民

经过为期一周的审讯后，保密局还是没有掌握确凿的资料，证明戴中溶是共产党，按照法律他本可以直接释放。

但是因为和延安有过通信，戴中溶还是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送至杭州关押。

在狱中，因为条件的艰苦，导致戴中溶生了一场大病。

在他养病期间，同住的狱友接二连三的被带走，之后便下落不明了。

而此时淮海战役共党胜利的消息传来，再结合狱友接连不见，戴中溶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在清算了。

就在他有感自己命不久矣的时候，又加上身体虚弱的原因，竟直接晕倒了！

狱友将他挪到角落里休息，等到他浑浑噩噩的苏醒过来时，只看到大开的牢门，以及空无一人的牢房。

原来就在他昏迷的当天，解放军解放了杭州，戴中溶也因此被组织获救！

直到现在，戴中溶的相关资料也没有完全脱密。

有限的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戴中溶放弃了继续搞情报工作，而是选择了从事机电方面的研究。

二十多年后，戴中溶还是回到了他最喜欢的工作上面，在另一个方向上，继续为祖国而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