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什幺样的英雄观，就有什幺样的民族魂。一个民族视什幺样的人物为英雄，最终将由这个民族的价值观来决定。

曾几何时，一场施琅是不是民族英雄的网络口水战，因《施琅大将军》在央视的热播而愈发如火如荼。我们倒真的希望国人能在功利主义的激流中停顿片刻，让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之类尘封在历史中的名字鲜活起来，方便我们省思近年来悄然涂上实用主义色彩的英雄观。

我们的英雄观已被逼到实用主义的悬崖边。稍有年纪的人，大多都能从记忆中检索出2000年之后英雄观的变化。三四年前，就有针对中学生的“教学大纲”，褫夺岳飞、文天祥“民族英雄”的称号。抗击金兵扫荡中原的岳飞，抗击元兵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如果他们不是，困守扬州不敌清军以死殉国的史可法，也必定是不解历史风情的“顽愚”。时至今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还残存着那场口水战中横飞的“吐沫”。

对民族英雄“与时俱进”的新评价，表面上宣扬的是“历史唯物主义”，骨子里藏的是实用主义。专业人士对中学生们宣称，岳飞文天祥们，不能与反抗外来侵略的戚继光、郑成功等正牌的民族英雄相提并论，可以“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我们冒昧地揣测专业人士此举的用意，不在于赶翻案的潮，而是担心伤害少数民族和族群的感情，进而会有损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实用主义反而是短视的。

实用主义的英雄观，损害的不止是历史本身的严肃性。出于短期功利考量的“新英雄观”，有可能会使我们在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模糊境地，混淆中华民族赖以远行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国家观念替代彼时的民族，“强迫”古人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假设未来的世界真的是大同的世界，我们的后人能说今天戍边的勇士，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假设，侵略者昨天、现在或者明天侵略我们的国家，在很多年以后与我们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可不可以早早投降了事，以免我们的子孙把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抵抗说成“兄弟阋墙，家里打架”。

施琅是不是民族英雄？单一的追问背后还有一大串更为宏阔的问号：我们究竟应该秉承什幺样的民族英雄观？我们的民族英雄应有什幺样的英雄本色？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义利交锋的时代，赋予这些疑问以答案，有益于中华民族价值观的统一。网络世界中有人问，有日本血统的郑成功是不是民族英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风光无限的章子怡是不是民族英雄？看上去有点无厘头的争执，映射的是我们英雄观的紊乱。人类社会的观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可能牢不可破，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应该相对稳定。我们说，反对异族杀戮不屈不挠战至最后的人们，都是我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勇敢，无畏，虽万千人吾往矣，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都应是我们称道的英雄本色。

民族英雄毫无疑问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但英雄一定不能以实用主义的心态，输掉“大节”。汪精卫是上个世纪初叶国民党政要中的“道德楷模”，但他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算计中，搭了个短命的“汪伪政权”的傀儡戏台。我们决不同意为汪精卫翻案，也不愿为才子胡兰成摘掉附逆的帽子。我们可以笑对陈独秀“逛窑子”，却不能宽恕周佛海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无论他们有多少蛊惑人心的说辞，卖国总是不能被原谅的。

回头看施琅，设若史书没有制造冤案，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反复之人，先做明人，再做清将，重做明人，复为清将，反复无常。如此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即便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也是大众难以接受的。一俊不能遮百丑，他一生以反复为特色的个人历史，是平定台湾的军功不能洗白的，正如他平定台湾的军功，不会因为他人品低劣而遭到贬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任何突破“底线”廉价兜售民族英雄大帽的行为，都是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千千万万民族英雄的嘲弄。任何不顾历史真实，纯粹从满足现实需要而随意装扮历史人物的主观意愿，都是对历史的背叛。（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