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新四军终究是深入国民党腹地，所以后续新四军也出现了内部分歧。

当时的新四军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由叶挺和项英两人代领，另一部分则由陈毅和粟裕带领，一个在皖南，一个在苏南。

本来两支部队各自发展，而且根据中央的指示，粟裕、陈毅也在积极的北进，希望能够摆脱国民党的威胁，更好的进行抗日。

可就在这时候，项英却连续发多道电报，要求粟裕抽调部队来帮他，反对粟裕等人继续北上。而一向比较好说话的粟裕也表示拒绝，不仅如此，他还劝说陈毅一块拒绝命令。

粟裕的反对，让项英非常恼火，于是他直接找中央告状，要求中央命令粟裕调部队回来。但万万没有想到，中央这次不但没有治粟裕不服上级的罪，反而支持他这么干。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新四军已经面临严重的问题，内外部的分歧已经大到了一定的地步。要了解这一切，我们首先得聊一聊项英这个人。

项英在皖南事变之前，也是一个牛人。

根据资料记载，项英很早就领导过工人运动，并且在1928年党的六大上担任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绝对是当时的老革命。

后来跟随长征时，他又先后出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面领导南方的游击区，并取得过不小的战果。

因此到1938年成立新四军军部时，叶挺虽然担任军长，项英只是一个副军长，但是他却是当时军队领导人中唯一的政治局委员。

所以，当时项英基本上掌握了党政军的实权，叶挺都服他。刚开始的时候，倒也没什么，因为项英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指挥的游击作战打法有着很高的水平。

但是后来项英、叶挺两人却闹掰了，原来叶挺更注重军事素养，特别擅长正规军的攻击战和阵地战，因此他强调对军队要进行严格的训练，要培养他们正规化的建设，克服游击习气。

但项英认为这就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绝对不能够去除，所以二者对作战有分歧。

也许是对自己游击战术的自信，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过程中后续有些偏执，不仅不听叶挺的建议，也不怎么能接受粟裕、陈毅等人的良策。

而且如此一来，项英在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上，也有些一意孤行了。例如，中央的政策是要求各地的游击部队迅速挺进敌后，要往北发展。

但项英却滞留在皖南地区，因为舍不得好不容易打出来的游击区。

后来在上级的催促下，将主力部队派出，可他依旧强行留下三个支队，并且把进入苏南的一、二支队的部队调回皖南。

项英认为：此举可减小国民党对新四军快速发展的恐惧，同时也担心我军在北方立足不稳。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可是他与中央决策背道而驰也是事实。

后来，项英提出了南进战略，要求北上必须要有一个南下的根据地，不能单纯北上。

尤其是到了1940年底，皖东的四五支队已经发展到1万余人，苏南的一二支队也已经进取苏北，准备着手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从地图上就能看出来，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在长江北岸大展宏图，迅速发展。

可是新四军的军部首脑机关和留下来的三支支队还在皖南地区，并且被夹在日军、国民党部队的夹缝中，有很大隐患。

为此，中央三令五申要求项英北上，但依旧遭到拒绝，他坚持要将军部留在皖南。

1940年11月，成立了华中总指挥部，叶挺担任总指挥，陈毅担任副总指挥，项英在指挥部里面没有任何职务，这使得他更加留恋南进策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项英以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的身份要求粟裕调兵给他，实现他的南进策略。但很明显，该计划与中央决策相悖，而且还会使新四军军部陷入到危险中。

作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战神，粟裕深知这样弊大于利，又怎能答应，自然就只能抗命。

项英对此不满，于是找毛主席告状，但毛主席知道实际情况，所以坚定的支持粟裕，不让他回兵，而且再次强调让项英去苏北与陈毅、粟裕会合。

然而，项英在这件事情上一直拖拉，好不容易开始北上，结果又撞上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余人遭到猛烈进攻，最终只有1000多人逃出生天。

毫无疑问，皖南事变是一个悲剧，但却是一个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悲剧。

当时新四军蓬勃发展，陈毅、粟裕的治理下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只要能够步步稳扎，新四军一定会迎来一个崭新的篇章。

可惜，项英是一位有能力的同志，但他却在当时有些钻牛角尖了，最终导致出现大问题。

也许是亲眼目睹了后来悲剧的发生，粟裕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这种习惯多次改变解放战争的进程，也使得粟裕的胆气越来越大。

——例如，他敢于反对毛主席让他渡江的建议。又例如，他也能质疑中央的多方面的准确情报，就咬定了杜聿明一定会走自己猜出来的道路。

虽然粟裕为此背了很大的压力，但为避免走项英当年的悲剧，为了避免9000多战士的牺牲，粟裕从未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