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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中宋仁宗做太子时是如何接受教育的?隐藏怎样深刻背景

2020-05-07 18:00:55

文|赵烈文

《清平乐》的热播将远去的北宋历史再度拉回人们的视线。对于解构北宋和宋仁宗有许多角度,一个时代是立体的,人物自然也是多侧面的,北宋的文治堪称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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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人士大夫辈出的时代,能够驾驭他们的皇帝大部分都是出色学问家和艺术家,尽管宋太祖曾经针对李煜的教训对后人留下警训:“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做文章,无所用也”的极端规定。因此宋太祖后就加大了太子们的读书力度,培养经史研究能力,以此为他们未来治理北宋打下基础。本文就着重盘一盘北宋皇子们的读书生活,以这个小角度窥视《清平乐》背后的大视角。

宋太宗的三儿子赵桓,宫中专业教育学业有成,由此形成了北宋皇子学习的模式。

史载“幼英睿,姿表特异”,由于禀赋甚高,在宫廷之中优越的学习条件的促进下,赵桓学业非常扎实。由于深得宋太宗的喜爱,将其封为寿王,此后通过学习加压让他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凡是自己读过的书,大部分都能倚马可待,28岁那年被确认为太子,命运对他来说实在太顺利了。“敦尚大雅,自出阁后,专以讲学属词为乐,禁中游息之所 皆贮图籍笔砚。”可以看到他的学业是相当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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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亲自办学成立“资善堂”,将学业作为第一要义。

宋仁宗是《清平乐》这部剧的主角,因此他在北宋的地位也相当突出,是北宋时期着名文臣士大夫扎堆出现的一个重要阶段。仁宗赵祯九岁就被其父立为太子,是北宋最早被册立的孩子,可见对他是多幺的喜爱。


仁宗书法

赵祯4岁那年被封为庆国公,堪称历史上最小的王爷了。五岁那年开始进入学堂,为了表示对儿子的宠爱,将他学习的地方改名为“资善堂”。并深情写下了自己的几道寄语,勉励儿子能够修身、慎独,勤俭养德。年幼的赵祯深知这种殷切希望,在这里每日研究经文,希望古老的经典能够滋养幼小的心灵。在数位老师的培养下,小赵祯进步很快,且与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师互动良好,深得口碑。十二年的学业转瞬即逝,而他也成了翩翩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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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不久,他还经常怀念自己的读书生活,还亲自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深沉的感情。北宋的繁华不是偶然的,正是个人风度和修养的高度下,才出现了大量名臣。他们在学术上“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对于大臣的优容,宋仁宗是堪称独步的,当时有一个叫陆轸的官员,有一次竟然指着笏板对对这位年轻皇帝如此说:“天下奸雄此座者多矣,陛下须好作 乃可长得。”年轻皇帝并不觉得生气,而是第二天语重心长地对大臣说:“陆某淳直如此”,一时将仁宗风度传为佳话,由此他成了北宋时期名声最好的一位皇帝,直到现在依旧被各种艺术产品所热议追逐。

宋仁宗如何给侄子们挑选“儒生”,以此通过学习逐渐提高本领,为继承家业预热。

虽然自己的命运非常顺遂,但是仁宗的儿子们却都早夭,以至于没有子嗣的地步,这样的悲凉对于赵祯来说实在痛苦。因此不得已在侄子中开始挑选祖业的继承人。他的侄子赵曙生性内向,十分好学,很得仁宗喜爱,因此亲自给他选拔老师,教导这位侄子,以此打算做自己的身后安排。赵曙“天性笃孝,好读书,不好燕嬉亵慢,服御素如儒者。”往往因为读书走神忘记吃饭“读书方乐,岂觉饥耶?”这话传到仁宗那里,让他十分欣慰。因此在他三十那年赵曙被仁宗过继为皇子,以此完成皇室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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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富五车的北宋皇子们才能很好驾驭文化水平极高的士大夫,只因那是个文学大家辈出的年代。

宋代是着名文化大家扎堆出现的时代,科举考试的普及让北宋的文化走向了一个高峰,那幺如何不被这些文人落下,只能是通过加大皇子的学习力度,让他们共同对天下治理。从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光看这几位便可知道北宋文人官员的实力学识水平。这些大家们,无疑成了皇帝切磋学问的很好对象。

当时的土大夫们普遍意识到,“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王安石在其(取材》一文中,曾经论及理想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他认为,文吏不仅应该尚文辞 ,还要通古今、习礼法,晓达天文人事政教更张,以详乎政体;儒生不仅习句读, 也要明悉制度与时政沿袭以缘饰治道。显然这与皇子们早年的学业大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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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所长而相互兼通,这正反映出宋代士人群体的整体追求。多种因素的交汇,使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及个人修养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杜甫自矜“读书破万卷"在当时属于博学之士;而来代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有经学或史学方面的不凡者,都是学者型的文学大家,同时又都在政坛上有过重要的影响。就能力素质而言他们是一比兼擅文章、经术与更干的综合型士人。他们的知识结构较前人,格局更为宏阔他们讲求操守,个性洒脱而不放浪:他们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也较其前人更为深刻。


北宋士大夫

11世纪的前中期,赵宋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君臣已经有机会不仅从实际运作的层面,而且从价值省思的层面来总结晚唐五代的教训本朝的经验。这些都与早期教育水平有着深刻的关联。

宋仁宗朝,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既作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圣政录),又作《唐鉴》。无独有偶,与他同时期的孙甫,既“按祖宗故实,校当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论述以为讽谏”又“着《唐史记》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宋仁宗正是因为自己也是学问大家,因此对他们的言行非常能够了解,并迅速加以施行到政务之中,在学问的砥砺下,惺惺相惜。


清明上河图

因此皇子的学术和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整个未来的风气,正是因为良好的教育水平才能与文化水平都非常高的士大夫形成很好的互动。所谓“声明文物”,实际上是指以尧舜三代为楷模的教化文明与典章制度。用邵雍的话说,“五帝之时似日中,声明文物正融励"比拟汉唐乃至超越汉唐而追慕尧舜三代,这是当时士大夫们普遍的想法。早在太宗统治前期,宋代的士人就已经有“国家兴儒,追风三代的说法,因此这些皇帝们无不本身就是学问大家,而这些成就都是来自于皇子时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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