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8军进军西藏的时候，西藏没有公路。
从四川西部出发到拉萨，要穿越横断山脉，也就是以前的康区，要战胜怒江、金沙江等数条大河的激流之险，更要饱尝连续翻越十四座雪山的高寒缺氧之苦，西藏不仅是环境恶劣，更重要的是经济极为落后，民众生活极端贫苦，最重要的是面对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度，要用和平解放的方式来解决，绝非旦夕之功。当时之所以制定“大军进藏，不吃地方”、“政策大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政策，是有历史教训的。
民国就不说了，本就在西藏无一兵一卒，进藏只有清朝可供参考，清末历次用兵，都是先胜后败，败因皆归于激化民族矛盾而导致给养断绝，如康熙年间平准格尔之乱，数千清军虽战无一败，却在进兵到那曲后，粮食耗尽全军饿毙，最终全军覆没；宣统年间川军钟颖部进入西藏腹地，因军纪极坏，给了英国挑拨离间的口实，藏民群起协助藏军，川军补给中断，不得不缴械退出。前车之鉴，解放军不能重蹈这个覆辙，所以进藏后的前八年，始终坚持政治为主军事为辅，才换来了百万农奴的翻身解放，这是一场推动西藏社会进步的巨大变革，这场变革的很多代价，都要靠18军来承担。
中央最早的部署是由一野负责进军西藏，因为新疆已经解放，一野没有作战任务，但彭德怀司令员提出，由青海和新疆进军，物质条件不足且准备时间过长，所以还是把任务交给了二野。当时全国大陆解放在即，18军已经定下来进驻川南，干部和老兵们历经多年转战，很多人都以在当地安家为愿，张国华军长为了把部下这口气提起来，背着不满三岁的女儿来到誓师大会会场，率先做出表率，要背女进藏！一号首长的坚定信念和以身作则，起到的表率作用影响非常大。后来18军出发时，张国华军长的这个小女儿因肺炎病亡，被全军称为18军进藏牺牲的第一个战士。
进藏前，18军罕见地出现了逃兵，张国华说，这些人一个不要，解放西藏的光荣不给这样的人。中央最早说过进藏部队三年一换，但进军后遇到的困难太大，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进军西藏后只好长期建藏，以进藏主力52师为例，这一进去就是将近二十年，其他留下的各团更成了名副其实的“老西藏”。
18军进藏时，没有西藏的详细地图，更没有兵要地志，行军与补给困难重重。从中央到二野高度重视，当时刚从苏联进口的卡车先调西南，并决定购买苏制运输机。 人员配备上，二野一面让已转到地方工作的18军干部重返部队，一面从各军抽调了大量身体合格的兵员补入各团；在装备上应18军所需，给班长全部换上了汤姆式冲锋枪，战士反映很好用的卡宾枪也尽量调配，又把各军重机枪中便于携行的型号调整给了18军，其余被装、防护镜等等也全力配备到位，图为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在亲自检查重机枪。
18军进藏最大的问题，是给养全靠后方用牦牛输送，因山路险峻，雪崩泥石流频发，运输经常中断，造成走到甘孜断粮，走到昌都，接着断粮，到了拉萨，还是断粮，挨饿对别的部队可能是一时的事，对进藏部队是按年来算，在1954年康藏、川藏两条公路修通前，康藏方向主要靠牦牛，数万牦牛死了三分之一，青藏方向主要靠骆驼，两万骆驼倒下了一半，而且运费高昂，一斤粮食运进来比一斤银子还贵，西藏工委一把手张经武就说过：我们是在吃银子过日子。
为了用飞机空运，53、54师全用在修甘孜机场上了，抗美援朝开始后，几个工兵团和准备用于进藏的运输机都调走了，后方支援更加困难，虽然实际进藏的是52师一个师，但仍然保障不了补给。 噶厦政府拒绝解放军进藏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西藏粮食产量低，养活不了更多的军队。怎幺办？主席的办法是修路与生产并重，同时要借助对外贸易，从长远打算，只有修路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18军进藏前，为了减少吃粮人数，非战斗部队要尽力压缩，所以要解散部队文工团。但是时任18军军长，开国中将张国华坚决要求保留文工团，这一点他态度很强硬：“没有文工团，工作很难开展。”这个决定极有远见，因为藏汉语言不通，藏民从来没见过解放军，要和平进军，必须接触群众，挺枪扛炮不如敲锣打鼓，这时文工团的作用就不可替代，所以张军长要“唱着歌进拉萨”。而部队内部，在当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的情况下，文工团的存在，更是战士唯一的精神食粮，文工团在部队宿营时有机会就要演节目，行军极度疲劳时，女战士站在雪窝里，打响竹板来一句“这个同志不简单，扛着机枪过雪山”，气喘头晕的机枪手立即精神倍增。
部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拉萨，文工团走在入城式的头排，鼓号嘹亮，军旗招展，可是列队欢迎的藏军很坏，他们把步枪枪口向下伸出，战士走过，刺刀就刮绑腿，他们看见女兵还扔土块，这些藏军打仗不怎幺样，耍流氓倒是在行，持枪的战士不好动手，男文工团员就用长号捅他们，突然几声炮响，藏军抱头鼠窜，原来是炮排打了几发迫击炮，是当礼炮来造声势的。进藏后，与藏军发生摩擦，解放军都是极力克制，受了不少委屈，这不是给藏军和拉萨高层看的，是给广大农奴做的。真要动手，这些藏军根本不够解放军划拉的，最先进入拉萨的主力是154团，后来中印反击战，活捉达尔维准将，击毙辛格准将，收拾印军这两个旅长的就是这个团。
文工团有硬指标，不仅要下连队慰问战士，而且要下到各个宗，也就是县，一年至少要演出一百五十场，目的是广泛接触藏族群众，宣传部队的民族政策。刚进村子的时候，藏民受上层的蛊惑，以为“红汉人来了要烧寺庙，吃小孩子。”都躲得远远的。文工团就搭上台子自拉自唱，慢慢的，先有胆大的小孩凑过来看，接着老人也都出来了，有了观众，团员们越演越起劲，因为节目新颖，藏民没见过，就被吸引过来了，越聚人越多。
藏族本来就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特别爱看其他民族的舞蹈，像新疆舞和蒙古舞、鄂伦春舞，节目风格多样化又是部队文艺团体的强项，等解放军请他们上台教藏族舞，更是高兴得乐不可支。至于唱歌，藏民更不用说，爱听、爱唱，更唱得好，老文工团员回忆，只要放一遍电影，很多藏民就能把插曲完整地哼出来，虽然汉语不会说，但音准的无可挑剔，藏族的音乐天赋极高。以后，文工团每到一地，周边的百姓都蜂拥而至，这时适时地给他们宣讲十七条，讲民族政策，藏民也就通过文工团走近了解放军。文工团到工布江达等九个宗演出一个月，处处受到热烈欢迎，还从各处头人那里筹到了四万斤青稞，这时，军区的存粮又快吃完了。
牦牛队上不来，飞机飞不到拉萨，部队必须自己开荒了，经过与噶厦政府交涉，他们把拉萨河岸一块遍布鹅卵石的河滩地划给军区，解放军硬是把这块地翻了出来，种上了青稞和蔬菜，当时布达拉宫前面，有一堆几层楼高的“粪山”，已经几百年了，每遇热天或下雨，臭气熏天污水横流，军区机关组织了一场“背粪运动”，所有机关人员每天早晨全体出动去背粪，一个多月的时间，不仅搬平了这堆粪山，还把拉萨大街小巷的粪便和大户人家的粪池淘干净了，全部运到河滩地里做肥料，来年的收成特别好，长出的大萝卜有几十斤重。粪山移走后，才有了后来的人民广场，后来叫布达拉广场了。而今游人无数，拜佛问神之前，“心灵净化”之后，是不是也该留一丝闪念，当年，这里有一群人，曾经负粪前行。
冬天来了，烧柴是个大问题，噶厦方面根本不管，谭冠三政委看到一处废弃的林卡，里面长满了荆棘和灌木，就和噶厦商量，我出一百人，每人给你们交十块银元，行不行？从解放军进藏开始，一直到1959年全面平叛，西藏一直流通银元和藏币，这是中央为了西藏稳定做出的考虑，还专门写进了进军守则，不得在西藏使用人民币。在进军时，大洋都是分给战士们背的，负重再大也必须保护好，进藏后收上来时，除了卷入激流的战士所带的一部分，所有人背的银元一块都不少。
对方一看能收一千大洋，就动了心，但又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只允许砍三个小时，有意要看解放军的笑话。谭冠三把砍柴任务交给了154团3营，看着已经饿的身体浮肿、体质虚弱的部下，怎幺也得让大家吃一顿饱饭再去干，就动员机关每人节约一天的口粮，大家没说的，文工团更提出要节约两天的口粮，全力支持3营。 3营把刀斧磨得锋利无比，扛着绳索就列队开进了林卡，噶厦的司曹还真提了个闹钟来监工了。谭冠三一声令下，3营的兵扑进丛林，挥斧抡刀一阵猛砍，文工团抬着茶水和大鼓跟着进场， 敲起了震天的“得胜锣鼓”，拼命为战友加油， 结果不到两个半小时，林卡园内的树木被砍得干干净净，捆扎整齐后抬回了军区大院，把噶厦官员看得目瞪口呆。这个154团，62年打印度根本就没换装56式新枪，一路打到了传统习惯线，文工团在平叛和对印反击战中，赶赴前线救护伤员，连续立集体三等功，印军和这样的军队打仗，比比作风就知道胜负了。
进藏前，刘伯承司令员对张国华军长说了两条，一是二野和西南局会全力以赴保障进藏需要，二是即便如此，你们也必须要做好挨饿的准备。进藏后情况果真如此，除了部队开展生产自救，中央从广东紧急调拨了五千吨大米，经印度转口运进西藏。
为了和印度接洽，西藏工委成立了一个西藏贸易总公司，这个公司非常特殊，就总经理一个人。不过这个光杆总经理级别可不低，是开国少将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那时印度虽然没和我们翻脸，表面看起来关系不错，但在西藏问题上却百般阻扰，下了很多绊子，用尽了一切刁难手段。于是李觉用化名穿便装，一路经锡金甘托克、印度加尔各答来到印度首都新德里，在中国驻印使馆的协助下，终于把这批大米运了进来。当时从口岸运到营区还很麻烦，各团都说：运进来就别管了，我们带牦牛去接，人已经饿急了 。可以这样说，李觉的新德里之行，救了18军全军的命，不然，真得饿死了。
李觉不仅是个很厉害的参谋长，而且很会做生意，当时印度向西藏的主要出口货物加税，西藏的商人积压了大批羊毛，李参谋长报请中央批准，用比对印度出口高一倍的价格，把西藏的羊毛全收了，印度商人在西藏收购不到羊毛，只好按贸易公司的价格买入， 藏商清了库存而且获利不菲，顿时感受到国家的温暖，开始积极帮助解放军采购各类物资。那时印度和中国的关系还处于正常化时期，继承从英国手里接过来的特权，在亚东和江孜还有驻军，1954年按中印两国协议撤军前，江孜发生了一场特大泥石流，藏民的房屋建在山上，解放军的营房也建的高，结果住在山下的印军全被冲得不知去向，解放军准备接防时没人了。
从1950年起，康藏公路就开始会战，51年进入拉萨后的部队又返回头，东西对进着修，在这一段，因部队人力有限，就与噶厦政府沟通，由解放军出钱，各宗本带民工来参加筑路，正是在这次修路中，西藏的农奴近距离地感受了什幺是平等，和做人的基本尊严。每天收工，藏族民工发现解放军要逐个给他们发工钱，这对底层农奴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给头人和官府出公差，当民夫，西藏叫派乌拉，是奴隶的本分， 所以领了工钱，当晚也要毕恭毕敬地交给头人。
解放军也立刻发现了问题，这个时期部队有严格的规定，不进行阶级斗争的宣传，要维护和平协议，就要和头人搞好关系。看着头目和官员动辄毒打农奴的悲惨情景，战士们只能劝慰和同情，尽力给予一些周济。工钱本是农奴应得报酬，看到农奴分文不得，各团也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有的给头人送点茶和小礼品，劝他们不要把工钱全部吞掉。有的团买来食物、衣服和百货，开起了小商店，农奴们明白解放军的苦心，有的拿到钱后直接就花掉，还有的连队直接用实物结算工钱，但这些都不解决根本问题，千百年形成的等级观念和人身依附关系，使农奴非常害怕头人。
农奴们看到，对藏民用于运输而死掉的牲畜，解放军还管赔，一头牦牛赔25大洋，连回到家中七天以内死亡的牦牛也一律赔偿，执行的非常严格。解放军随军还带着银行，当时中国银行西藏分行是跟着解放军一起进藏的，银行发放农牧贷款，分文利息不收，实际是救济藏民。
解放军自身的官兵平等，平等待人，以及不打人，不侮辱人，按时发工钱，对他们来说是从未见到过的事情，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到做人的尊严，感受到了温暖。在长期的筑路过程中，军民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双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一批参加筑路的农奴，在后来的民主改革中，是最先觉醒的藏胞，在这个群体里，产生了大量的民改积极分子和骨干，直接带动了农奴阶层砸碎锁链，奋起抗争，在全面叛乱发生时，他们大多都站在了解放军一边，更是对印反击战中翻身农奴踊跃支前的骨干力量。
在怒江天险开道时，一个排突遇塌方全部落江，排长在水中挣扎着喊出最后一句“一定要把路修到拉萨”，随即被激流吞没，这些悲壮的往事深深留在战友的记忆中。康藏公路修筑过程中，18军牺牲了3000多名战士，不仅比18军渡江南下以来作战伤亡的总和还多，而且高于西藏平叛和对印反击战的伤亡人数之和，喊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是这支部队，喊出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也是这支部队，这两句震天动地的口号当年家喻户晓。川藏、青藏两条公路1954年通车后，驻藏部队才解决了不饿肚子的问题，当雄机场1956年建成，西藏腹地才算勉强通航，但直到1959年平叛时，当雄机场也没有起降轰炸机，1962年对印反击，即使歼击机上去，也没有第二个前线机场，路都是一部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和平解放西藏，18军付出的牺牲巨大，为以后西藏的国防建设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至今有人还说解放军一路打过去不就行了这样的昏话，这些键盘侠既不懂为什幺进军西藏政治大于军事，更不了解进藏的极度艰难，解放西藏的任务如果交给这些人， 恐怕连一步都迈不动， 只能退回民国去。
这是一场长达八年的艰辛付出，18军进藏是1951年10月，而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1959年3月28日。因为这一天，在全面平叛开始的同时，中央宣布解散噶厦地方政府，开启了西藏的民主改革，正式宣告野蛮黑暗的农奴制彻底结束。
本文作者：徐渡泸，“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