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崇祯继位的第17年，这个时候的大明甚至无法用风雨飘摇来形容，完全称得上是“风中烛，雨里灯”，只剩最后一口气吊着。

而北京城外，李自成的大军正在攻城，崇祯召集满朝文武上殿，共商退贼之法，然而那些平时满腹经纶的大臣们，除了面面相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崇祯失望至极，他压抑着心中的愤怒，以手沾茶，在面前的御案上写了一行字，随即亮给身边的心腹大太监，然后随手拂掉。这句话后来被传了出来，写的是：文臣个个当杀。

崇祯算是大明中晚期皇帝中，对文臣最为友好的了，他亲手扳倒大太监魏忠贤，解开了文臣脖子上的镣铐，然而，在帝国落幕的前夕，他终于对历代皇帝一直防范的文官集团有了清醒认识，这才写下了这句充满杀气的话。

确实，从朱元璋创建大明以来，文官集团虽然一直受到重用，但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却无论如何都算不上“融洽”。

那么二百多年来，为何老朱这一大家子，就是与文臣集团合不来呢？

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明朝皇帝与文臣之间的不和，归根结底就四个字——权力之争。

一、野蛮生长的文官集团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半文盲，出身底层的他一直有着朴素的人才观点：像自己这样会打仗的不一定会治国，只有读过书的知识人才是治国人才。

而且在这种观点的背后，还有血淋淋的前车之鉴作为支撑：汉、唐的灭亡就是由于地方军事首脑掌握了政权，形成了藩镇之乱。

因此，朱元璋对武官涉政十分谨慎，包括开国武勋功臣，地位确实很高，但在对朝堂的掌握却严重受限，这给了文官充分的发展空间。

在老朱一朝，虽然他废除了文官最高权力职位——丞相制度，但其设立的六部制和科举制度，成为文官壮大的两根柱石：足够大的治国平台和足够多的人才来源。

朱元璋从来不忧心文官会夺他的权，作为开国皇帝，他清楚地知道，只有军事威胁才是真正威胁。因此，在他手中，形成了大明王朝两百多年“重文抑武”的执政方针，武官被逐渐排挤出朝廷权力中心，文官占据了优势地位。

其实这种倾向并不是没有机会改变，可惜的是明成祖朱棣是靠军事政变上位，他对军队有足够的掌握，而对于文臣，则只能通过安抚优待，来获取支持。

而他的继位者朱高炽，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皇帝”，对儒家思想十分推崇，文官群体在他手上，已经发展到足以与皇权对抗，明朝文臣们追求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目标，似乎已经达成了。

可以说，自朱高炽之后，明朝皇帝几乎已经没有办法改变文臣坐大的局面，而文臣集团或者说读书人集团，也没有满足于“共治”，他们有着更高的目标，那就是按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形象来要求皇帝，“共治天下”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最好是皇帝“拱垂而治”。

不过在这个时候，其实皇帝手上还有一张平衡牌，那就是在朱元璋时期和朱棣时期形成的“勋贵集团”。他们虽然不掌握朝廷，但把住了军权，这也是帝王平衡之术的体现——毕竟皇帝扶持文臣集团，本意就是为了压制勋贵，而并非真的与文臣们亲密无间。

权力就这么大，你多掌握一点，我就少掌握一点，双方之间的权力之争，虽然在明朝前期还只是“让渡”阶段，但皇帝与文臣的矛盾，已经埋下了种子。

二、被压制的皇权

明朝前期，由于皇帝为文官势力留下了足够的成长空间，皇权（皇帝）、朝权（文官集团）和军权（勋贵集团）三方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过在这种平衡中，勋贵们只能算一个“添头”，已经沦为皇帝与文臣博弈的一个工具，实际上没有实力成为独大的一家。

不过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特别是当皇帝自己“作死”时。1449年，朱祁镇雄心勃勃地御驾亲征，要一扫蒙古威胁，重现祖上荣光。

可惜的是，他太过宠信太监王振，虽然他的北伐大军中，带上了几乎所有勋贵精英，但朱祁镇还是将大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这个太监。

二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在王振手中被折腾了一路，不仅粮草调配不足，就连沿途遇到大雨，要扎营防护时，都没有充分的准备，战争还没开始，就已经军心不稳。

最搞笑的是，到达大同后，王振因为害怕瓦剌兵锋，竟然下令撤退，在途中又随意改变大军路线，结果遭到瓦剌骑兵突袭，不仅大明精锐损失惨重，就连皇帝也被俘虏。

这一战就是着名的土木堡之变，他对老朱家最大的影响反而不是皇帝被抓，而是损失了硕果仅存的勋贵集团，此战之后，文官集团彻底失去了制衡，已经压过了皇权。

文官集团的掌权不仅体现在朝堂上，还体现在对皇帝的“控制”上。他们提高了对皇帝的要求，要求皇帝“绝玩好”——就是戒掉课余爱好，只能“与臣同乐”——就是和儒家大师在一起品诗为乐。

这谁受得了？特别是从小就受到这种压抑天性的教育，导致明朝除了很多特立独行的皇帝，以养虎豹为乐的正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在文官集团的压制下，皇帝不仅失去了对朝堂的主导权，甚至还失去了对自己个人娱乐的主导权，这种情况下，皇帝和文官集团怎么可能合得来？

失去勋贵集团这个“砝码”后，皇权继续寻找另一个工具来作为皇权与朝权之间的缓冲，这个时候，作为“内臣”的宦官进入了皇帝的视线，他们虽然身份特殊，但比起勋贵们又有一有点，就是其荣辱完全取决于皇帝。

因此，历史认为“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宦官专权的起点，其内在原因就是权力失去了平衡，皇帝必须扶持一个新的集团来与文臣进行斗争，那就是宦官集团。

说到这不得不提起朱元璋，他当年为了皇权稳定，不仅定下了“重文抑武”的方针，还同意吸取历史上太监扰乱朝纲的教训，给后人立下一条铁规：宦官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

但在皇权的稳固面前，显然祖训不那么重要，宦官集团这一产物依然在明朝出现了，而且与文官集团最初的发展一样，在皇帝与文臣的冲突中，迅速发展起来。

三、皇权与文官的激烈斗争

其实宦官势力在明朝一直没有断绝，作为皇帝的“家奴”，可以说是最亲信的力量，东厂、西厂、内厂均是其势力的体现，不过在文臣集团的打压中不断反复而已。

而到了皇权与朝权从平衡转为博弈后，宦官集团就正式成为能够影响朝堂的一股势力，而有趣的是，如果皇权占了上风，必然会出现让后世痛骂的权宦，而一旦文臣们占了上风，则会有流芳百世的名臣。

正德皇帝是明朝中期留下最多故事的皇帝，他从小就无法忍受儒家臣子们对他行为的规范和要求，继位后更是展现出强烈的“叛逆心”，建“豹房”、抢民女，更让文官受不了的是御驾亲征。

自从土木堡之变后，皇帝离京成为明朝的一个禁忌，然而正德却先后两次率军出征，一南一北，让文官集团无可奈何。

有一次为了阻止正德“南巡”的想法，一百多名文臣在宫外劝谏，结果引发了大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庭杖事件，有十几名官员被当场打死，这才让正德放弃。

应该说正德靠着“肆意妄为”和“不守规矩”在与文臣的斗争中占得了上风，而他手中也出现了被称为“八虎”的权宦，特别是大太监刘瑾，更是压得文官们战战兢兢。

而到了万历帝就没这么幸运了，文臣们一心想要把他塑造成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明君，而且最关键的是，万历帝从小就在一个严厉老师的培养下长大，他就是大明最传奇的首辅——张居正。

在这个强硬首辅的压制下，万历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施展的空间，而且他也从心底尊敬自己的老师。

在万历年间，明朝的经济前所未有地发达，乃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不过与此相对的是，万历在发现自己无法掌控朝廷，特别是连立太子都不得不屈服于文臣的意见后，干脆玩起来罢工，在中后期，基本没有上过朝，有事也是通过太监传达。

就这样，明朝在皇权与朝权的博弈中前进，皇帝与文官集团长期处于互相对立却又互相依存的状态，不过在明晚期，作为皇帝工具的宦官集团发展到了一个巅峰，魏忠贤就是最好的代表。

那个时候，大明帝国已经积重难返，或许直到那时，面对满清和国内农民起义的兵锋，皇帝才惊觉，武官和勋贵集团已经被忽视多年，但是悔之晚矣。

直到崇祯，还试图用权力斗争的手段来挽救帝国，他清洗魏忠贤势力，重用文官集团，但大明帝国已经在权力斗争是彻底堕落了，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

朱元璋这一家人与文官们围绕权力博弈了十六代，或许最初，双方都只是为了按自己的想法推动这个帝国前进。

但到了中晚期，这种博弈已经发展成纯粹的权力斗争，甚至老朱家的皇帝为了与朝臣们斗气，在明朝两百七十余年的国祚中，竟有长达一百六十年以不见大臣来表态，简直匪夷所思。

皇帝与文臣们的这种“合不来”，最终没有任何胜利者，他们都成了大明帝国的陪葬品，最后只得到后人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