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全世界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香港一直实行的是不同于祖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几个大家族对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代表就是所谓“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在香港耕耘多年，可谓叶大根深，对香港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每当香港发生什么重大问题，或者要通过什么重大立法之时，“四大家族”通常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发声，向全社会传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然而，在2019年香港爆发的暴力事件当中，“四大家族”却几乎是集体沉默，为何如此？
一、“四大家族”对香港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举足轻重

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郭得胜家族，郑裕彤家族，就是通常讲的香港“四大家族。

这些是香港豪门的代表，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家族。

在二十年前互联网经济崛起之前，一提到华人富豪，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大家族。

进入互联网经济时代之后，尽管这些家族福布斯排行榜的排名，被那些互联网大佬超越了，但其在香港的影响力仍然无人可以撼动。

作为香港金字塔顶端的代表，每一个大家族都是以房地产为主营业务，还垄断把持了香港几乎全部的重要产业。

与700万香港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水电、煤气、通讯、零售等行业，都掌控者大家族手里。

比如李嘉诚集团旗下的香港电灯，就与嘉道理家族控制的中电控股，共同垄断了香港的电力供应。

李嘉诚家族主要负责香港岛、南丫岛等区域的电力供给。

李兆基家族的香港中华煤气公司则几乎垄断了全香港的燃气资源供给。

不仅仅是家庭燃气，就连香港机场的煤油等燃料供应，也是由李兆基集团供给。

总之，只要香港还有人生活，就必须源源不断地从这些大家族手中购买产品，才能正常生存。

“四大家族”通过对重要垄断行业的强力控制，可以对香港地区的政策制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香港是全世界公认的高房价地区。但其实，香港的土地供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紧张。

全特区保留的森林、湿地、山地。甚至荒地，占到了香港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为了解决高房价问题，历届香港政府多次试图增加土地供给，但都被“四大家族”以各种手段拦了下来。

如今，香港地区多数的储备用地，依然掌握在“四大家族”手里。他们每年只拿出很少一部分盖楼，以维持房地产的暴利性。

畸形的高房价几乎将香港曾经引以为傲的制造业逼到了死胡同，阶层固化严重，年轻人找不到出路，这是当前香港所有社会矛盾的总根源。

一位小学生曾写过过一篇作文，将香港称之为“李家的城”，控诉“四大家族”对香港民众的残酷剥削。
二、“四大家族”面对香港的动乱，集体沉默不语

早在2014年，一群暴徒大搞所谓“占中”运动时，作为商界领袖的香港“四大家族”，表现得十分活跃。他们纷纷站出来发声，指责暴乱行为。

作为“龙头老大”，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率先发布声明，呼吁民众要保持克制，不要冲动，不要让今天一时的热情变成明天的遗憾：“如果法制决堤，将会是香港最大的悲哀”。

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的措辞则更加激烈。他直接怒斥那些“占中”的暴徒是在“自毁长城”。

动乱的社会环境，会让香港失去在全球经济当中的优势地位，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动摇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新世界发展的主席郑家纯提出，那些道貌岸然的暴徒，实际上是在牺牲全香港人民的利益，去追求他们自己的“民主”，但其实一点都不“民主”。

香港船王包玉刚的女婿、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光正对暴力行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一国两制”之下，这些的暴力活动是不可持续的。

在5年之后的2019年，香港地区再度发生了动乱。但这一次，“四大家族”却集体保持了沉默。

暴力冲突的不断升级，从香港岛扩散到了九龙、新界各地区，对香港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干扰，香港经济可能陷入衰退。

然而，“四大家族”的负责人，都只是泛泛而谈地表示“关注”，但都闭口不谈具体态度。

动乱发生后第一时间，香港知名媒体《大公报》分别向长和、恒基、新鸿基、新世界等，香港主要产业巨头询问看法，但却碰了个“软钉子”。

其中，长和集团以管理层公务在身为由，未作回应。

恒地集团、新地集团均由公关部回复称，不评论事件。在后来周大福集团的一次股东大会上，有记者再度询问了他们对此次暴力事件的看法。

周大福集团主席郑家纯和执行董事郑志刚，以及董事总经理黄绍基皆有出席集体沉默，并火速离开现场。

在“四大家族”当中，唯有长和集团主席李泽钜，发表了一些不痛不痒的“看法”。

他认为，发生的一些事件，对香港的楼市有一定的影响。卖家和买家都在持观望态度，若非紧急问题不会贸然入市。但他指出，“香港曾经历相似事件，相信事件很快会过去，长远仍看好香港地产市场，未来会继续寻找机会投资”。

九仓置地主席吴天海也曾私下透露，“餐饮、零售市场都难做，商场人流亦受到示威冲突影响”。这些“四大家族”态度如此，其实是十分荒唐的。

绝大多数香港人民对类似的动乱问题，都是嗤之以鼻，但由于各种原因，担心“引火上身”，不便于开口谴责。但作为香港上层代表的“四大家族”，却如此闭口不谈，实在令人费解。

如上文所述，“四大家族”在动乱当中的表现，可以用冷漠，甚至无视来形容。他们既没有对民众进行安抚、鼓励，也没有明确谴责暴乱分子。

这其实是香港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严重社会撕裂现象的真实写照。

经过多年敲骨吸髓的剥削之后，“四大家族”几乎蛀空了香港。他们已经将资产和发展重心转移到了海外，自然会对香港漠不关心。

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前十大亿万富翁占GDP总数比例进行过统计。

印度前十大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占GDP的比重为5.2%。瑞士这一数值是9.2%，俄罗斯是8.8%。

但是在香港，这一数据却高达35%！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经过几十年的蚕食鲸吞，诺大一个香港，已经几乎被所谓“四大家族”蛀空了。

1997年香港刚刚回归之时，其1700多亿美元的GDP占到了大陆GDP总量的18.6%。但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仅剩2.66%。大陆经济突飞猛进是主要原因。但香港经济的衰退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的GDP增速仅为0.5%，远远落后于隔壁深圳的7.6%。资本的天然属性就是无限的繁殖，他们总会行进办法去往利润里最高的地方。

“四大家族”也是将投资中心转移到了海外，每一个家族都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嘉诚。

早在多年之前，李嘉诚家族就不断地从国内撤资，然后斥资几千亿大举进军英国资本市场。

其他几个家族，也都纷纷向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转移资产。

如今的香港对于“四大家族”而言，已经没有太多的利用价值了，其对于香港的关心程度也就随之降低了。

换言之，“四大家族”与香港民众之间，是一种“有福我享，有难你当”的关系——当香港经济繁荣之时，他们在这里大规模产业布局，活跃于各个领域，贪婪地吮吸着人民的血汗。

而当香港经济不景气之时，“四大家族”却不愿意与香港人民共患难。

他们不想承担香港经济转型带来的“阵痛”，选择了“携款潜逃”，去欧美市场上追逐更高的利益。

对于这块已经没有多少剥削价值的土地，他们的关注度自然也就不高了。

其次，新上任的“四大家族”掌舵人自幼含着金汤匙出生，已经不懂民间疾苦，更不会俯首问苍生，关心家国事务。

2019年李兆基宣布正式退休之后，香港“四大家族”的创始人已经全部退居二线，由他们家族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员接班。

第一代创业者都是从底层崛起，都多少品尝过香港底层的民间疾苦。

但当第一代创业者退居幕后之后，那些刚刚接手家族企业的富二代们，从小就锦衣玉食，自然无法理解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市井升斗小民的悲惨处境。

因此，他们自然也就对香港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无法感同身受，所以就不会去发声。

所以说，“四大家族”面对动乱的沉默不语，不仅仅是阶层利益的冲突，更反映出“何不食肉糜”的权贵，与“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之间，难以弥合的撕裂与鸿沟。

这种鸿沟如果不能及时弥合，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结束语：

总而言之，哪怕你是“四大家族”，无论你如何富可敌国，都是社会的一份子，理应承担起社会的责任。

一味地向钱看，残酷而贪婪无度地剥削百姓，让民族和国家受损，让百姓生存无望，总有被反噬的一天，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消除的弊病。

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循序渐进，推进在香港地区的经济社会改革。

只有让公有制成为主流，人民才能避免被资本盘剥，真正实现当家做主。

参考文献：

张燕：《内地市场成就香港“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内地商业版图》，载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