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横扫大西北，创造了伟大的功绩。而他麾下的两员大将——贺炳炎和廖汉生，是功不可没的。贺炳炎作为司令员，廖汉生作为政委，两人珠联璧合，并肩作战，带出了赫赫有名的“天下第一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

然而一开始，由于种种原因，彭德怀和贺、廖二人的磨合并不算顺利，甚至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西北野战军的前身本是贺龙的老部队，也就是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第120师。而贺炳炎与廖汉生，则是贺龙的左膀右臂。

其中贺炳炎是贺龙帐下头号猛将，据说贺龙指挥作战，每到关键时刻，必大呼：“贺炳炎”。贺炳炎此时必一跃而起，右臂空袖，左手挥枪，亦高呼：“冲啊！”其势如雷滚，如电闪，如山崩，如潮涌，所向披靡。

而廖汉生则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他文武双全，不仅能征善战，同时还擅长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廖汉生曾担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解放战争开始后，贺炳炎、廖汉生所在的晋绥军区统一编成野战军，下辖第1、2 、3纵队。1纵司令员是张宗逊，政委廖汉生。

不久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调集10个旅，企图对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于是中央军委命令第一纵队立即赶赴陕甘宁边区。此时的贺龙虽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但仍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此时的他正在晋绥前线，配合晋察冀的聂荣臻部作战，实在走不开。因此贺龙对廖汉生等人说：

“蒋介石到处进攻解放区，这次更狠毒，要来打我们的脑壳，进攻延安，想要摧毁我们的党中央！同志们，现在就要过黄河去，去给党中央、毛主席当警卫员。”

次年3月，胡宗南又纠集25万大军，对陕北发动了“重点进攻”。于是中央军委下令再调晋绥第2、第3纵队西渡黄河。加上先期赶到陕北的第一纵队，一共有2.8万士兵。

由于贺龙赶不来，于是中共中央军委副司令员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主动请缨：

“贺龙同志忙于晋绥事务，远离延安，陕北现有几个旅，加上后勤部队也就2万多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主席见形势严峻，于是痛快地同意了彭德怀的建议。于是原本来自于晋绥军区的三个纵队得到了改编，分别成为西北野战军的第1、 2、 3纵队。

1纵首先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撤离的任务。随后又作为主力陆续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取得了稳定陕北局势的三战三胜。

在蟠龙战役前，原为第三纵队副司令兼独立5旅旅长的贺炳炎被调到了一纵。1947年7月，贺炳炎正式成为了1纵司令员，与政委廖汉生第四次合作。

第1纵队是贺龙的老部队，被称为是“贺龙嫡系中嫡系”。十多年来，贺炳炎和廖汉生一直在贺龙手下转战南北。贺龙的指挥风格宽和而直爽，关键时刻会放权给部下，让他们便宜行事。

然而彭德怀的指挥风格却与贺龙不同。彭德怀性格暴烈，风风火火，一旦表现不好，张口就骂。这对于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来说，实在难以适应。

首先是在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攻打榆林城。我军集结1纵、2纵、3纵以及教导旅，足足攻打了两天都没有得手，就在这时胡宗南派钟松带领的整编36师来援。廖汉生见榆林一时难攻，而且可能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准备撤下来转移至榆林和佳县之间待机。

就在廖汉生极度郁闷之时，彭德怀的电话却打来了。电话中，彭总开起了“吹风机”，大骂道：

“1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

廖汉生一听就火了，在电话里和彭总争执了起来。放下电话，廖汉生怒道：

“我就让彭总看看贺龙的部队到底是样子！”

廖汉生一时气急，竟以一军政委之尊，仅带领一个警卫连摸到了榆林城附近，准备阻击36师。他憋着一股劲，就是要让野司看看，1纵是什么样的部队。就是这一个连，也最少要挡住追兵一个钟头。

很显然，廖汉生已经上头了。《孙子兵法》有云：“将不可愠而致战”。廖汉生这样做，显然是不理智且危险的。

不久后，纵队司令贺炳炎得到了廖汉生已经去往前线的消息。他非但不劝阻，反而亲自带一个营去接应廖汉生。要知道，他们的对手可是一个整编师，稍有不慎，其结果就是覆军杀将，后果不堪设想。

战后，彭德怀得知贺炳炎和廖汉生竟然亲自上阵，于是给一纵打来了电话。他对贺炳炎怒道：

“我接西北野司的时候，贺龙跟我说过，说你是个最容易上火线抡大刀片子的主，让廖汉生多管管你。谁知道你们一纵怎么个个都这样？而且脾气一个比一个大！司令不上火线了，改政委冲上去了。”

仅仅1个月后，贺炳炎又和彭德怀起了冲突。

当年9月，西北野战军发动了黄龙战役。10月6日，1纵和3纵分别从东西两面向清涧发动攻击。经过三个夜晚的连续突击，我军已经攻克大部分阵地，只剩耙子山阵地未下。耙子山是清涧城的天然屏障，又是俯制全城的制高点，南北长约百余米，守敌将数丈高的天然峭壁加以人工切削，形成了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

9日晚，贺炳炎命358旅716团、独1旅第2团协同夹攻耙子山，以对壕作业的方式一点点地靠近敌人的碉堡。然而由于火力贫弱，攻了几次都未能成功，部队伤亡很大，指战员们都很气馁。

漏屋偏逢连夜雨，清涧城内的廖昂频频向胡宗南求援。胡宗南遂命刘戡带领29军驰援。在清涧附近，刘戡部与我军布置的阻击部队展开了激战。如果再拿不下耙子山，西野的处境就危险了。

就在这时，彭德怀给1纵打来电话，在电话中彭总对贺炳炎喊道：

“为什么还没打下来？你赶紧给我拿下耙子山。”

贺炳炎本来就为耙子山的事急得火急火燎，于是没好气地说：“部队伤亡大，有困难。”

彭德怀见贺炳炎语中带气，于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贺炳炎也不甘示弱，竟啪的一声砸了话筒。这可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事。对于彭德怀来说，敢砸自己的电话的，贺炳炎是第一个。

不过好在先冷静下来的是彭德怀，他清楚贺炳炎是个执行命令绝不打折扣的指挥员。今天竟然跟他顶了起来，这说明进攻的难度确实非同凡响。于是彭德怀带着一野副参谋长王政柱直接到了贺炳炎的指挥所，指示部队调整部署，重新组织攻击。到了10日上午，部队终于拿下了耙子山。对于贺炳炎的顶撞，彭德怀也没进行计较。

他指着敌人的防御工事，感慨地对贺炳炎说：“像这样坚固的工事，像我们这样的装备，要不是革命的军队，任何队伍都是拿不下来的。”

虽然彭德怀带着歉意对贺炳炎说：“我在电话里的有些话说得过分了一些。”然而贺炳炎赶紧说：

“彭老总，摔电话是我的错，我要向野司写检查。”

彭德怀却摆了摆手，他拍拍贺炳炎的肩膀，笑着说：“免了，免了吧！”

话虽这么说，但彭德怀、贺炳炎、廖汉生这三个“暴脾气”凑到一起，迟早还是有摩擦。而这种情况，也引发了远在后方的贺龙的焦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彭德怀解决问题。

1948年4月，西野发动了西府战役。此战之中，我军先胜后败，损失极大。这对于家底并不丰厚的西野来说，绝对算不上一场胜利。

在战后的总结会议上，彭德怀先是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随后对于各纵队的表现进行了逐个评说。他严厉地批评了某些部队在阻击时不坚决，使野战军主力陷入被动。有的部队更是在担任警戒任务时不打招呼就撤退，也不通知兄弟部队，给敌人钻了空子。

其后，彭德怀又将焦点聚集在1纵身上。他欲抑先扬，现实肯定了1纵在西府战役中的果决。随后又毫不犹豫地指出了1纵的缺点：

首先是5月6日配合6纵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行动迟缓，耽误了时间；其次，5月11日在公和塬转移太早了，影响了野司的部署。

对于前者，廖汉生是接受批评的。但对于后者，廖汉生却腾地一下火了。廖汉生在回忆录中是这么说的，

11日晚上，彭德怀给廖汉生打来电话，但此时廖汉生已经入睡了。于是彭德怀直接给1纵的作战科长下达命令，叫716团往东走。

彭总的意思是，让我军埋伏于职田镇的大山边，一边休息一边准备粮食，待4纵将敌人诱到时，一起歼敌一到两个团，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然而作战科长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是将部队撤走。

于是彭总在扩大会议中说：“我们的粮食没有准备，边区的粮食也很困难。敌人要是继续追赶，我们退到延安也不会安全，就非得退过黄河去。”于是彭德怀批评1纵没有意识到危险，竟然直接走了。

廖汉生误会了彭总的意思，听成是批评1纵有意识地走了。他心中一委屈，当场和彭德怀争辩了起来：

“什么叫有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后也不通知，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是信不过我们总队领导，干脆把我们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指挥团好了！我不干了！”

说着廖汉生极不理智地将军帽摔在了桌上。贺炳炎也站了起来顶撞彭德怀：“对也骂，错也骂！我也不干了！”

在廖汉生和贺炳炎的带动下，其他纵队的干部也议论纷纷，此时彭德怀的处境有些尴尬。

廖汉生和贺炳炎怒气冲天，却丝毫没发现贺龙正面色铁青地在一旁坐着。贺龙在将部队交给彭德怀时就说过：“我带的军队，我能带，别人也能带，军队要听党的指挥。”其后贺龙便专心投入到根据地建设之中，保证西北野战军足食足军，从不干涉彭德怀的指挥。

然而扩大会议闹到这个份上，贺龙认为自己有必要说点什么。他站起来大声制止了廖汉生和贺炳炎的顶撞。

会后，贺龙命令廖汉生、贺炳炎以及其他1纵领导都留下来，必须开个小会。贺龙说：“前段时间你们一纵确实打得不错，但是受表扬多了，你们骄傲了，听不进批评了！”

贺龙严肃地说：“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任何价钱可讲。”

说到激动处，贺龙还拿烟袋敲了贺炳炎的头。廖汉生心里不好受，竟羞愧地哭了起来。

贺龙一番畅快淋漓的批评，让廖、贺二人羞愧得无地自容。老革命林伯渠趁机补充道：

“在这次前委会议上，彭总之所以发那么大的火，除了性格原因外，主要是他对革命事业，对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认为“这是从个人得失和局部安危出发而破坏整体与全局的利益，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彭德怀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但打仗关系着党和人民的命运，关系着指战员的生命，他对战斗胜败、指挥的好坏看的很重很重。

林伯渠最后说：“彭总真是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啊！”

贺龙与林伯渠的谆谆善诱，最终让贺炳炎和廖汉生的脑子清醒了，对彭总的认识更加准确和深刻了。

会后，廖汉生、贺炳炎主动找彭德怀检讨，彭德怀笑了笑，摆了摆手。其实他骂廖、贺二人，并非对他们有成见和不满。相反彭德怀就喜欢两人这种“有话就说，有屁快放”的性格。彭德怀一向相信，响鼓要用重锤。打了胜仗，要狠狠地表扬；打了败仗，自然也要狠狠的批评。

彭德怀本人就是直爽率性的性格，看到不平之事就必然放炮。在他看来，上下级有不同意见，摊在桌面上，哪怕拍桌子骂娘，也比憋在心里要强。所以彭德怀并没有将廖、贺二将顶牛的事放在心上，相反他还检讨了自己的说话方式，表示在指挥方法上要改进，沟通方式要改善。

由此，彭德怀与廖汉生、贺炳炎坦诚相见，上下级融洽了，指挥顺当了。三人再未发生之前那些不愉快的事。从此以后，1纵成为西北野战军主力中的主力，贺炳炎和廖汉生也成为了彭德怀的爱将。

不久后，廖汉生在一纵推广了358旅旅长余秋里的经验，在部队中广泛开展“诉苦三查”运动。深入开展练兵。广大指战员诉苦诉出了深仇大恨，掀起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性大练兵热潮。

同时，还清理出一批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顽固分子，阴谋破坏的间隙，恶习不该的兵痞，从而纯洁了部队。

彭德怀看了一纵的“诉苦三查”简报，对于廖汉生的工作十分赞赏，于是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时。毛泽东听说后，立即将廖汉生和贺炳炎召到了米脂县的杨家沟，让廖汉生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成果。随后毛泽东把“诉苦三查”命名为“新式整军运动”，并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全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被改编为第一野战军，西野1纵也改编为第一军。9月3日，彭德怀决定成立第一、第二兵团，每个兵团各统辖三个军。

廖汉生率先发言：

“一、二、七军组成一兵团，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三、四、六军组成第二兵团，司令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彭德怀立即问：“那你干啥？”

以彭德怀的规划，应让廖汉生担任一兵团或二兵团的政委。如果廖汉生当了兵团政委，日后授衔至少能评上将，而非后来的中将。然而廖汉生从干部使用的大局出发，甘愿留在第一军中担任政委。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贺炳炎和廖汉生的第一军势如破竹，陆续参加了扶眉战役、陇东追击战以及蓝湛战役。兰州战役后，第一军直捣西宁，端了马步芳在青海的老巢。随后，第一军奉命建立青海军区，贺炳炎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委。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第一军歼敌10多万人，占领县以上城市51座，被称为天下第一军。

对于自己的两员爱将，彭德怀即使到了朝鲜依然念念不忘。彭德怀回国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他关照下，廖汉生就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仅仅三个月后又任军区副政委。

1952年，贺炳炎调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军区司令员。不过到了1960年，贺炳炎因积劳成疾而病逝。

1954 年 9 月，彭德怀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个月后，廖汉生在山东半岛观摩反登陆演习。彭德怀把他叫到铁路公务车上谈话，告诉他：“你是国防部副部长人选之一。”11 月，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萧克、李达、廖汉生为国防部副部长。

55年授衔时，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生是大将，萧克、李达是上将，唯有廖汉生是中将。当年12月，廖汉生又接替刘伯承，成为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一个中将能接元帅的职，这与彭德怀的欣赏和重用是分不开的。

廖汉生和贺炳炎的脾气确实一个比一个大，但彭总就是喜欢这种脾气大的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