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毕业后，王世英参加过省港大罢工。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王世英转入地下工作，先后在安徽、山西、上海等地，从事“兵运”、策反、情报、统战等工作。因为在南京、上海工作过，所以他对江青、康生不光彩、存疑叛变的历史，了如指掌。

正是因为如此，又加上王世英的资历老、功劳大，所以江青、康生多少有点惧怕他、避着他。但避无可避时，康生等人又想方设法将他置于死地。为什么说避无可避呢？因为在很多事情上，王世英总跟他们“对着干”。1938年，王世英被调到延安学习。听说毛主席将与江青结婚时，王世英当众表示坚决反对，并提出联名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不要与江青结婚。

1942年，在国统区工作的王世英，被组织调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在此期间，他发现康生以“抢救失足者”的理由为借口，胡作非为，致使好多好同志惨遭诬陷。王世英见状，认为应尽快纠正，降低损失，便给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康生三人写信说明情况，并表示自己愿用党籍担保。

康生收到王世英的信后，当天半夜就给他回了封不以为然的信。之后，康生在开大会的时候，大骂王世英是“大自由主义者”、“想当英雄”，并说“你有几个脑袋，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就不想想自己”。紧接着，康生又在千人大会上，公开将王世英打成“大特务”。对此，王世英表现得很坦然，而且态度坚决，没有退却。

当毛主席过问此事，看见王世英的态度后，表示很满意。建国后，王世英在小平同志的推荐下，担任起中央监委专职委员，又发现了康生的胡作非为，开始跟他“对着干”——康生诬陷别人是内奸，关进监狱；王世英就想尽办法救人。

见硬的解决不了王世英，康生便转换思路，改用示弱服软的糖衣炮弹，试图将他拉到自己一边。王世英不为所动，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按党章和原则办事。不少人劝王世英，别顶了，你顶不了。王世英梗着脖子说：“我不怕，我说的全是事实，他不能怎么我。”

王世英对康生的品德和本质，早已看透。1962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康生：“阿谀逢迎，蚁附蜂拥。身为得计，终将败行。无耻之徒，众目岂容。踏尸进阶，爬高跌重。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1966年年初，身染重病的王世英，已经预感到了些什么，自己将在劫难逃。果然，“文革”爆发后，王世英遭到错误的批斗和折磨。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不关心自身安危、无比重视革命事业的王世英，对守护在旁的儿子王敏清说：“在我死以前，很想见总理。有些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王世英当即给周总理写去了一封信。

1968年3月26日凌晨3点，王世英含冤去世。临终前，康生等人还在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逼供。王世英离世后，其家属子女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的中农出身，也一下变成富农，故居也被人“洗劫”一空。好在历史是公正的，正义最终还是会到来。

1979年1月24日，中央召开为王世英平反昭雪的追悼会，由小平同志主持，韦国清致悼词。王世英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得到重新肯定，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