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在当今世上，现在是没法治愈的疾病。然而，在2007年，甘肃有一位农民，身患艾滋病四年，却莫名其妙地痊愈了。可是这一个“痊愈”，却揭开了疾控中心的遮丑布。

李建平，甘肃天水瓦寨村人。他是做贩土鸡生意的，每天都有好几百的收入，这让李建平也成为了村子里的有钱人。2003年，李建平有一个邻居病倒住院。因为和他感情好，再加上对方无人照照，李建平主动到医院陪护。

李建平每天为病人端屎端尿，还为他扎针，导尿管。虽然李建平精心照顾，但病人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从发病到入院，短短不到十天，邻居就去世了。

送走了邻居后，李建平心安理得地继续回去做生意。然而，几天后，他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病人是死于艾滋病，生前曾卖过血。疾控中心开始在全镇大筛查，看看有没有潜伏的艾滋病患者。

通过筛查，全镇检出九名艾滋病人，李建平赫然在名单之上。

当得知自己患上艾滋病后，李建平一阵茫然。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艾滋病的可怕，而是想着怎么去跟妻子解释。因为九名艾滋病患者，有八名都是曾经卖过血，但李建平知道，自己没有卖过血，也没有做过手术。那么现在自己染上了艾滋病，是怎么得来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作风不检点，乱搞男女关系。

李建平真的担心妻子会那样认为，庆幸的是，妻子并没有胡搞蛮缠，过多地质问他得病的经过。同时，李建平看到妻子和两个儿子并没有事，他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可是疾控中心的人却告诉李建平的妻子：得了艾滋病，最多两年，最快一年就会死去。

听到这样的说话，妻子张女商非常伤心。有人还对张女商说：听说这种病，如果家里有人染上了，会很快传给其他人的。你还是带着儿子们离开吧。张女商难过地说：如果我离开了，他自己一个人死了怎么办？反正他只有一年可活，就凑合着过吧。等把他送走了，我也就安心了。

妻子的不离不弃，让李建平心中多了一些温暖。然而此时，李建平开始出现腹泻，生理指标快速下降。他的身体快速消瘦，从130斤瘦到只有80斤。想起疾控人员对他说过的话：艾滋病患者会出现腹泻，高烧不退，身体消瘦的症状。李建平已经确信，自己是真的患上了艾滋病，距离死亡已经不远了。

看着丈夫终日垂头丧气，了无生趣的样子，张女商十分难过。她把存折递给李建平说：里面的钱，你不要心痛，尽量花。李建平知道，妻子是想，让他在死之前，好好去潇洒一番，以弥补曾经的遗憾。

李建平打开存折，看到数字后面一大串零，那是他做贩土鸡以来的收入。望着这些数字，李建平非常感慨，自己这些年有日无夜地挣钱，但吃喝玩乐，认真潇洒的日子，的确从没试过。想到自己大限将至，李建平决定出外潇洒走一回，就当向这个世界作一个圆满的告别。

李建平取了存折的钱后，独自上路。曾经没游过的景点，他去了。曾经没住过的高级酒店，他住了。曾经没吃过的山珍海味，他吃了。曾经没穿过的高档衣服，他穿了。那一阵子，李建平把钱花得一塌糊涂。

很快，一年过去了，李建平悲哀地发现，钱花完了，但人还活着！李建平心中纳闷：疾控中心的人不是说我只有一年的命吗？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我为什么还没有死啊？

但同时李建平还发现，家里已经没有钱了，甚至已经揭不开锅。十五岁儿子不得不辍学出门打工。自从把钱花完回家后，李建平就和妻儿分开住。他独自一人住在西边的房间，妻儿在东边的房间。

李建平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甚至连话也不敢多说。吃饭，是妻子从房门外塞进来，他家的大门终日紧闭。因为左邻右里已把他们一家当作瘟神般避让。有一次，李建平实在难忍寂寞，便走出家门，顺便到一位邻居家坐了一会。当他走后，人家随手把李建平喝水的杯子也扔掉。

小儿子在学校也遭到了欺负，他变得沉默寡言，甚至不愿意上学。李建平觉得自己还是死了的好，如果继续下去，对孩子将是一个灾难。其实，疾控中心对艾滋病人是保密的，根本不会告诉村民，谁患了艾滋病。那么村民是如何知道李建平患了艾滋病的？

原来，自从确认李建平患了艾滋病后，疾控中心每隔三个月，就会来李建平家中，为他抽血检测，跟踪艾滋病毒的变化。当每隔三个月，就有几辆疾控中心的车，停在李建平的门前，村民们自然心知肚明了，又怎会不知道李建平身患艾滋病呢。

此时，李建平想一死了之，他不想连累妻儿。当他听说同村有一位女艾滋病人轻生后，李建平的死志就更加大了。李建平告诉妻子：我想找一个地方，自己静静去死。妻子急得连续跟着他几个星期。最后，妻子实在忍受不了，她买了一包老鼠药，煮好了饭，把药倒进去搅拌好。

妻子对李建平说：既然你想死，那我们全家一起死吧。先让孩子吃了，等他死后，我跟你再吃饭，然后全家到地狱团聚。听到妻子如此说，李建平再也不敢提一个死字。

时间来到2007年，从2003年到2007年，李建平已经确诊艾滋病四年，抽血检测也检了十六次，但每次抽完血，检测完，李建平连一次的检测结果也没有看过。不是李建平不愿意看，而是疾控中心根本就不给他看。

李建平实在想不通，自己患了艾滋病后，疾控人员说自己活不过一年，但现在四年了，自己仍然活得好好的，到底为什么。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十几次的检测报告，自己一次也没有看过，为什么不给我看？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李建平带着疑问，来到当初确诊他的疾控中心，一位刘主任接待了他。李建平问：刘主任，我的艾滋病毒怎么样了？我都检测了十几遍，病毒是多还是少？刘主任吱唔着说：你的艾滋病毒几乎为零！李建平立即追问：那已经为零了，我还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吗？刘主任说：你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这是我刚刚知道的。

李建平愤怒地说：是不是我四年后再来，你也说是刚刚知道？我十年来，你也是刚刚知道？

随着李建平的大闹，2007年10月，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的领导，一齐驱车前来李建平的家。他们先送了李建平一床被子，还有两百元。然后对李建平说：你的病好了！

好了？还没等李建平追问原因，人家已经急忙上车，匆匆离去。李建平心中涌起滔天巨浪，他不停地问自己：我的艾滋病是疾控中心治好的，还是我自身免疫治好的？如果是疾控中心治好的，那么他们真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如果是我自身治好的，那么我的血就可抗拒艾滋病。这样的话，我的血岂不是比黄金还贵？

虽然疾控中心说自己的艾滋病好了，但李建平依然不放心，他偷偷到其他城市，做了三次艾滋病毒检测，结果出来全是阴性。

李建平不想就这样了事，他到疾控中心苦苦追问，自己患了四年的艾滋病，到底是什么回事，为什么突然就好了。终于，有一位主任说：是我们误诊了，早在2006年，我们就知道你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你没有艾滋病。

李建平怒火万丈，他大吼着：原来2006年就知道我不是艾滋病人了，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吃多一年的药？

原来，2006年，刘主任向李建平推销一种解毒丸，说是他自己研制的。吃了这种药，会让艾滋病毒减少，但副作用就是恶心呕吐。于是，李建平吃了一年的药，恶心呕吐了一年。

那么，疾控中心是如何知道自己误诊的呢？原来，第一全镇大检测时，李建平的血液的确含有艾滋病毒。随后每隔三个月，疾控中心都会抽取李建平的血液检测，但并不是检测艾滋病毒抗体，而是检测免疫CD4细胞值。因为CD4细胞值，是最能反应艾滋病患者的病情发展程度。

刚开始的时候，疾控中心发现，李建平的CD4细胞值相当低，完全符合艾滋病的发展规律。直到2006年，疾控中心发现，李建平的CD4细胞值回升，达到了正常人的水平。于是把十几次保存下来的血液，进行HIV抗体检测。结果发现，除了第一次外，李建平的血液全部都是阴性，也就是说，第一次是误诊。

那么，李建平的第一次血液，为什么会有艾滋病毒？疾控中心解释说：这应该是运输途中，或者在采血时，李建平的血液被污染了，这才会含有艾滋病毒。

原来，疾控中心早在2006年，就已经知道李建平不是艾滋病患者。如果不是李建平自己去问，他们也不会上门告诉李建平：你的病好了！而这一句好了，并不是承认他们的误诊，而是说李建平“痊愈了”。而作对李建平四年来的补偿，就是一床被子，两百元！

想起自己身患“艾滋病”四年，曾想一死了之，李建平深感害怕，庆幸自己没有死。可是，虽然他的病“痊愈了”，不再是艾滋病人，但村里的人并不相信，仍然对他远离。李建平不得不请村委出面，写一份他没有病的证明。但即使村委证明，也没有用，人们依然和他客气地保持距离。

李建平深感无奈，自己被误诊，钱花完了，全家陷入绝望，大儿子十五岁就辍学打工，还差点全家死了。李建平悲叹：我估计我没有未来了！

让李建平有点安慰的是，最后有关部门和他协商赔偿事宜。李建平却说：赔再多的钱，也赔不了我四年来所受的伤害！

李建平的“绝症”由死到生，并不是人间的医学奇迹，而是一场人祸惨剧。所谓的“痊愈”，不是医学上的突破，而是不愿承认错误的遮丑布！其实丑的不是当初的犯错，而是犯错之后的冷漠，傲慢，以及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