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投身革命，历经从红军时期到多年抗战再到解放战争的洗礼，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的光荣——金如柏将军用人生轨迹证明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坚定。

即使被授军衔比上报时低甚至身处逆境之中，他也从未动摇过坚信群众坚信党的初心。

曾有人劝他给江青写信“改善处境”，他的回答是严词拒绝。

三枚一级勋章获得者

1909年，金如柏出生于江西永丰。

目睹动荡不定的旧中国种种现状，他循着革命思想的引导走上了红军的道路。

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此后一生都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早年参加革命时，金如柏曾在红二方面军中担任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八路军中担任旅政治部主任。

此后担任的职务、从事的工作也多以政工方面为主，在1984年因病逝世的讣告中，他被评价为“我军的优秀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1955年全军授衔时，若参考担任职务、工作年限等具体情况，正军级授衔对应中将，更符合大部分人的心理预期。

然而担任军政委的金如柏，最终定下来的军衔却是少将。

他本人本着干革命不能计较个人得失的想法，从来不以此为意，待人接物也向来谦逊谨慎。

后来因有众多战友反映关于此事的实际情况，这才在定级时得到了补偿。

事实上，他获得的荣誉之中共有三个“一级”——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这三个“一级”哪怕放到开国少将群体之中，能达成的人也并不太多。

漫长的岁月中也同样隐伏着低谷挫折，七十年代初，金如柏因受到一些风波的影响而且经过多年“没有作结论”，不但只能住集体宿舍，生活待遇水平也相当差，已经威胁到了身体健康的地步。

有人劝他给江青（时任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写封信，想办法“改变一下处境”。

面对这些建议和“点子”，金将军的反馈是严词拒绝——“我就是一辈子不解放，也不写这封信。”

直到他年事渐高、卧病不起，留在子女们心目中的也始终都是思想坚定、律己严格的严父形象。

从红军到八路军

1934年，国民党挟数倍于红军的军事力量、悍然发动第五次“围剿”作战，当时的金如柏正担任团政委的职务。

从军事角度来考虑，为避免意义不大的伤亡，执行任务实施撤离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由于当时正逢“不允许丢失一寸土地”的风气路线，金如柏被“一撤到底”，改到当时的红军第四分校负责文书工作。

也是因为有湘赣军区政委任弼时“政治上坚定”的评语，认为他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没有丢失一个人，也没有丢失一条枪，完整地将部队带到湘赣，他才免于受到进一步的处分。

在这样的处境下，进金如柏也并没有产生什么怀疑或者颓丧之类的负面情绪。

他常说，既然是共产党员能干革命就行，做什么都无所谓。

由于遭遇敌人的大军“围剿”，期间根据地不但局面危急，各类物资也极为匮乏。

粮食不够吃，战士们部分时间都是靠竹笋、杨梅之类的食物充饥，即使弄到不多的粮食，分到每个人碗里也只有一点稀粥。

战士们常常饿到两腿发软，执行任务、行军打仗，都得依靠极其强大的意志力来硬撑。

金如柏的体质并不算强壮，也是在那些艰苦岁月里落下了痔疮脱肛等等疾病，严重时流血不止影响行动。

但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个人困难，总是一声不吭，咬着牙照样完成任务。

后来，红六军团受命突围西征，金如柏被分到了部队的机枪连。

顾名思义，这个部分的工作就是和机枪绑在一起的——行军时要背着机枪，并且为了发挥机枪的掩护作用，总是走在大部队的后面负责断后保护。

曾经有一次执行完任务之后，金如柏因为过度的疲惫，倒在路边昏睡过去。

幸亏战友余秋里从后面赶上来叫醒了他，两人互相鼓励，一起追赶队伍。

余秋里很担心他的身体带病，犯起病来连普通走路都困难，又还需要一直扛着马克沁重机枪的枪身，但他自己却十分乐观坚定。

他曾经让余秋里放心，说自己不会掉队，就算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

这段经历以及长征直到长征，是金如柏自己在自传中都承认过的“最艰难的一段”。

他曾经回忆，由于行军路上严重的食物匮乏，他还挖过前面部队埋在地下的牛羊骨头来吃。

在过草地的时候，更是全身上下斗笠、鞋子、皮带……，所有能跟“皮”沾上一点关系的东西，都被想办法变成食物吃完了。

但是关于这些艰难困苦，他也并没有说过太多，只是在自传里十分平实地加了一句：“我也受到了难得的锻炼。”

长征结束后不久抗战全面爆发，金如柏所属的八路军120师由贺龙、关向应率领，前往晋西北地区投入抗日游击战争之中。

刚到一个对八路军不够了解、亟待建立良好军民关系的新地区，更需要政工人员开展大量踏实有效工作，来加深群众对八路军的理解。

金如柏很快组织起工作小组，冒着严寒天气深入保德、岢岚等地的许多村庄，不但让更多群众理解了我军政策，更有超过千名当地青年加入到队伍行列里来。

随后他接替廖汉生担任了716团政委一职，随军挺进冀中。

虽然此前积劳成疾还没有痊愈，但却总是说“大敌当前，任务繁重”，认为个人并不应休养清闲。

战事紧张时期，连轴转几天几夜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一旦工作有需要出现了调动和职位升降，他也从来不以为意，总是无条件地以工作为先。

守卫新中国边疆

这一种“工作至上”的标准和原则，也一直被他持续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金如柏先是随贺龙入川，受命组建空军预科总队，随后又被调往云南，担任解放军13军政委，并兼任滇南工委书记。

云南不但是我国重要的边疆省份，而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在此确保稳固的局势和防务，既是重要任务也是一大难点。

当时主抓西南工作的邓小平曾经找他谈话，希望他要“形成一个巩固的边防”。

金如柏走马上任之后，首先将工作重点放在匪患、治安、土改等几个重点方面，长年累月在基层抓典型、听总结、推动工作，极少有人能在机关总部看到他的身影。

后来，从个旧到金平的国防公路完成规划、需要开工修筑，这同样也是他主抓的又一项目。

他再度把自己“定位”到了筑路工地现场，与干部工人们打成一片。

原本由于地形环境等多方因素，这条公路施工的预期困难是很不少的，但在“有问题立即解决”的原则下，修路推进相当顺利，完成质量也很好。

事后，西南局还曾专门对相关部门和人员提出表扬。

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金如柏又担任了昆明军区的第二政委。

由于排名更前的领导有的去中央学习，有的主抓其他方面工作，他主持工作时期常常出入各个部门，也多次前往边防视察，解决大量实际困难也树立了广泛的威信。

历经波折，其志不摧

随着年事渐高、又经历了长期繁重的工作，金如柏的健康逐渐亮起了红灯，自1962年开始，他的心脏病就严重到时不时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

有老战友劝他保重身体、带职修养，他却回答说，既然身体状况已经不能支撑正常工作了，那又为什么要占着位置不做事？

他坚决要求：如须休养，那就必须免去领导职务。

就在他因病休养不久，又遭遇了始料未及的风波和低谷。

即使在个人境遇的最低谷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底线和信念，不提供任何不负责任的材料，因为他认为类似的教训有很多，“我经历过”，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了。

后来即使是顶着“没有做结论”的阴影、个人生活和健康保障都受到极大破坏，他也绝不同意旁人的建议劝说，不肯写信去谋求“改变境遇”。

金将军的子女曾经回忆，在他们上学时每年的寒暑假，父亲总是记得给他们讲党史、讲革命史；不管遇到了什么样的事、身处何种境况，父亲始终如一地教育他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他认为错误是暂时的，但共产主义的事业却是永存的。

最后一任炮兵政委

几年后，当金如柏有机会与“老领导”邓小平谈话时，他也并没有谈及自己的个人遭遇和待遇，而是谈了工作领域、关于部队自己认为最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种公私分明的原则也获得了邓小平的高评价。

1975年，已经66岁的金如柏还出任了第二炮兵顾问，并在两年后担任炮兵政委及中央军委委员。

自1950年炮兵作为独立兵种正式成立司令部，直到1982年司令部解散，他也是新中国最后一任炮兵政委。

炮兵这一军种的设置有其特殊之处：虽然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由于资源技术等因素制约，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炮兵力量并不强大。

力量不强大并不等于不受重视，经历解放战争后全军统一整编，各大野战军有的组建了炮兵司令部，有的建立了炮兵为主的纵队。

新中国建立后更是从人员培养、武器配置等多方面整合补强，确保建立起符合形势所需的兵种。

因为这些因素，自1950年建军节解放军炮兵司令部正式成立以来，历任军政主官多由开国将军中的上将或中将出任。

首任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曾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解放重庆等重要战斗，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而金如柏将军自1977年出任炮兵政委后，并不在意年纪和病体，总是每天很早就前去单位办公。

身边也有人劝他，既然身体不好，完全可以在家中办公。

面对这样的劝说，他总是严肃地谢绝：“上班就得到办公室，不然不叫上班。”

真正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觉得等待着要干的事情还有很多，必须抓紧时间提高效率，因此才更不愿意让自己闭门不出。

在工作期间，不管是多么琐碎的细节，例如需要讲话作报告之类，他一贯都坚持自己动脑动手准备资料文字，从不肯让他人代劳。

后人眼中的金如柏将军

年轻一代的人们提到金如柏一家，有一个“一门两代三将军”的说法——他的两个儿子金一明和金一南都是少将军衔。

金一明曾在总参等部门担任政治工作，金一南则是任职于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教授，当然，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还是国防专家兼作家。

金如柏当年曾经给子女讲过自己很早参加革命、家中荡尽家产的旧事，认为“要革命，就不能顾家”，也是出于以上想法，他不但严于律己，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

曾经有一年元旦前夕，他的六个子女想起多年没有好好陪长辈过节，便特意约齐了兄弟姊妹一同回家探亲。

不料父亲虽然也因团聚而高兴，却还是只留他们吃了一顿饭就打发子女们各自回去，以免不在岗位影响工作。

金一南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五，从小受父亲严格要求成长，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父辈的荫庇”。

他入伍当兵的第一年，由于表现好被武汉空军教导队看中，打算给他当教员或者区队长的机会。

这一步要是走好了就能提前提干，金一南很兴奋便写信报喜。

不过父亲的回信却告诉他“好好当兵，从基层干起”，这一当，就是十二年。

金一南认为父亲的决定，是为了让他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深入基层，“只有从基层干起，你才能真正了解国家、真正了解军队。”

关于父亲，金一南认为他属于“无法复制的一代人”，他的命运因革命而改变，从不会将家庭利益放在首位。

不管经历了怎样的波折，终他一生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都从不允许身边人说党和军队一个“不”字。

结语

1984年3月，金如柏将军因病逝世。

在他留下的遗物中，一张1979年拍摄于漳州的照片是他生前十分看重的。

他曾经说过，拍那张照片是重返故地的纪念，为了纪念1932年的漳州战役，也是纪念自己第一次见到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