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洪文被捕之后，又顺利地在怀仁堂拘捕了姚文元。

关于10月6日的行动方案的制定过程，汪东兴回忆说：

这件事是10月四号下午决定的。

逮捕四人帮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十一时至5日凌晨三时，华国锋来我家，与我反复讨论后，由华国锋批准的。

我们设想的行动方案，即：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解决。(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当时我发了文件(通知)：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从钓鱼台或住地调到怀仁堂。

江青、毛远新本来就住在中南海，迟群、谢静宜等人由卫戍区负责解决。

5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只身来到华国锋的中南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我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号楼叶帅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经过华国锋签字同意，我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了开会通知。

汪东兴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于发这类会议通知，可以说是驾轻就熟。这一回，汪东兴发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签字)：汪东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

1976年10月6日。

既然通知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也就去开会了。然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赴会！

姚文元是怎样度过他“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1976年10月6日的呢？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审讯笔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录：

问：主席去世后，你和江青有什么接触?

姚：除了几次在会议上的接触外，我同她没有单独接触过。哦，就是主席的灵(遗体)从中南海移到大会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电话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遗体前照了张像。

问：去照像的都有哪些人?

姚：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陈锡联，还有华国锋主席。

问：有汪东兴吗?

姚：我记得没有汪东兴。

问：你是怎么知道要去照像?

姚：先是江青打电话叫我找新华社的杜修贤，因杜是摄影记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像。江青让我找到杜修贤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里后，几个人就一块照了像。后来，江青又和毛远新单独照了几张。

问：江青找你去照像说明了什么问题?

姚：如果是为了加强团结，应当找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远新、陈锡联去参加，这几个既不是全体常委，也不是全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不正常的。

问：10月6日下午，你同张春桥谈完话还有哪些活动?

姚：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尽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后的工作做好，因为有这种心情，就不能不出错误。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

就这样，10月6日晚上，姚文元离家时，连帽子都忘了戴。当妻子金英拿着帽子赶出去的时候，姚文元已经上车走了。

当姚文元到达怀仁堂的时候，张春桥和王洪文已经落网。

汪东兴回忆在抓了张春桥和王洪文之后，是怎么样抓姚文元的：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

结果，姚文元也来了。

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他听完后好象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姚文元解决后，我就打电话给吴忠，让他回家去了。

据行动小组腾和松回忆：

“晚上八时多，姚文元来了。我们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姚文元连声喊：‘小朱！小朱！’小朱是姚文元的秘书。”

就这样，姚文元也被顺利解决了。

姚文元这位“舆论总管”刚刚被捕，叶剑英便选派了他最信得过的将军──耿飚，去夺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领导权。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时，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经历：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九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

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卫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

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待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卫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卫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

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卫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近十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二十名战士，十名由邱卫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十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四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

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

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三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五天。到第六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们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与地同时，另一个行动小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远新。

就这样，不费一弹，未流一滴血，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