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 毛泽东在逝世后的第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第2个年头。

这年7月30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上，很少见到的一辆大吊车和一辆加长的大卡车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前。

开始，人们并没有注意，很快当地人和外地观光客便围了过去，看个究竟。他们看见吊车的吊斗把带着工具的人，送到了大会堂前面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前，工人开始用工具慢慢拆下毛泽东画像。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忽然听到人群之中有人大声喊叫：“毛主席像不能摘！”

然而，更多的人则是以严肃的表情，默默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大吊车用钢绳拔下大会堂前，两块巨幅标语的瞬间，引来了一片斥责之声。

同样的行为在全国相继开展，毛泽东的画像从会议室摘了下来，从教室里摘下，从走廊上摘下、楼墙上及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或被覆盖，或被清洗。

人们都一致认为，天安门广场就是中国政治的神经末梢，是最为敏感之处。天安门广场率先发生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国人及世界舆论的关注，种种公开的和私下的评论都开始了。

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而国内的老百姓也越发关注中央对毛主席的态度。

针对全世界的关注，中共中央在这一年的8月11日，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少宣传个人”。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画像、语录和诗词，在过去的公开场所挂得太多了，这样做很不庄重，今后要减少到必要程度。

而在当时很多国外的媒体中，甚至认为即便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也会随之摘掉，对此，中国的政府始终没有表态，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并没有摘除。

天安门悬挂毛主席的画像，最早是在1949年的元宵节，当时北平和平解放，天安门城楼上挂着毛泽东、朱德、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的画像，其中毛泽东的画像挂在最中央，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挂在天安门城楼。

不久，中央决定在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人民的心中自然有一杆秤，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在天安门悬挂毛主席像正式人们心中的愿望。于是决定，重新画一幅高质量的毛主席画像。

而画毛主席的画像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由徐悲鸿担任院长的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实用美术系讲师、画家周令钊的身上。

周令钊在学校里，是教速写、水彩等课程，构思的速度快，动作也很快，有着“快手周”的美誉。

徐悲鸿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之所以交给周令钊，是因为他早在1949年4月20日，在北平的六国饭店举行国共和谈中，布置会场的他画了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画，就悬挂在了会议室内，得到了中共领导的一致好评，毛主席本人也是十分满意。

当时距离开国大典仅有20多天，周令钊带着学生，连续干了十几天，在收尾的时候，聂荣臻亲自去看了一下，也说画得非常像，最终在9月30日夜里，完成了这幅高6米，宽4.6米的画像。

从此之后，周令钊几代人都为天安门主席画画像，每年至少一张，有时两张。

1980年8月21日，着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带着全世界人的疑问，来到了中国采访邓小平。

法拉奇是意大利《晚邮报》的一名记者，他在当时以采访首脑人物着称，曾经采访过世界上很多政要人物，以报道世界风云而闻名于世。

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梅厄夫人、阿拉法特等人，都接受过他的采访，法拉奇以问题尖锐的特性，让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避而远之。法拉奇自己也说：

“我对采访对象的评论、印象都会毫不留情地写在前言中。”

曾经在美国外交场上的“猎鹰”基辛格，就曾经被法拉奇的提问弄得下不来台：

基辛格一直都被称为是全美国“最会说话的人”，可当他遇到法拉奇之后，却从此断送了自己“一世英名”。

采访时，法拉奇突然问基辛格：

“如果我把手枪对准你的太阳穴，命令你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一个人共进晚餐，你会选择谁？”

基辛格面对这样刁钻的问题，摇了摇头，表示无法回答。

法拉奇抓住越南问题不放，连续向基辛格展开“进攻”，最终迫使基辛格表达真实的看法。而基辛格也被法拉奇问得乱了阵脚。

基辛格每每想到此事，就说：

“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是我这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但中国的政治宣传有一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很多新的立场、观点，往往是通过会见记者，通过记者的笔向世人公告，并不同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电视讲话。当年毛泽东是这样做的，如今的邓小平也是这样。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法拉奇也非常关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情，特别对于总设计师邓小平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也开始搜集资料，看外国人写的邓小平传记，对邓小平有所了解。

此时，全世界都对中国感兴趣，许多人也揣测邓小平是否要走赫鲁晓夫的路子，当时的世界都不知道邓小平要干什么？所以要了解中国未来的走向，邓小平是一个关键的任务，而法拉奇就是要让全世界，获得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

其实早在1978年，法拉奇就有了采访邓小平的想法，并且向我国递交了两次采访的申请，但却遭到了不同原因的拒绝，可她并没有放弃这一想法，不断寻找机会。

之后，法拉奇得到了一个兴奋的消息，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将会在9月份访华，而法拉奇的父亲和佩尔蒂尼是亲密的好友，所以法拉奇就借助国家总统之手，再次向邓小平递交采访的申请。

而这一次，邓小平知道法拉奇来访问的时候，他想了一下，果断地说：

“见！让我看看，她到底有多么的厉害。”

就这样，同意了她的采访，同时，邓小平也深深知道，他在采访中要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分量。

这天一早，人民大会堂内人头攒动，各个报社的十几位记者全都汇聚到了这里，而其中，法拉奇显得尤为激动，因为这是她自己梦寐以求的一次采访。

上午10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中，会见了法拉奇，一时间，会堂内的闪光灯开始不停闪烁，邓小平在灯光之中备受瞩目。

法拉奇走进厅中，问候之后，邓小平看到这位外国女记者，率先伸出右手，握手之后，邓小平谦逊地说道：

“很荣幸，能接受世界第一女记者的采访！”

说着，作了一个请坐的手势。

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了茶几上。而他在坐下来面对眼前这位世纪伟人的时候，她对于今天的采访是否能够成功，也是没有底的。

这次的采访安排得很特殊，按照惯例，中央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周围有很多摄影记者人员和武警人员，而在采访之前，法拉奇却向邓小平表示：

“我想对您进行专访，可以把无关人员都撤掉吗？”

这个看似不经意的请求，却充满了这名记者对邓小平的试探，她想验证，看邓小平是不是真的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不拘一格。

对于这个请求，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立刻安排大家撤出大厅，而这次会见，厅内只有邓小平、外交部长钱其琛、法拉奇、翻译施燕华以及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

她似乎为了给邓小平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于是开始寒暄：

“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你生日快乐！”

邓小平也幽默地说：

“明天是我的生日吗？我都不记得了，我从来不关心这个。”

法拉奇说：

“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

邓小平点点头：

“就算是吧，也别总是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说：

“我的父亲今年也76岁，我如果这样对他这样说，他肯定会打我一巴掌。”

邓小平说：

“是啊！当然不能对你的父亲这样说喽！”

采访就这样，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的过程都很轻松，一番寒暄结束，一场紧张的交锋也随之开始。

寒暄之后，法拉奇更是单刀直入，一开口就提出了一个火辣辣的问题：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法拉奇的提问果然咄咄逼人，一时间，整个采访大厅都陷入了一片寂静，正当在场人员都紧张不已的时候，邓小平却也不含糊，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说：

“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对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这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从邓小平的表情来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早有准备。

回答完之后，似乎又提醒了邓小平什么，邓小平接着说：

“毛主席的画像在天安门上挂着，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很容易褪色，影响视觉效果，以后必须定期更换，不能是简单的复制品，必须纯手工创作。”

法拉奇在采访中，也希望能听到一些独特的答案，而她的期待并未落空。她被邓小平的坦率、客观的态度，和他大度从容的风度吸引住了，静静地略有所思地倾听着。

法拉奇又接着问：

“那您又是如何评价毛主席呢？”

邓小平自然知道她话中的背后含义，从容地说：

“毛主席一生中都是做了非常多的好事情，多次在党和国家的危机之中，将局势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

邓小平抽出一根烟，点着了，继续说道：

“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邓小平回答得如此简短，却恰到好处。此时，听惯了各国领导人假大空的法拉奇，面对邓小平鲜明的态度，也在心里竖起了拇指，答案显然是出乎她的意料，却十分的巧妙。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法拉奇又提到了毛主席纪念堂。

邓小平谈道：

“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意愿。在50年代的时候，毛主席提议，所有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当时是第一个签名的。现在签名册还在。”

说道这里，法拉奇又很敏感地问道：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后，是否将要拆掉呢？”

邓小平打着手势作答：

“我并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现在世界上的人都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但我们并没有这个想法。”

又谈了一会儿，法拉奇提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马恩列斯画像，她说：

“在天安门，我看到了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还要保留？”

看来，法拉奇始终注视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法拉奇的提问确实与众不同，往往含而不露，却又一个圈套接一个圈套。如果问及天安门毛主席时牵连着对于毛主席的评价，那问马、恩、列、斯就像是在问中国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避重就轻，言简意赅，他说：

“要保留！以前，这些挂像都是只有在重大节日才挂出来，现在却是经常挂起来，现在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做法。”

“我对于挂斯大林就表示很不理解，我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一个英雄。”

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和她开始有了争论，最后邓小平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一针见血地回答：

“我要告诉你，我们决对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去对待毛主席！”

邓小平说完这句话，指了指法拉奇手中的笔：

“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这句话开始表示不能理解，坦率地说：

“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是西方很多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这个鲁莽的问题，瞬间让会见厅的空气变得凝重起来，翻译施燕华的心里开始嘀咕了，她怎么能问出这么不礼貌的问题呢？施燕华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也表示：

“这是我翻译生涯中，最具挑战的一次。”

在施燕华翻译过来之后，心中惴惴不安地看着邓小平的表情。

邓小平听了之后，不但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怒意，相反却爽朗的笑了起来，他从容的回答说：

“哦！在西方，称我为什么都可以，但我对赫鲁晓夫是很了解的，我和他打了十多年的交道了，把我比作他，是很愚蠢的。”

之后，邓小平又概括地说了说赫鲁晓夫对中国所做的一些坏事：单方面中断援助项目、干涉中国的内政、要求在中国建设军事基地等等。

邓小平知道，这些例子并不能够说服法拉奇，最后也只能宽容地说一句：

“看样子，我们无法达成共识了，这样，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观点，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法拉奇听邓小平这样说，也就不再提赫鲁晓夫，但她对于改革开放会把中国引向何处，却感到疑惑不解。她问：

“您是否认为资本主义都是坏的？”

这个问题不仅国外人很关心，国内也有很多人都难以解释。

邓小平明确地回答：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管理，无论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是应该学习的，是没有阶级性的。”

面对法拉奇接连不断的刁钻问题，邓小平始终泰然自若，他回答问题没有任何的犹豫，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充满了坚决的意味。

8月23日，邓小平又一次见了法拉奇，对于邓小平的采访，加在一起的时间大概是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以及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谈话结束之后，邓小平高兴地站起来，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他幽默地说：

“怎么样？我这次考试及格了吧？”

法拉奇连忙说：

“真是太精彩了！”

邓小平事后说他的这次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的毛主席像、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大问题。

8月31日、9月1日，各大报纸都连载了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的全文，让人们对中国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成功看出了中国对于毛主席的正确定位。

法拉奇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谁能够像邓小平这样坦率，他超越了个人恩怨，去谈历史问题，谈的很深。”
结语：

对于法拉奇来说，采访邓小平，是他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她工作的全部。可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次采访只不过是众多工作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因为他心里装的最多的问题，始终都是如何能让国家富强，让人民安居乐业。

而毛主席的画像至今仍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之上，每年也会定期更换，这幅画像饱含了人民对他一生艰苦奋斗的颂扬，是全中国人民一种图像式的信仰和纪念。

就是在这样一位又一位的优秀领导人带领下，中国在世界的东方站的越来越高，我们的民族才有如此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