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粟裕主动提出“统一指挥”

粟裕首先在会议上发言，指出关于华野大举南下的情况：“刘峙、黄百韬已经完全知晓了，看形势，刘峙要收缩兵力，黄百韬也将全力西逃，我们的目标是快速前进，全力南下，绝不能让他逃跑”！

粟裕同时宣布调整各纵队的行军路线和作战目标，随后请参谋长张震进行了具体传达。于是粟裕一边指挥华野主力兼程南下，一边将最新部署电告军委，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至此全面铺开。

也就是说，在淮海战役正式打响的1948年11月6日，还没有“淮海战役总前委”这一机构，华野司令部和粟裕在调整作战计划时，只需要向军委报告即可，同时也会向中原野战军通报，因为这一时间点上，还是由华东野战军单独遂行“小淮海”。

所谓“小淮海”的战役构想，是粟裕在济南战役后提出来的，主旨是寻歼黄百韬兵团并解放两淮地区，进而威逼徐州取得有利态势，尚无与“徐州剿总”全部敌军进行大决战的计划，毕竟敌我兵力是42万对60多万。

而中原野战军最初的任务，是牵制徐州以西地区的敌军，不使其东援投入“小淮海”的战场。为此，中野特别实施分兵作战：刘司令员、李达参谋长率野司前指、第2纵队、第6纵队，正在豫西地区“溜着”隶属于华中剿总的黄维兵团。

而邓政委和陈毅副司令员，则率领第1、第3、第4、第9纵队，负责歼击郑州和开封等地的孙元良、刘汝明兵团。如此，华野在徐州以东战场上，只需应对刘峙的三个兵团（邱清泉、李弥和黄百韬），不致有太大压力。

既然“小淮海”的战役任务，是由华东野战军单独承担，则华野代理前委书记、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就拥有战役指挥全权，因此在获悉黄百韬加速西逃后，他毅然调整原定计划，挥师开始全线围追堵截。

不过，粟裕将军对战役的发展还是有相当预见性的，早在华野大举出动之前的10月31日，鉴于刘汝明弃商丘、孙元良弃郑州，各路敌军正纷纷向徐州收缩，而中野主力（四个纵队）也已东来，粟裕特别向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某种意义上，对于敌人突然放弃豫中豫东的若干大中城市、全力向徐州收缩，以期集中兵力与华野周旋的作战计划，我军事先的估计略有不足，当邱清泉、孙元良、刘汝明三个兵团全部撤到徐蚌沿线后，中野衔尾追来进入徐蚌战场已成定局。

在此种态势下，粟裕主动请求由“陈、邓实施统一指挥”，一方面，是“敌变我变”的形势所需，因为我两大野战军，正从原定的“配合作战”逐渐演变为“联合作战”；另一方面，也是粟裕的高风亮节所在，他担心“陈、邓”碍于中野自身实力有限，不方便首提这项动议。

为什么粟裕只提及“陈军长、邓政委”来统一指挥，而非“刘、陈、邓”呢？前文已经说明，刘司令员当时还远在豫西，并未确定赶来徐蚌战场，毕竟牵制住敌人最精锐的黄维兵团，也是“小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军委次日复电同意了粟裕所请，即着陈、邓统一指挥战事，然而陈、邓却在11月2日的复电中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要读懂电文的潜台词，其实是陈、邓两位首长最初予以“婉拒”的意思，这里面有两层原因，其一是中野全军只有三分之二的兵力抵达战场，华野仍然要唱绝对主角，在原定作战计划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贸然接手指挥权不太合适。

其二是有实际困难，之前中野分兵时，刘司令员、李参谋长带走了野司的电台，邓政委、陈副司令员是暂时跟随四纵司令部行动的，而陈赓手里的电台，可以跟军委联络、可以跟中野各部联络，却不能直接与华野联络。

也就是说，“粟谭”和“陈邓”两部在短时间内，尽管都可以跟军委进行联络，双方却不能直接沟通，那又如何能够“统一指挥作战”？因此过早地实施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在条件上确实也不成熟，搞不好是要贻误战机的。

如果“陈、邓”首长当时具备指挥条件，比如陈赓纵队拥有可以跟华野联络的大功率电台和密码本，那么早在11月6日战役打响之前，我军在淮海战场就应该实现了统一指挥，恐怕后来也就不会出现关于这方面的误解和争议了。

二、“总前委”火线成立

接到粟裕火速南下的报告后，军委发出致“陈邓”的急电：要求中原野战军主力，利用刘峙、杜聿明的目光均被徐东战况所吸引、无暇顾及宿县地区防务的有利时机，立即攻取宿县，进而斩断徐蚌铁路线。

陈、邓率部攻取宿县的行动，可收“一箭双雕”之效：一方面，中野主力“直出宿县斩断徐蚌路”，将截断徐州地区所有敌军的后勤补给，给敌人来个釜底抽薪，可以有力地配合华野消灭黄百韬兵团。

另一方面，中野主力攻占宿县以后，亦可派兵从南边威胁徐州，那么一旦华野围歼黄百韬的战斗打响，将迫使杜聿明不敢倾全力东援黄百韬，总得留驻一定数量的兵力保卫徐州老巢吧？

1948年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主力经过奋勇追击拦截，将黄百韬兵团完全包围在碾庄地区；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陈锡联部攻克宿县，这两棒子砸得徐州城里的刘峙、杜聿明晕头转向。

自然也急坏了南京的老蒋，当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研究应对办法，一通手忙脚乱后，决定调用从东北战场撤出的第39军、第54军、原驻蚌埠的第98军，就地新组李延年第六兵团（刘汝明绥区先已升格）。

同时急调黄维第十二兵团东开，火速投入徐蚌战场，这是把老本都押上了，而如此这般的兵力调动，将使徐蚌地区敌军的总兵力增至80万人左右，战争规模骤然扩大起来。

形势发展之快，让远在西柏坡的中央军委敏锐地意识到，决定长江以北的战争胜负、甚至是决定两党两军命运的大决战，已经在淮海地区打响了！既然敌人已经加注，我方也须更改部署。

军委于是命令中野二纵、六纵“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一定要按时归建，参与拦截黄维兵团。同时刘司令员也带着电台先行离开部队，乘吉普车向东疾驶，以便尽快与“陈、邓”完成会合。

（黄维来了）

至11月11日夜里，终于会合后的刘、陈、邓三位首长，率中野指挥机关，抵达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中野全军至此全部到来（共七个纵队，其中一个纵队配属华野），“小淮海”正式演化为“大淮海”，且实施统一指挥的的时间和条件，均已成熟。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正式下达了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命令，军委在命令电的结尾清晰指出：

“。。。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召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由刘陈邓任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解释几个问题，其一，为什么还要通知华北局？因为淮海战役的地方部队出任务，以及支前工作还包括了“冀鲁豫军区”，这是隶属于华北军区的二级军区，奉命也要临时接受总前委的领导。

其二，总前委是在华野、中野的前委委员中，选择党内职务、军队职务最高的五个同志组成，由于华东局饶书记不是华野前委成员，是以不能入选（详情参看笔者之前的文章）。

其三，总前委在淮海战役进程中，有权“临机处置一切”，也就是代表中央军委行使整个战区的最高指挥权，包括作战、后勤、人事等所有方面，否则还叫什么“处置一切”？

其四，任命“刘陈邓”为常委、且以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那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在总前委成员中，以小平同志的党内排名、党内职务最高，而另外两名常委，分别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

也就是说，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三名常委，同时也是两大野战军的军政主官，掌握着绝对的军事指挥权，毕竟粟裕的职务前面还都有个“代”字，而陈毅虽然暂时挂职中野第一副司令员，仍然兼任华野军政主官。

（注意看字幕）

三、只能有一个指挥中枢

总前委的最高指挥权，不仅仅限于组织层面，还体现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中，在黄百韬苟延残喘的阶段，在南京方面的严令下，黄维第十二兵团匆匆进抵皖西，距离徐州和宿县已是很近了，战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刘陈邓”考虑到黄维兵团孤军深入，与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拉开了一定距离，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更改粟裕之前提出的“包围黄兵团打而不全歼，争取诱歼东援之邱、李两兵团”的作战计划，调动原在徐州以南打阻击的中野主力和华野一部，立即转为进攻姿态围歼黄维兵团。

西柏坡的回电第一时间就到了：“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进一步指示道：“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也就是说，中央军委已将淮海战役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总前委，且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注意，这已经是军委第二次在电文中，重申“刘陈邓”有权临机处置一切，权责规定得非常清楚了。都看过《神探狄仁杰》电视剧吧？狄阁老每每拿到的圣旨里面，都有“替天巡狩，便宜行事”之权，喏，就是这个意思。

粟裕将军也是总前委委员，既可以参与总前委的工作和讨论，也要服从总前委的决议和命令，这是没有任何含糊的。由于粟裕、谭震林必须坐镇华野司令部，某种意义上，淮海战役的指挥核心，其实是在中野司令部。

有一个军事常识读者必须理解：“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为败”，换句话说，在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之中，近60万人民解放军和数量更加庞大的地方武装、支前队伍，只能有一个指挥中枢，如果令出多门，那不乱套了？

这一点甚至连对手也很门清，众所周知，敌人的“徐州剿总”总司令为陆军二级上将刘峙，早在1948年6月即已到任。然而刘峙的锐气和能力早已不复当年，因而又被称为“猪将军”，几个兵团司令也是不那么服气的。

无奈之下，老蒋再任命“救火队员”陆军中将杜聿明，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身份兼“前进指挥所主任”，并且给他另搭了一套指挥班子，以邱清泉兼“副主任”，以舒适存为参谋长、文强为副参谋长（注意他们俩并非徐州剿总的正、副参谋长）。

这个前进指挥所奉命统一指挥的部队，包括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负责把黄百韬兵团“捞出来”，但是却无权指挥徐州剿总的直属部队，以及李延年和刘汝明两个兵团。

如此，同样驻于徐州的刘总司令，就跟杜聿明出现了权力交叉的现象。为了防止刘峙给杜聿明掣肘，老蒋专门下令，刘峙率剿总机关的主要班底飞往蚌埠，单独负责指挥李、刘两个兵团的北援。

这么一来，等于就把徐州方面的所有军权，全部交给杜聿明一人之手，最后也是杜聿明率领这些部队逃出徐州，结果在陈官庄终被围歼，如此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刘峙逃脱了或死或被俘的命运。

既然敌人都懂的简单道理，我们又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所以总前委才是淮海战役唯一的最高指挥机关，华野和中野的所有作战和调动事宜，必须接受总前委的领导，此一点勿庸置疑！

比如战至1948年12月10日，总前委根据战场形势判断，若想保持战役的主动权，必须尽快消灭黄维兵团，因此特向全军指出：“我军当前的作战任务，主要是在倾力吃掉黄维兵团的同时，也要看住杜聿明集团”。

为此，总前委决定调动华野第3纵队、第13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加入到歼灭黄维的作战中，从而使中野能够腾出手来，与华野共同来解决杜聿明集团，充分说明总前委亦拥有华野各部的指挥权。

与此同时，华野还要分兵接替中野防务，阻住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不使其北进一步，因此刘司令员才有了“现在我们是要吃一个（黄维），挟一个（杜聿明），又要看一个（李延年和刘汝明）”的形象比喻。

这是总前委站在战役全局的高度，对战场形势的总结和部署，是对华野和中野“全军”的指示，“粟谭”直接指挥的华野也必须遵令执行。

四、粟裕“立了第一功”

当然，我们也必须铭记粟裕将军的重大贡献，一方面，在淮海战场上的我军部队中，华野拥兵42万人并装备较好，而中野仅有14万人且火力匮乏，因此由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必然要承担主要战役任务。

华野在总前委的领导下，圆满地完成了消灭黄百韬兵团、围歼杜聿明三个兵团的任务，打掉了徐蚌地区敌人的主力，这与粟裕将军良好的大兵团指挥能力和敏锐的战场感知力，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作为总前委成员和华野代司令员，粟裕根据对敌人的了解，数次在军事上提出自己的建议，也得到了军委和总前委的高度认可，比如判断杜聿明可能的逃路、组织华野各纵大追击等等。

所以单从军事角度来讲，粟裕确实是淮海战役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将领，涵盖了战役构想、战役实施、战术变化等多方面，毛主席为此在战役结束后表扬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总前委的绝对领导，在战略大决战阶段，在涉及到两个以上野战军联合作战时，我军先后成立了平津战役总前委、太原战役总前委等机构，林帅和徐帅作为总前委书记，都是毫无争议的战役指挥核心，

同样，淮海战役的总前委和总前委书记，也拥有这个权限，这是“党指挥枪”大原则的重要体现，不能因为粟裕将军指挥的兵力较多、军事上发挥的作用较大，就模糊这一原则和历史事实。

如此规模庞大的战役，过分突出某位将帅的作用，明显也是不合适的，别的不说，光华野40多万人马加上大批俘虏的人吃马喂，如此巨大的后勤消耗，就不是华东局委员、华野代司令员粟裕能够解决的。

另外还要考虑级别和资历因素，笔者曾撰文说明，抗战爆发初期，新四军的军部和八路军的师部是基本平级的，“刘邓”很早就是第129师的军政首长，而“陈粟”最初仅仅是新四军下属支队的司令员、副司令员。

因此粟裕将军跟刘、陈、邓三位首长相比，党内和军内的级别确有差距，包括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到中野挂职也只能是“第一副司令员”，那么在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时，“刘陈邓”成为常委毫无争议。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的1949年2月间，为筹划和实施渡江战役，中央军委电令以“淮海战役总前委”改称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人员和权责不变，负责统一指挥二野、三野和两大军区的120万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1949年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根据这份纲的规定，我百万雄师要采取宽正面、有重点、多路突击的战法，分别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

东突击集团：由三野的35万兵力组成，在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的指挥之下。

中突击集团：由三野的30万兵力组成，在三野副政委谭震林的统一指挥之下。

西突击集团：由二野的30万兵力组成，在二野司令员刘伯承的统一指挥之下。

可以看出，三大突击集团各由一位总前委委员统率，而总前委书记小平同志和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则坐镇总前委所在地瑶岗统筹和指挥全局。

在总前委名单和职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不难发现，粟裕将军在渡江战役中，已不再指挥三野全军，而只是统率大约半数稍强的兵力，这就意味着百万大军的指挥权和兵力分配权，完全归渡江战役总前委所有。

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权责，我们不能因为中野拖瘦了（还需要指出，中野并未继承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全部兵力）、华野壮大了，致使两大野战军的兵力出现明显差距，就认为粟裕才是淮海战役的实际指挥者。

须知两大野战军都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必须无条件执行党的指示，而“拥兵自重”这个名词，那是蒋系军队的顽疾和专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