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朝是中国古代对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朝代，以至于世界各国的中国聚居区都叫唐人街而不叫“中国街”。唐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和包容的朝代，唐人与世界各国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交往在中国古代也最为频繁和深刻。长安也因此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和世界商贸的中心，世界各国的文化，商品和人才也都汇聚于此，并产生出璀璨的大唐文明。

首先，唐朝的开放源于唐朝皇室与贵族的血脉，因为以李世民为首的皇室和以长孙无忌等为首的贵族都有胡人血统。虽然自北朝开始，胡人与汉人的区分更加注重文化而非血统，汉化之人即为汉人，胡化之人即为胡人。但即便已经汉化，胡人的血统仍在，胡人文化的影响也在，其与汉人明显不同的长相更在，所以汉化的胡人与纯粹的汉人之间仍然有一定的隔阂。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因此，为了减少这种隔阂，祖上是鲜卑人的李世民,竟然把姓李的老子遵奉为自己的先祖，以表明自己是纯粹的汉人之后。

皇帝如此，那朝廷对与胡人的态度必然是包容的，也必然要追求胡汉的平等。

其次，唐朝的对外开放也源于唐朝皇帝的开明。因为从小受到胡人文化的影响，加之儒家思想从魏晋开始便受到谈玄、佛教、道教文化的巨大冲击，让唐朝前期的皇帝和大臣在对外交流上都比较开明和包容，并把对外开放变成了基本国策。

李世民就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以表示自己会平等对待胡人的态度。也正因如此，西北各族甚至尊称其为“天可汗”，以示拥戴，各国也才会愿意与大唐积极交往。

最后，唐朝对外开放的根源在于当时的中国早已习惯了民族与文化的交融。

早在西晋八王之乱时期，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民族就开始大规模入侵中原地区，并导致西晋灭国。

百万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也被迫南下到长江以南，史称五胡乱华与衣冠南渡。

五胡也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当时整个北方地区的人口大约150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就占了三分之一以上。随后的几百年间，胡汉的人口、文化开始逐渐融合，并且不断扩大和加深。

北魏孝文帝甚至力排众议迁都洛阳、并强制推行汉化政策，尊孔子、改汉姓、写汉文、说汉语，让少数民族完全汉化。

所以，大概从公元300年以后到隋唐，国家就一直处于一种民族不断融合，文化不断交融的状态，大多数的统治者也都对胡汉融合持认可态度。

因此，唐朝的对外开放其实也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二、唐朝的开放与包容体现在方方面面

第一、社会生活方面，唐人早已“胡化”。

唐朝人吃胡饼、穿胡服、坐胡床、喝胡酒、找胡姬、打马球，弹琵琶、跳胡旋舞、听龟兹乐，甚至连长安城和皇宫都是胡人设计建造的。

胡人的吃穿住行和娱乐，早已融入唐人的生活之中，并成为唐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唐人的诗歌中也处处都有胡人的身影，例如李白的“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王翰的“葡萄美酒月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等等，足见胡人对唐人的社会生活影响之大。

第二、胡汉在商贸往来方面也极为频繁，且规模极大。

长安是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而长安的贸易中心在东、西两市，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汇聚于东、西两市中进行售卖。

东市靠近皇城、周围也多有达官显贵，售卖的商品和服务相对高端，且商家以汉人居多；

西市则相对亲民，遍地都是外国的商品和胡商。

后人所言“买东西”便典出于此。

两市非常繁华，街边到处是酒肆、食肆、茶肆、米行、布庄，售卖的商品也包括了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行人也是比肩接踵。

不仅仅是长安，胡汉的海洋贸易也推动了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的发展，让地处南部沿海和东南沿海的偏僻之地开始成为繁华的都市。

以广州为例，广州在唐初不过是一个小城市，但在唐末时期，广州却一跃成为一个居住着数十万人口的大型城市，其中光是从事海洋贸易的外国商人便有十多万，城市一片繁华之景。

第三、在政治上唐朝也积极与各国交往，并且吸纳各国人才。

在贞观初年，便有“贞观之德来万邦，浩如沧海吞河江”的外交局面，此后唐朝更是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又以日本和高丽最为频繁。

对于各国的使节，唐朝政府每年都要从国库拨出一万多斛粮食作为招待之用，并给予外国使节各种赠礼，报销外国使节的各种费用。

同时，对待各国的人才，唐朝也能不拘一格，予以录用。

例如官奴出身的王毛仲就被唐玄宗提拔为辅国大将军，位极人臣；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更是在开元年间考中进士，官至散骑常侍，位列从三品；三镇节度使的叛臣安禄山也不是汉人，他是粟特族人，母亲还是突厥巫师。

第四、唐朝的开放和包容也提现在文化上，主要是宗教方面。

唐朝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陈玄奘向西到天竺取经便发生在贞观年间。

与此同时，唐朝朝廷也允许各国的宗教在大唐境内修建寺庙，传播宗教思想，例如摩尼教，袄教和景教（基督教教派之一）等等……

唐朝时期，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因此让唐朝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唐朝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交流。

由于唐朝对各族人民都一视同仁，所以各族在一起生存没有根本性的隔阂。

因此来自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可以相安无事并逐渐与汉族融合，被汉族吸纳，并成为新的汉人。

同样，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也让各国愿意与唐朝建立长久的联系，促进了经济唐朝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尤其是西域诸国和吐蕃。得益于唐朝的军事战争与对外开放，西域诸国终于再次与中原建立紧密的联系。

而随着文成公主入藏，吐蕃也与中原首次建立起紧密联系，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也随之进入西藏，让西藏的民众首次对汉文明产生了文化认同，这对于以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有及其深远之影响。

其次，唐朝的对外开放促进了周边国家对唐朝的文化认同，尤其是日本和韩国。

在唐朝，由于在文化，政治上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日本和朝鲜曾经多次向唐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并在本国掀起学习大唐文明的热潮。

以文字为例，直到现在，日本、朝鲜和韩国都还有无数的书法家在写汉字，汉字也在日语中随处可见，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的古籍中也有大量的文献是用文言文撰写。

从另一层面上来看，可以说如果没有唐朝的对外开放，可能就不会有如今的韩国、日本。

最后，唐朝对外开放的政策促进了唐朝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促进了沿海城市的崛起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天宝十年，因恒罗斯战役失利，唐朝与西亚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只好将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船终年络绎不绝，商客则来自世界各地。

航线为，从红海周边城市东出曼德海峡，或者从波斯湾周边城市东出霍尔木兹海峡，穿过印度洋，经印度、斯里兰卡、尼科巴群岛，绕马来半岛，由南海而至交州（现越南河内），或广州、福州、泉州，或北上明州（现宁波）、扬州。

除交州外，这些城市全在中国的南部或东南。数十万外商汇聚在这些港口城市和江南地区从事商贸活动，带动了中国南部经济的发展，也让中国的经济中心加速南移。

泉州更是从一个小城，逐渐发展成为宋朝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并成为南宋的经济中心。

总结

唐朝以坚实的国力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军事方面对外进行深度的开放。让世界各国的商品和文化在中国得以传播，也让中国的文化和商品传播向世界。

这不仅促进了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而且扩大了唐朝对世界的影响力，让长安成为了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参考文献：
《旧唐书》
《新唐书》
《资治通鉴》
《唐律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