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应该像松树一样，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都能茁壮成长，不惧困难，永不屈服。
这是陶铸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达的观点，他的一生，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像一棵无惧任何艰难环境的松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总能像青松一般坚韧挺拔。
陈毅元帅称陶铸是“二野和三野的鼻祖”，还怼过林彪，令他哑口无言，而毛主席则用赞誉的语气称他“是头牛”。后来，陶铸更是在毛主席点将的情况下，官至正国级，成为仅次于周总理的第四号人物。
陶铸年轻时考入黄埔军校。参军以后，为了救革命同志，亲自率兵劫过狱，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带兵剿过匪。
陶铸的人生堪称传奇，却又充满坎坷，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何会得到毛主席和陈毅元帅的高度赞誉？其实，即便是“二野和三野鼻祖”这样的高度评价，还是有些保守的。
艰苦生活
陶铸是湖南祁阳人，家住石洞源榔树村。虽然到他这一代的时候，陶家没落了，但祖上却不乏名人，可以追溯到东晋的大门阀陶侃。陶家世代忠诚国家，颇具忧国忧民之心，陶铸的祖父是清朝人，对清朝的腐朽不堪倍感痛心，却又无计可施，日夜忧虑之下卧病不起，最终郁郁而终。
陶铸的父亲是一位革命者，一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曾为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中也有他的身影。后来，为了对抗吴佩孚，陶铸父亲组织了一支武装队伍，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通过向地方官行贿的方式，将他陷害而死。
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又因为父亲与当地官员的这种复杂关系，导致陶铸的生活环境一落千丈。欺压和贫苦的双重作用之下，陶铸见不得母亲为自己操劳，决定自己离乡谋生。得知陶铸的想法以后，陶铸母亲虽然不舍，也颇为无奈，便将陶铸托付给他的本家长辈陶大伯。
陶大伯生性厚道，素来敬佩陶铸父亲的为人，如今见陶铸母子遇到困难，果断答应了下来，决定带着陶铸到武昌白沙洲谋生。陶大伯在武昌白沙洲的刘木号里做竹木运输工，虽然收入微薄，却总算是能勉强糊口。
陶铸到白沙洲以后，住在陶大伯的一间草屋里，同住的人还有陶大伯的儿子，陶铸的堂弟陶日华。环境虽然简陋，但二人对陶铸颇为热情，令陶铸感到十分温暖。稍作安顿以后，陶大伯便叫上陶铸，一起去见刘木号的老板刘嘉薄，求老板留下陶铸跟着自己一起干活。
刘嘉薄是一个苛刻的老板，平日里经常压榨手底下的工人，给他们吃最差的伙食，让他们干最苦最累的工作，支付着最低的薪水。最可气的是，偏偏就是这种受压榨的活计，想要做还得看刘嘉薄的脸色，这便是旧社会的无奈。
陶铸很无奈，很气愤，但还是要跟着陶大伯去。见了刘嘉薄的面，刘嘉薄脸皮都不抬，端坐在堂屋里的太师椅上，手里捧着一个油亮的铜制水烟壶，悠闲地一边点火一边抽烟。好半晌，才微眯着眼扫了陶铸一下，开口盘问起陶铸的家庭情况来。
当刘嘉薄问陶铸的父亲在哪？陶铸鼻子一酸，不愿承认父亲已经离世的事实，便随口说了句，“我有父亲，他去很远的地方了。”刘嘉薄一听这话，激起了好奇欲望，追问道：“你父亲远走不带着你，却让你一个人来白沙洲干活？”
原本是一句普通的问话，刘嘉薄讥讽的嘴脸却刺痛了陶铸的内心，刚毅的陶铸不愿意再理刘嘉薄，惹得刘嘉薄很不高兴。最后对陶大伯说了一句：“你俩先回去吧，能不能留下过几天再说。”
显然刘嘉薄不想留用陶铸了，但陶大伯为了留余地，假装不知，陪着笑脸说道：“那我们先回去，等您的好消息了。”说完，陶大伯带着陶铸离开刘嘉薄的住处，返回了小草屋。陶大伯很宽厚，没有责怪陶铸，反而安慰他：“孩子莫急，陶大伯再想想办法。”
陶大伯就是一个干活的粗人，家中没有什么背景，只靠着身上的一把力气生存。在黑暗的旧社会，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口中所谓的“办法”，其实就是主动去求刘嘉薄，让他留下陶铸。
一来，在刘嘉薄看来，有人愿意来给他剥削就是好事；二来，陶铸虽然年纪小，但身体结实，干活有力气。所以，刘嘉薄给陶大伯一个顺水人情，答应让陶铸留下来。
陶大伯平日里的具体工作，其实就扎筏编排，然后运到安庆、芜湖等地去销售。陶铸来到江边第一天编竹排时，就被竹篾片划伤了手心，鲜血很快就流了出来，滴落到湍急的江水之中。
陶大伯见状，急忙上前，从衣服上扯下一条布来，缠在了陶铸的手上，帮他止血。其实，陶铸第一次干活就被割伤手很正常，即便是多年的老师傅，不小心的情况下也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
竹子泡在水里时间久了，表面就会出现一些浮在上面的泥，手抓上去很滑。而竹篾片又十分锋利，稍不留神就容易被割伤手。这还只是扎竹排工作的难处之一，其他的苦难还有很多，但陶铸在陶大伯的帮助下，总算是克服了困难，逐渐融入了这样的生活。
由于武昌白沙洲是竹木集散地，做这种竹排生意的人有很多，竞争也非常激烈。为了节省运费，将竹排运往芜湖售卖时，刘嘉薄就会要求他们将自己扎好的竹排放入长江，从水路运过去，卖了竹排以后再自己走回来。
这种方法能节省一笔可观的运费，但同时也有弊端，除了走回来的路程很艰苦以外，就是乘竹排在长江里漂流期间，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的情况，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种运竹排的工作，必须要等风和日丽的天气，才能保证安全。
但这种危险是工人的，不是他刘老板的，在刘嘉薄眼中，就只有利益，根本不在乎工人的生命。一次，由于竞争过于激烈，刘嘉薄急需资金，着急出手竹排，便让陶大伯和陶铸将手里刚编好的竹排放入长江，运到芜湖去卖。
但当时的天气不好，此行十分危险，陶大伯希望能缓一缓再说。刘嘉薄却坚持让他们立刻出发，还以饭碗威胁陶大伯，陶大伯只好答应了刘嘉薄。但陶大伯却希望自己独自走这一趟，让陶铸留下来，毕竟他还是一个孩子。
刘老板却有些不高兴了，脸色变得阴沉起来：“吃我的饭，拿我的钱，就得给我干活。”话说到这个份上，自然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陶大伯只好硬着头皮带着陶铸出发了，期间还嘱咐陶铸，如果因为风浪落水，一定要抓住一根竹子，才能保住命。
正如陶大伯所料，他们出发没多久，就接连出现了数日的风雨天气，平静的江面变得波涛汹涌起来。又过了几天，陶铸一个人垂头丧气的回到了茅草屋。
堂弟陶日华见到眼睛红肿的陶铸一人回来，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急切地问道：“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陶铸闻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悲痛地告诉陶日华：“陶大伯死了，为了救我……”
陶日华闻言，如遭雷劈，发疯一般冲入风雨中狂奔呼号。陶铸因为连日来历经生死危险，饥寒交迫，加上陶大伯的死对他造成很大打击，因此大病一场。陶日华四处奔走，帮他找人治病，这才逐渐好了起来。
经此一事，陶铸的心性更加坚毅，也认清了残酷的现实，对底层人民的疾苦了解得更加深刻。从此以后，陶铸变得沉默寡言，每天与工友们一起出工，风里来雨里去，饱尝人间疾苦，夜晚辗转反侧，每次想到陶大伯，就不觉泪流满面。
时间缓慢，时间也湍急，转眼间数年过去，陶铸在风餐露宿、摸爬滚打中成长为一个身体健硕的16岁小伙子。由于他出身书香门第，读过书，有文化，刘嘉薄身边缺一个抄账本的伙计，便叫来陶铸，让他到自己的身边干活。
按照道理来说，在刘嘉薄屋里干活，要远比泡在水里扎竹排强得多，风吹不到，雨淋不到，工钱也不少拿。但因为陶大伯的死与刘嘉薄当年执意要让陶铸一起去有关，令陶铸心里有道坎儿，不愿意在刘嘉薄身边干活，便拒绝了他。
刘嘉薄一向专断，自然不会考虑陶铸的感受，声音冷漠地通知陶铸：“我叫你过来，就是告诉你，明天到这里来干活儿。”显然，如果陶铸再顶撞刘嘉薄，必然会丢掉这份工作，想到老家艰难生存的母亲，陶铸虽然不满意，却还是忍耐了下来。
此后，陶铸就在刘嘉薄的屋子里工作，因此获得了接触书籍的机会。陶铸每天回草屋休息时，都会给工友们讲书里的故事，给工友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
转眼两年过去，陶铸成为18岁的小伙子，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挽救底层人民于水火之中，推翻压迫在他们头上的地主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1926年，陶铸迈出了坚定的一步，离开白沙洲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学习。
毅然参军
同年，北伐战争爆发，陶铸以叶挺独立团麾下连长的身份参加了北伐，当时萧克任连政治指导员，曾与陶铸并肩作战。
萧克对陶铸的印象很深，因为年轻时的陶铸，虽然身体健壮，却有一种书生气质，任谁都不会认为陶铸在战场上能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但在萧克和陶铸兵分两路向敌57团团部发起进攻时，萧克才惊讶的发现，他被陶铸的外表“欺骗”了，战场上的陶铸如同下山猛虎，敢打敢拼，迎着敌人的火力，猛打猛冲，把敌人吓得纷纷投降。经此一战，萧克不禁对陶铸刮目相看，也因此对他的印象非常深。
没错，陶铸正是这样一位性如烈火之人，此前是会因为受形势所迫，才会委曲求全。但上了战场就不同了，他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有的只是对革命胜利后，解救百姓于水火的向往。
南昌起义以后，陶铸又南下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以后，陶铸回乡，但继续与组织保持联系，并在家乡组建了一支队伍，在山里与敌人打起了游击战。
1929年，陶铸接到组织命令，离乡前往厦门，在那里继续组建革命队伍。由于出现了叛徒，40余名干部被敌人关进监狱，陶铸接到组织下达的命令：“一定要将同志们营救出来。”陶铸思来想去，要想将同志们全部营救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劫狱！”
这座监狱规模不大不小，看守人员超过40人，而陶铸的条件更差，手里只有10多杆枪，一共就能组成一支12人的武装队伍。最重要的是，能够参与营救的人，此前大多都是从事文职工作，并不善于用枪。这样的队伍就算去劫狱，胜算也并不大，陶铸虽然勇猛，却并不莽撞，并未强行进行劫狱。
为了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为了能够将40余同志从监狱中营救出来，陶铸制定了一个劫狱计划，打算从两方面入手，做足充分准备。
其一，陶铸派人摸清了监狱的防守情况，又托人买通了其中的一个看守人员，在行动开始后做内应；
其二，陶铸将有限的武器分给同志们以后，将他们带入大山深处，从如何使用枪械进行射击开始教学，进而向他们讲解如何执行战术，以及如何相互配合。由于陶铸是黄埔军校出身，讲这些知识深入浅出，令同志们很快就掌握了基本技能。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陶铸亲自率队前往劫狱。由于准备充分，敌人被突如其来的进攻打懵了，在陶铸率队里应外合的猛攻下，迅速落败。此战，敌人死伤20多个看守，而我方则无一人伤亡，等大批国民党军警闻讯赶来时，陶铸早已率队撤离，甚至还混入百姓中，看国民党军警的热闹呢。
陶铸有勇有谋，但脾气很烈，讨论任何事情时都对事不对人。1932年，毛主席亲率红军东路军攻下漳州，时任福州市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向毛主席、林彪、聂荣臻汇报工作。提及未来闽东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得到毛主席等人的赞赏。
陶铸趁机说出自己的困难，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红军能支援我们地方两个连的枪支……”陶铸话音刚落，林彪就急了：“拿出这么多枪？我们有困难。”陶铸一听这话，也急了：“我找你们要枪你们有困难，你们找我们地方要钱要粮，我们就没困难？”一句话，怼的林彪一时语塞，哑口无言。
林彪确实没有推脱的意思，当时红军确实有困难，4000多人的队伍，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挺进时，一般人的人手里拿着的武器都是长矛、大刀。每人随身携带的粮食，也只有一斤炒米而已，若不是消灭了一支国民党部队，缴获了一些粮食，恐怕生存都是问题。
红军的处境不是困难，是艰难。但陶铸不管这么多，不高兴就说出来，即便是林彪也不行。毛主席见状，连忙解释了一下红军当时的情况，谁能想到，陶铸听了毛主席的解释还是不满意：“你们每人再背一斤炒米，找机会打仗去吧。”
陶铸气头上说的这番话确实有些激进，惹得一位红军将领不高兴，正要开口，被毛主席用眼神制止了。陶铸的脾气大，说话办事容易“出格”，但毛主席却不生气，反而对他的性格十分欣赏，笑着说了三个字：“是头牛！”
毛主席在漳州期间，带领军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劣绅，缴获武器、物资接济当地的穷苦人。事后，将缴获到的几百支枪，全都给了陶铸。陶铸拿到武器以后，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带领游击队连战连捷，队伍不断壮大，不仅建立了闽东根据地，还一路扩大规模，为闽南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陶铸脾气大，敢于直言，但办事说话都是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从不会针对某个人。就以他和林彪上次因为武器而争执为例，陶铸就不是对林彪有意见。陶铸在延安期间，曾担任过王稼祥的秘书，经常参与讨论军事计划。
在一次讨论会上，林彪写的一份军事计划被陶铸拿在手中，看过以后，评价非常高。情不自禁的说了一句：“看看，军事计划写的多好。”原本一句夸奖也没什么，但陶铸紧接着又对一旁的叶剑英来了一句：“你就写不出来”，令叶帅哭笑不得。
正因为陶铸的性格耿直，敢说敢做，又具备真才实学，所以毛主席对他十分欣赏，也对他十分信任，否则当年也不会将几百支枪交给他，对于当时的红军而言，这可是一批“无价之宝”。
1937年，组织根据当时的抗日形势决定，在中原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陶铸临危受命，义无反顾的冲到老鄂中根据地，在那里搞起了游击培训班。老鄂中根据地是一处抗日力量薄弱的地方，想要在这样的地方将工作干出色并不容易，但陶铸却做到了。
他整合各路抗日武装力量，又培养数百名干部，将游击区发展成鄂豫边区。1939年，陶铸又帮助李先念同志，将麾下的160人队伍壮大起来，迅速成长为数千人的队伍，为日后进一步发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
除此之外，陶铸当年在福建组织的游击队，后来成为3野主力；交给李先念同志的游击队，后来成为2野主力。即便在1野和4野中，也有他当年组建的部分游击队成员被编入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陈毅对陶铸的功劳很清楚，有一次对陶铸直言：“你称得上是2野、3野的鼻祖啊！”从2野、3野后来的表现来看，陈毅这句话对陶铸的评价其实已经很高了，但如果按照1野和4野中，也被编入了部分游击队成员来看，这句话其实还是有些保守了。
同时，李先念对陶铸的评价也很高，他说：“我要是授衔大将，那么陶铸就应该授衔元帅。”可见，陶铸的能力和功劳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毛主席为什么如此器重他的原因，建国之初，毛主席又再次想到了他，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
1950年，毛主席亲拟电文，命陶铸赴广西剿匪，限期半年之内，肃清广西匪患。彼时，广西匪患十分猖獗，借助广西山多、洞多的特殊地形地貌，为祸一方。广西土匪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从当地流传的一个谚语就能看出些端倪。
“司令满街走，土匪多如毛。 ”
可见，广西兵匪众多，人数多达数十万。在国民党的背后支持下，广西土匪甚至还煞有介事的出现了许多番号。据统计，广西土匪一共有1个兵团、18个军、74个师、31个纵队。还有一些所谓的“游击大队”、“突击队”多如牛毛，不计其数。
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成规模的土匪，盘踞在群山之中，控制着十多个县，已经具备抵抗剿匪军队的能力。从这样的情况来看，广西匪患在建国之初已经到了很难处理，但必须要尽快处理的地步。
毛主席命令陶铸前往广西剿匪，是对陶铸的充分信任。时间紧，任务重，陶铸接到命令以后，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赶赴广西，整顿军队，摸清当地土匪的情况，又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并向军队下达了命令：“一般的土匪头目，可不请示直接解决。”
剿匪期间，陶铸事必躬亲，并亲临剿匪前线，以“围鸟驱丛，围鱼驱水”之法，先后肃清了大小瑶山和十万大山的土匪。
陶铸顺利完成任务以后，重新返回广东，在毛主席的授意下，陶铸开始潜心治粤。因为陶铸敢于直言，毛主席很喜欢和他讲话。在他奉命治粤数年，干出了成绩之后，毛主席和他谈过一次话。
毛主席聊天，从不喜欢听人按部就班的汇报，反而会看似随意的提一些问题，实则每一个问题都能从细微处反应出对方的情况和状态。毛主席问了陶铸，他的辖区内一共多少个县，陶铸回答：“110个”。
毛主席又问他去过多少个，陶铸迅速回答：“105个”，毛主席对他的答案很满意，在此次聊天之前，他就听说了陶铸很勤勉。当毛主席问他是否真如传闻所言，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面跑时，陶铸郑重地回答主席：“主席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脱离群众！”
1966年，陶铸已经在广东主持工作10多个年头，毛主席在这一年将他调到了中央出任中央常委。将自己的一生，无悔的献给了人民，正如他所写的那般，如同青松生长，无惧一切艰难，绘就壮丽人生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