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党的发展而言，隐蔽战线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
卓越领导人李克农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红色特工”的名号是无人不晓。
李克农
同样出色的还有陈赓，他在1928年的4月化名“王庸”担任了刚组建不久的中央特科首长一职，在情报战线上演绎了自己惊心动魄的传奇人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将。
陈赓
可同为隐秘战线的奋斗者，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潘汉年不仅认证上只有一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曾被毛主席直接评价“此人不可信用”。
潘汉年做了什么竟惹得毛主席这样说？潘汉年的一生又经历了什么？
为中央红军长征借道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的野心再一次用在了真章之上。
100万人的军队、200架蓄势待发的飞机是蒋介石的苦心孤诣，用于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兵力更是达到了50万。
蒋介石
至1934年的5月，中央红军欲在根据地内粉碎“围剿”的希望已经渺茫，中央书记们商讨后一致决定撤离，突破口就定在西南部的粤北。
只不过硬拼对于彼时的红军而言绝非良策，组织决定致力于巧胜，因此在10月5日的时候，一场潘汉年、何长工与粤军的谈判就在寻乌县的罗塘镇展开了。
潘汉年
发生如此“诡异”的一幕，多亏了广东军阀陈济棠。
作为1935年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实力派之一，虽然投奔了蒋介石，可这陈济棠绝非愚忠之人。
当蒋介石任命其为国民党“围剿”南路军总司令的时候，陈济棠心中不是担当大权的喜悦，而是既担心与红军作战将自己的本钱全部输掉，又担心蒋介石以“围剿”之名，让他的部下进驻广东。
陈济棠
无论怎么讲，对于陈济棠而言，与红军的交锋都是“能避则避”为最好，知晓他的顾虑，实际上的我军在“反围剿”的过程中已经加紧了与陈济棠的联络，10月5日面谈的时候，潘汉年更是带上了朱德的亲笔信，最终在蒋介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达成了五项秘密协定。
朱德
潘汉年将事件的顺利进展尽数告知了周总理，得知消息后的周总理甚是高兴，说出一句“这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事实上，与陈济棠的秘密合作也是真的派上了用场。
当中央红军准备集结突围的时候，红军总部遵照约定用密电告知陈济棠，而陈济棠表面之上虽派遣部队堵截，但背地里却是划定路线让红军一路畅通无阻。
10月25日，红军冲破了蒋介石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4日又顺利通过了第二道，最终毫发无伤地通过粤军防线进入湖南。
陈济棠
陈济棠用“送客式的追击”换来了蒋介石“按兵不动，不予截击”的斥责，而潘汉年与何长工却用谈判“借道”的勇敢，从掌握十几万陆军、近百架飞机的陈济棠手下帮助中央红军顺利度过湘江。
就此一事，潘汉年对我党的贡献就是巨大的。
长征的伟大胜利扭转了红军在战局之上的不利形势，而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之后，潘汉年和陈云就秘密离开了队伍，没过多久就出现在了上海。
陈云
这一次，属于潘汉年的任务是恢复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并且设法与共产国际打通联络线。
此次任务非同寻常，党中央之所以选择潘汉年，除了看重他在长征之时的突出表现，也因为其有着在隐蔽战线上的工作经验。
潘汉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变的是蒋介石对革命的忠贞，但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各地遭到严重摧残的革命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党员的人数直接从近六万锐减到一万。
情况险峻，危机重重，中国共产党急需建立一个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情报部门，用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
中央特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立的，担任行动科科长一职的便是顾顺章。
对于这座“红色堡垒”，周总理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可这一切，还是被顾顺章给毁了。
周总理
1931年顾顺章叛变革命，先后800多名中共党员因他一人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而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中央特科必须尽快改组重建。
在重新网罗的一批人才中，潘汉年就在其中，他主管的就是情报工作。
用谈判艺术与方法捍卫党和红军的尊严
而在这一岗位上，潘汉年的功劳也是不可谓不大。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旁国都在事后感慨唏嘘世事无常，可在战争尚未爆发之前，潘汉年就向党中央报告了“苏德战火一触即发”的重要消息。
虽有“未卜先知”之意，但其中饱含更多的却是潘汉年的警觉意识，而他精神敏感的涉足之地也不仅是在国外，对于蒋介石的“风向”，潘汉年也可谓是“用尽心思”。
潘汉年
华北事变之后，潘汉年带着毛主席致以宋庆龄、周总理致以国民党代表的信离开陕北，以“联络代表”的身份坐上了国民党的谈判桌。
宋庆龄
虽然不用背负谈判责任，但是整个过程还是充满着斗争。
作为国民党方代表的陈立夫拿出的态度始终是冷淡的，潘汉年识别出了蒋介石“假谈判、真收编”的阴谋，敌不退，他也不让，在11月19日召开的会谈上坚持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
一心只想“压”红军一头的蒋介石方自是不会同意，可潘汉年却不慌不忙，从包中拿出早已预备好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陈立夫，再次申明一句“这是对国家和民族最负责任的意见”走下了谈判桌。
陈立夫
不欢而散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就潘汉年而言，他却在陈立夫强装的无畏下识别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合作意向，为以后的再次接触做到了“心中有底”，为“联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改变助力。
攻人容易攻心难，作为一个游走在神秘战线，负责联络各方的关键人物，李宗仁、阎锡山、刘湘等多位在国民党内具有一定实力的人物，都是潘汉年锁定的目标。
刘湘
潘汉年希望自己能争取让他们对合作抗日产生积极正向的理解，以此来促使蒋介石停止对革命根据地无畏的攻击，将炮火留给更“值得”的敌人。
而就这一方面，潘汉年所取得的成果也是相当显着的。
1936年8月之前，张学良、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虽然有心抗日，但行动也仅是停留在抗日反蒋，联共抗日根本就不在他们的选项之中。
但潘汉年的出现，打破了他们思想的局限，10月26日，刘湘表示“不再参加内战和‘剿共’”，而在12月12日面对错误执念根深蒂固的蒋介石，张学良与杨虎城也用联合发动兵谏促成了统一局面的最终确立。
张学良与杨虎城
西安事变爆发之前，潘汉年在上海多方游走推动战线的建立，而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他也很快收到了“和平解决、避免内战”的战略方针。
收到毛主席12月19日“避免亡国惨祸”的指示，潘汉年迅速赶到南京与宋氏兄妹一同商议西安谈判之事，而后又再次面见陈立夫。
论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多亏的是党中央正确主张的胜利，但同时也少不了潘汉年的努力成果，但凡是毛主席下发的指令，潘汉年都做到了“言必行，行必达”，可为何如此表现优异的他，会受到毛主席“此人不可信用”的评价呢？
毛主席
事情还要从潘汉年1943年隐瞒的一则秘闻开始说起。
此人不可信用的原因
梧高风必至，花香蝶自来，可树大招风，找上门的不知道是不是龙卷。
1943年的时候，潘汉年回到上海工作，为了了解自己离开之后上海的情报工作情况，他一到上海就与刘人寿取得联系，表明自己要与李士群见面。
李士群
可当潘汉年亲赴苏州去拜访李士群的时候，他却没在家，原本扬言李士群就在苏州的胡均鹤迅速改口，称自己记错了，李士群是在南京。
听到这里，潘汉年心中就有了些疑虑，他不知道胡均鹤和刘人寿葫芦里在卖什么药，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去南京。
抵达南京之后，潘汉年确实见到了李士群，只不过还有另一位“不速之客”早已等候多时，那便是汪精卫。
李士群与汪精卫
见到潘汉年的第一眼，李士群甚至一句话客套话都没说，直接一句“汪精卫要见你”，就半推半搡地将潘汉年塞进早已备好的车。
这一下，潘汉年算是全弄明白了，可却并没有什么用，他明知两人是想借自己的身份向汪精卫邀功，以期赢得更大的倚重，但他已是骑虎难下。
请示汇报已然是来不及，断然拒绝也绝非是明智的做法，因为一旦真正与李士群撕破脸，潘汉年若是想从他的口中捞得一星半点“扫荡根据地”的情报就会是不可能。
潘汉年
权宜之下，潘汉年只能将计就计，可他见到汪精卫时表面虽是保持尊重，心里却是有着十二万分的蔑视，他瞧不上蒋介石一派所有人的作风，实质性的合作和进展更是没有谈成。
本来无事，但是潘汉年恐觉自己有口难辩，因此即便拥有多次能将此事和盘托出的机会，他都三缄其口，并未向组织交代清楚，直到1955年。
虽然告知陈毅的时候，潘汉年是主动的，可实际情况是，当时的情况已经由不得他不开口。
陈毅
1954年9月，杨帆因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证据确凿被逮捕，而作为杨帆的顶头上司，潘汉年唯恐顺藤摸瓜，调查到自己的身上。
被动的败露与主动的坦白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在1955年4月1日的时候，潘汉年主动找上陈毅坦白了自己早在1943年曾被李士群和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
因为潘汉年身份的特殊性，得知消息的陈毅被吓了一跳，第二天就直接亲赴中南海，将此事汇报给了毛主席，并且随即呈上了潘汉年的自证材料。
既知自己的身份特殊，又有多次可以开口的机会，但潘汉年统统没有，他的这般作为已经违反了多条党内规定，是属约束不够的大不该，因此毛主席才会对周总直接一句“此人不可重用”。
毛主席
也许有人会说，毛主席所言的这句话有些过于严苛，可潘汉年是秘密战线的成员，从加入战线的那一刻起，他身上背负的就不止是自己一人的生命，而是秘密战线的所有成员。
12年隐瞒的风险，不止是潘汉年一人在背负，而是我党我国，可潘汉年却仅是因为自己说不清楚就三缄其口，实属不该。
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迹在历史的长河中比比皆是，毛主席虽然说出一句“此人不可重用”，但却没有拂去潘汉年身上为我党我国做出的功勋，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辈，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统战能手。
潘汉年晚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吾辈应当以此为警醒，恪守对党的忠诚、对原则的坚持，为新中国的更好发展，做出更大的突破，这是使命的传承，亦是吾辈与生俱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