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是在徐向前、陈昌浩的执意要求下，在形成了西退的既成事实后，同时也由于其他复杂的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没有对西路军关闭东归的大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领导人放弃了东归的机会而已。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来就是根据面临的敌情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行动方针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策的东征就是这样。本来这次东征，是中央政治局随军出征，当时就是准备一旦红军东征在山西站稳脚跟，党中央就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不再返回陕北了。阎锡山难以抵挡红军的凌厉攻势，不得不请求蒋介石调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协助他“剿灭”红军。于是蒋介石命令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十个师入晋，这时连上阎锡山的晋绥军，红军面临的兵力陡然增大。毛泽东提出：“东面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326]这样为避免在不利形势下和国民党军作战，保存革命力量，经过研究后，决定结束东征，西渡黄河，返回陕北，保存了有生力量。
这次东征，本来是要开辟河东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东征后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改变了行动方针，在东征达到一定目的后及时返回河西，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作战。这种根据我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针的思想方法，在北路军行动方向的改变上又一次体现出来。
我们知道，在十一月八日中央草拟的《作战新计划》中，将红军三大主力分为三路军，以红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以河东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以河西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原先计划北路军第一步占领安边地区，第二步占领横山、榆林地区，第三步占领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327]
但是由于绥东抗战事起，如果北路军再按原定计划行动，就会吸引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回援，妨碍绥东抗战。在这种情况下，十一月十二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北路军之行动，有妨碍绥东抗战及吸引汤军回堵之政治上、军事上不利。”“因此，我们觉得除徐、陈之西路军外，其余全部向南为有利。”[328]这样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由于形势的变化就主动改变了《作战新计划》中关于北路军的行动路线，让北路军与南路军一起向南行动。
从以上我们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形势变化后及时调整红军东征及北路军的行动方向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总是在敌情变化后及时调整红军的行动方针，而没有胶柱鼓瑟，墨守陈规，抱定过去制定的计划而不知变通，强令红军执行。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判断，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出现困难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怎么会不允许西路军返回河东呢?
这还可以在毛泽东的一次讲话中得到证明。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329]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封闭西路军东归的大门。既然西路军领导人愿意西退，在西退遇到困难时，当然是可以东返的。
从前文的分析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先后三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
第一次是在西路军开始西退之际，十一月十一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30]
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331]
在西路军领导人的回电中，闭口不谈西路军东返有何困难，而是表示依靠敌我力量对比，有单独西退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这样他们也就放弃了第一次东返的机会。
第二次是西安事变后期，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进的意见。
针对中央对东进征求意见，十一月二十三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李卓然、曾传六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
“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
“即令我们二十天内到兰，至少只有达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
“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地带。
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332]
从电报中我们看到，在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的意见时，他们反对东返，是极力主张西退的。如果必须东返，他们提出由兰州友军出兵接应和新疆盛世才部出兵护送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时难以满足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从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333]
从全局利益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要求西路军东进，但是后来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领导人又竭力主张西退，才又中止了西路军的东进行动。这样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第三次是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迅速批准，并指示周恩来利用统战关系来策应西路军东进。[334]但是西路军在东进途中，又以敌已拦头为由，对东进产生动摇。
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335]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336]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存西路军的实力出发，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中央在电报中明确表示赞成西路军的东进行动。后来，西路军领导人又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挠为由，以西洞堡战斗的胜利为导火线由东进转为西退，这样他们就失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
由以上我们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从红军东征和北路军行动方向的改变中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计划的决策风格，这又怎么会在西路军西退遇到困难时中央不允许西路军东归呢?同时从毛泽东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到西路军向西达不到目的时是可以东归的。我们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来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中央征求他们东返的意见时，总是执意于西退的。特别是最后一次，当时西路军的处境业已危险，在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又放弃了东进，转而西退，最终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这就说明当时西路军没有能够返回河东，并不是中央不要西路军东进，而是西路军领导人不愿意离开甘西，东渡黄河。究其原因，不仅是西路军领导人缺乏东归的决心和意志，也是由于他们认为河西的地位高于河东，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作出了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在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的重要指示。这些指示不仅关系到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关系到西路军的安危与命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尽量避免与马家军决战，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一再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这样就不仅使他们对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及西路军的发展态势缺乏清醒地认识，难以采取果断措施撤离河西，而且也影响到他们对西路军作战方式的选择，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难以打成歼灭战。这样他们也就难以执行中央做出的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重要指示。即使别的不论，单是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推向绝路的。
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在河西如果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西路军就没有一个巩固的根基来休养生息，获得补充，这就会给身处外线作战的西路军的生存带来很大困难。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我们从双方来往的文电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与中央有不同意见的。虽然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但是却没有给予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消灭其有生力量。最后还是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西路军不得不放弃永昌、山丹根据地而全军向西退却的。在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不仅给他们随后的转移，而且也给他们以后的作战留下了严重隐患。
退一步说，就是西路军在甘西难以集中兵力，打不成歼灭战，消灭不了敌人，建立不了根据地，在甘西难以生存下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为西路军领导人留下了一条后路，也就是可以返回河东。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多次申诉在甘西难以集中兵力，打不成歼灭战，建立不了根据地，多次要求外力援助，可他们就是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了。
通过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往的电文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西路军领导人确实不断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西路军的重大行动也及时报告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他们的行动也总是希望获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批准或同意，如果单从形式上看，西路军领导人似乎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命令;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他们不仅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与命运的重要指示，而且他们的行动往往还朝着这些指示相反的方向发展。这里的主要原因除了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以外，就是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因而时时表现出一些“独立性”的缘故。这种“独立性”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残余，而这毕竟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这些重要指示，成为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主要因素之一。
（六）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所起的作用
从以上我们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河东红军的援助、东退西退和组织援西军方面的斗争的分析可以看到：
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退却来看，他们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河东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河西，因而对中央的东进路线没有正确地认识;
从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要求河东红军援助和组织援西军来看，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河东关系我党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没有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和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上着眼，切实认识到西路军已经占有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河东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要比河西严峻得多，从维护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央已经难以再为西路军提供援助。这表明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地认识;
从西路军领导人先后三次放弃东返的机会，宁可让河东提供援助，也不愿意离开河西来看，他们没有认识到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河东已经难以再为河西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西路军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再继续留在河西将会面临空前严重的危险，甚至会出现全军覆没。这表明他们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清醒地认识。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认为河东在国民党重兵压力下，建立不了根据地，红军难以在河东生存下去，因而红军主力应该向河西进军，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地位要比河东重要得多。这本来就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主要内容。
由此看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的批评“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原因的。[337]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直到西路军失败也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实际上违背了中央的东进路线，恰恰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相契合，因而在失败之际仍然说“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338]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我们说，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在起主导性作用。
同时，我们通过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从西路军开始西退到高台陷落前，在能够打成歼灭战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却采取避战行为，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他们始终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了根据地的。这样也就难以贯彻执行中央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指示了。
中央又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向西深入太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西路军虽然停留在了永昌、山丹地区，但是却没有能够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样也就难以在这个地区站稳脚跟，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这个地区，全军向西退却。退一步说，就是西路军在甘西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不了根据地，他们还是可以返回河东的，中央始终没有封闭西路军东归的大门，而且还几次征求他们东返的意见。可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却是多次放弃了东归的机会，直到最后近乎全军覆没。
从西路军在甘西转战的轨迹看，西路军是在永昌、山丹地区难以歼灭敌人的情况下，西退到高台、临泽地区;西路军领导人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才不得不止步于高台;高台陷落后，他们要求东进，随后又对东进表示动摇;西洞堡歼灭战后，又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挠为由，折转西退，重返倪家营子;在倪家营子困守了一个月后，才突围向祁连山中转移。这时的西路军已经元气大伤，难以抵御马家军的进攻，最后被冲散，只有四百余人的左支队到达新疆。
从西路军在甘西的行动轨迹看，西路军不论是止步于高台，还是从高台东进，亦或停止东进，重返倪家营子，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的行动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强行决定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往往是在提出指导性意见后，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行动。
我们由此看到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西路军本来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不会败得那样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有关西路军的指示难以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也就在客观上说明甘西转战期间是西路军领导人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作用。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在对西路军起着指导作用，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作用。
五、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下面我们分析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及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准确界定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我们要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就必须首先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找到了这个主要原因也就基本上揭示了西路军失败的真相。而要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探究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339]
我们要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从苏、日、国、共这四大力量的角逐中，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中，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中，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中来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这里既有孤军深入，缺乏后援的因素，也有敌强我弱，马家军骑兵机动性强，来往便捷的原因，也有我党在甘西缺乏群众基础，天候、地形等条件的限制，又有苏联没有及时提供援助的因素，还有党内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当时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更有张国焘的干扰及西路军领导人自身指挥的失误，……，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因不分轻重地罗列起来，就会变成一本流水帐，这又怎么能够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呢?
要想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就必须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要想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必须发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因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40]“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的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41]
由此可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主要矛盾是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发展变化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决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因而我们在研究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就要寻找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只有找到了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才便于发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只有发现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才能够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
那么，我们又如何来寻找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呢?
我们在寻找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的时候，就要把目光投射到事物的内部，因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342]这样我们要想发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就只有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来寻找，而不能从外部来寻找。从这点上来说，敌强我弱，敌处内线，补给便捷，我处外线，补给困难，苏联援助不至，天候、地形的限制等等因素充其量不过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重要矛盾，远非主要矛盾。
那么，在我们党和红军内部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
根据上文的考察我们看到，由于对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中的地位及在河东能否建立根据地的认识上的分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关系到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坚持东进路线必然要求红军主力向河东发展，主张西退路线必然要求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认为，红军主力要向河东发展，但不排除在此基础上可以派一个支队向河西进军。从当时红军兵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来看，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在河西，三分之二在河东，而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河东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已经难以再为河西提供援助。同时又鉴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多次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认为，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正是由于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深受西退路线的严重影响，才多次主张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河东红军提供援助。同时也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们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因而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就尽量采取避战行为。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以据点为依托，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这样也就难以执行中央要求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重要指示。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在河西是建立不成根据地的。这就使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面临极大风险。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却又不愿意离开河西，致使西路军在河西日渐消弱，直到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还是在西路军西退及转战甘西期间，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往往是在首先付诸于行动后，才去争取中央的认可，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中央做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正确指示，表现出一些独立性。这说明当时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而是受到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影响。
由此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和张国焘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通过前文的考察我们看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和西路军在甘西转战过程中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知道，“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343]
这样我们看到，在找到主要矛盾后，事情还未完结，因为构成主要矛盾的双方在发展中并非处于平衡状态，其中必有一方处于主导地位。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中处于主要方面的一方决定的，因而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在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只有发现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找到主要原因后，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的归属也就一目了然了。
那么，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中，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还是张国焘路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
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知道，不论从红四方面军西渡时期，还是西路军西退以及在甘西转战期间，均是张国焘路线占主导地位，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则是处于次要地位。这样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和甘西转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应该是张国焘路线造成的，而主张这条路线的张国焘及没有克服这条路线影响的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也就应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由此我们认为，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344]的结论是正确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二）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而张国焘路线则处于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张国焘路线的提出者张国焘以及受这条路线严重影响的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无疑应该对西路军失败负主要责任。那么，张国焘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责任的归属上又有什么不同呢?除此之外，在革命阵营内部是否还有应该承担责任的对象呢?
1、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首要责任。
我们认为张国焘在西路军形成、西退和在甘西转战期间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上张国焘直接参与了决策和指挥，在甘西转战期间张国焘主要是通过其路线对西路军发生着作用，影响着西路军的行动。
在西路军的形成、西退上张国焘先后采取了四次行动，不仅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而且给后来西路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隐患。
第一次是在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到了甘南，中共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决定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但是随后张国焘又联合了一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召开了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的北上决定，决定从永靖西渡黄河，向西退却。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坚决斗争，也由于西北局内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人的斗争，再加上当时天候不佳，最后才又在中共西北局洮州会议上取消西退，继续北上。但是这已经耽误了时间，使得国民党军队从容集结，给战局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345]
第二次是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在张国焘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却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批准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346]随后又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347]这就给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实行带来很大困难。如果不能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那么就难以实行宁夏战役计划。
第三次是在海打战役实施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撤出阵地，[348]从而导致海打战役流产。如果当时在海打战役中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还是可以停止南敌进攻的。彭德怀后来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一点。[349]这样南敌猖狂北进，红军被迫向东转移，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第四次是在红西路军的西退上，张国焘在十一月五日的电报中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350]这样就率先打开了西路军西退的“闸门”，对西路军的西退负有主要责任。
十一月下旬，张国焘离开河东，前往保安，就失去了西路军的指挥权。这个时候，他主要通过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发生重要影响。
有人把张国焘是不是在西路军中作为判断张国焘是否对西路军失败应负责任的依据，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唯心的看法。张国焘是没有在西路军中，但是通过前文的考察我们发现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领导人有着严重的影响，张国焘难道就不应该对此负有责任吗?
由此我们认为，张国焘在西路军的形成和西退上负有主要责任，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的失败上负有间接责任。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总体考察中，尽管在不同阶段张国焘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张国焘路线却自始至终影响着西路军的行动，张国焘显然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首要责任。
2、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在明确了张国焘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首要责任后，那么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及西路军西退期间，虽然有时候是出自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但真正决策的是张国焘，因而这个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对此只负有直接责任。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虽然受到了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但是毕竟他们是西路军的指挥者，此间的文献资料显示了他们的一系列失误，因而他们应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
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徐向前、陈昌浩是在知道中央要击破南敌，[351]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352]却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一百五十八号电令开始了渡河。随后，他们又提出红四方面军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都要西渡的要求，[353]这样就使击破南敌遇到很大困难。
西渡后，他们还一再要求红四方面军河东两个军向河西进军。[354]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西退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他们奉张国焘的命令，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在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他们又奉张国焘的命令开始了向西退却。
因而我们说在西路军的形成和向西退却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负有直接责任。
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怀缺乏清醒地认识，因而也就难以执行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的重要指示。一开始他们轻视马家军，后来又说依靠自身力量难以消灭敌人，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特别是在高台失陷后，西路军处境危险，失败的阴影已经显现的情况下，他们又没有果断决策离开河西，返回河东，终遭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西路军领导人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依靠自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陈昌浩也承认在高台失陷前西路军是有进行歼灭性作战实力的，也是有可能打成歼灭战的。 [355]在有可能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情况下，却没有能够打成歼灭战，这不能不是西路军领导人的失误。这种失误不仅导致西路军在甘西难以生存，更难以发展和壮大。在打不成歼灭战的情况下，是消灭不了敌人的。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了根据地。建立不了根据地，西路军又如何能够生存呢?打不成歼灭战，就不得不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就是单靠这种“乞丐”与“龙王”“比宝”的作战方式也会把西路军送上绝路的。
第二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果断决策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西路军在甘西难以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对他们畅开着东归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除了要求外力援助外，却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这样西路军也就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了。
当然，西路军的西退并不必然会导致近乎全军覆没。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没有接受中央的东进路线，这样在河西歼灭不了敌人，建立不了根据地的情况下，却又不愿意离开河西，返回河东，终遭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同时他们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及西路军西退问题上也负有直接责任，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
3、苏联(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重要责任。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苏联原先表示从宁夏为我党提供援助。当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后，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苏联又表示担心会引起日苏冲突的可能，中止了从宁夏提供援助，又表示从新疆为我党提供援助。[356]当西路军深入甘西的时候，由于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苏联实际上又中止了对我党的援助。
苏联的两次违约当然是为了维护其民族利益，也就是对我党援助的阶级利益与其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就以民族利益为首选原则。这对于朝思暮想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打击马家军的西路军领导人无异于望梅止渴，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通过对西路军失败的考察我们发现，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希望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的行为，致使苏联没有能够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而在西路军失败上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但是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内外因相结合的原理来进行分析，苏联没有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仅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外部条件，而不是导致其失败的内在原因。如果西路军领导人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的指示，即使苏联没有能够及时为西路军提供援助，也不会对西路军造成致命的影响，更不会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我们认为苏联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只是负有重要责任。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们从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及在甘西转战期间的整个历程来进行考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原理上来进行分析，两条路线的斗争既然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张国焘路线处于支配地位，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则是处于辅从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次要地位。这样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就应该由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来承担。
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多次违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但是西路军毕竟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最终也获得了中央的同意，中央一度也对西路军在甘西的处境比较乐观(尽管这种乐观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电报的影响所致)，[357]也没有强令西路军返回河东，因而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问题上还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六、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放光芒
八十年过去了，当年西路军在河西战场上响彻云霄的金戈铁马声早已淡去，浴血奋战的硝烟也已散尽，西路军悲壮的征战已经汇入历史的长河，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碧血染黄沙，白骨筑青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却长留于天地之间。八十年的风云动荡，大浪淘沙，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亦然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史册上熠熠生辉，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西路军并不因为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也不因为其遭到失败，就泯灭了广大指战员为了革命而英勇献身的斗争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人民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
据统计，牺牲在战场上的西路军指战员有七千余人;被俘的有九千二百余人，其中五千六百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四千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四千七百余人。[358]
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失败，共有七千余名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中壮烈牺牲。他们转战河西，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戈壁滩，用自己的累累白骨筑起了生命的青山，以自己浴血河西的实际行动书写了西路军历史上的悲壮画卷。
我们对西路军在河西转战中英勇牺牲的七千多名指战员，表示深切的缅怀和悼念。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中国革命进行了艰辛的播种，却没有参加收获，他们以自己在河西的牺牲铸就了人生的辉煌，他们以自己在河西的壮举演绎了生命的绝唱，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即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想起他们当年的流血和牺牲，在我们心里就会涌起无限的崇敬和怀念。
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些牺牲的先烈，他们当年在河西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壮烈捐躯的斗争精神，就使我们油然而生敬意。当年在疆场上捐躯的先烈，他们时刻听从党的招唤，发扬革命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革命理想的实现，前仆后继，先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求得任何回报，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他们这种无私无畏英勇牺牲的斗争精神永远成为鞭策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八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向在河西牺牲的英烈们致以深深地敬意!
这里面有古浪保卫战中壮烈牺牲的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血染高台壮烈捐躯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十三师政委朱金畅，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在梨园堡英勇牺牲的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在祁连山中宁可饮弹而死却不愿被俘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西路军失败后在祁连山英勇牺牲的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在祁连山中饮弹自杀，却因子弹卡壳不幸被俘，而后从容就义的西路军敌工部部长曾日三。[359]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
他们的浩气充溢于天地之间，雄魂涤荡;他们的壮举永载于史册之中，青史流芳;他们的英名闪耀在军史之上，永放光芒!
西路军失败后，近千名指战员心向延安，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赴陕北。他们冒黄沙，行戈壁，闯过了路途上的千难万险，遭受了百般的凌辱，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他们这种对革命誓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在困难时刻毫不动摇的坚强决心，成为今天我们前进的精神动力。
对于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他们在监狱中时刻准备着越狱逃亡。其中有五千六百余名指战员被敌惨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利用各种关系组织营救，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先后有四千三百余人脱离了马家军的监控，回到了革命队伍。
还有四千余人流落在甘肃、青海一带民间，或转回鄂豫皖及四川老家。这些人中有的属于在马家军的监控下错过了返回陕北的时机，致使难以回到革命队伍，而不得不流落民间。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有的属于负伤后被安置在民间而后脱离革命队伍的。对这部分指战员的境遇我们深表同情。我们也看到还有流落在民间的一些人，是在西路军失败后，在有可能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情况下，他们却开了小差，在革命的中途离开了队伍，而没有坚持到底。这令我们深感惋惜。
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也在不断淘汰那些意志不坚定者，见异思迁者，而留下来的则是经过艰难困苦锤炼的革命志士。一个革命者只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经生死考验，才能百炼成钢，锻炼成为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在西路军斗争史上写下了色彩斑斓的一页。
通过前文的考证我们知道，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正确的。中央在做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个结论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争精神。西路军并不因为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就消弱了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地位，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他们在雪山戈壁间进行的悲壮战斗，惊天地，泣鬼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具有的气壮山河的斗志豪情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每当想起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悲壮人生，这种沉痛和忧伤的感觉就会涌上我们的心头。
有人认为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西路军“扣上”的，似乎只有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才能凸显西路军的光荣与伟大，因而对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我们认为对西路军烈士最好的怀念就是依据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角度不仅立足于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党内斗争的实际情况，也要从苏联、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四大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实际出发，通过历史的考察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汲取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这是我们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最好的怀念。
如果违背历史事实，处心积虑地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这样不仅歪曲了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同时也亵渎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河西英勇奋战的斗争精神，使在河西牺牲的先烈即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也会死不瞑目，抱恨终天。这才是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雄事绩和革命精神的严重损害。
因而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通过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揭示与分析，对西路军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在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对西路军作出评价时，既要看到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英勇奋斗，迭克强敌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要看到张国焘路线以及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失误对西路军失败的严重影响。只有对二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和正确处理后，才能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对西路军做出准确的评价。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战强敌、抗严寒、冒霜雪，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上奋斗了一百五十天，展现了我工农红军同仇敌忾与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她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情壮志。身临严酷的自然环境，立足于雪山大漠中，行走在戈壁荒滩上，面对强敌的进攻，敌人骑兵的集团冲锋，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无畏，浴血河西，气冲霄汉，这种无私无畏勇于奉献的精神是我革命军人之天职，是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高度体现。这种精神不因西路军的失败而萎缩，反而正因为西路军的失败更凸现了这种精神的高尚与伟大，使这种精神更为鲜明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这支军队是一个大学校，是一个大熔炉，她将来自各方的人们予以改造，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坚定的信念，优良的作风，顽强的战斗意志，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无私无畏的革命品格，把他们塑造成一个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以此铸造了一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雄师劲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却是永放光芒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张国焘与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将积极追随张国焘的高级干部和一般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高级干部区别开来，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强大动力，也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主要标志之一。
虽然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西路军领导人战略战术失当的情况下，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是却丝毫不能抹杀这种精神的无尚价值。我们既不能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因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自身的战略战术错误而最终导致西路军的失败就否认这种精神，也不能因为要肯定西路军的这种精神就否认西路军曾经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和自身战略战术存在的错误，打着为西路军“正名”“申冤”的旗号，要摘掉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顶“帽子”。 前一种方法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后一种方法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历史研究上的体现。这两种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这个问题，既要指出西路军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和自身战略战术方面的错误，又要充分肯定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回想起八十年前在河西戈壁大漠中奋战的广大西路军指战员，对他们最好的怀念，就是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使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永远成为历史的鉴戒，而不要在将来以任何方式重演。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我们应当努力。
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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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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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第365页至366页;[106]，第364页;[107]，第369页;[108]，第373页;[109]，第373页;[110]，第378页;[112]，第381页;[113]，第382页;[114]，第383页;[115]，第387页;[116]，第385页;[117]，第395页;[118]，第397页;[119]，第398页;[120]，第400页;[121]，第404页;[122]，第370页;[123]，第405页;[125]，第416页;[126]，第538页;[129]，第416页;[133]，第373页;[134]，第381页;[137]，第401页;[138]，第373页;
[139]，第340页至341页;[140]，第361页;[143]，第447页;[144]，第425页;[145]，第451页;[152]，第462页;[153]，第464页;[154]，第463页;[155]，第469页;[156]，第537页;[158]，第537页;[159]，第528页;[160]，第536页;[161]，第541页;[162]，第599页;[163]，第522页;[164]，第525页;[165]，第526页;[166]，第529页;[167]，第531页;[168]，第534页;[169]，第569页;[170]，第573页;[172]，第398页;[173]，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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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第397页;[331]，第400页;[332]，第496页至497页;[333]，第503页;[334]，第539页至540页;[335]，第553页;[336]，第554页;[337]，第576页;[338]，第612页;[346]，第313页至317页，330页;[347]，第340页至341页;[348]，第362页;[350]，第375页;[351]，第313页;[353]，第335页;[354]，第373页;[357]，第454页。
12、《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郝成铭，朱永光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版。
[1]，第37页;[2]，第20页至21页;[3]，第35页至36页;[30]，第172页;[36]，第171页至172页;[85]，第18页;[135]，第234页;[142]，第180页; [147]，第226页;[243]，第180页;[263]，第181页至182页;[314]，第180页至181页;[344]，第37页;[355]，第181页。
13、《悲壮的征程》(上)，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着，一九九一年出版。
[358]，第28页。
14、《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着，一九九一年出版。
[202]，第371页;[273]，第371页;[278]，第321页至329页;[280]，第364页至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