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面确实糟到不能再糟。八路军丧失了前两年大扩军的兵力，丢掉了几乎全部平原根据地，山区的地盘也大大缩小；剩下的人个个疲惫不堪，不少主力部队建制残缺不全，子弹平均一人只有五发，打一场阻击战都不够。

对所有发生的一切，彭德怀都心里有数，但更让他心里有数的，是四年前的那个预言。

一九三八年，正当国共合作处在蜜月期、八路军向敌后飞速发展时，毛泽东在延安昏暗的窑洞里，挥笔写下了那篇着名的《论持久战》。在这篇雄文里，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国情，预言了国际形势将发生变化，并且预测抗战将在某个阶段达到相持点，然后会出现大量的反复与僵持，鬼子将实施极残酷的进攻，游击队损失惨重，根据地急剧缩小。

虽然网络上不少小白喜欢推崇蒋百里，但实事求是地讲，蒋百里的战争预言并不准确。他只知道不停地征兵打仗，直到撑赢为止，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单纯军事观念；而光在军事上拚日本人，是拚不过的，真正给出抗战答案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描述了抗战即将出现的困难之后，毛泽东极为自信地给出了解决方案，要求共产党人把所有民众都组织起来，一同投入反侵略战争中，在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下实行总体作战，打破鬼子的封锁，熬过最为艰苦的阶段，并发动反攻，把敌人打出中国，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

四年前毛泽东写下长文的时候，大部分人充满决战速胜的幻想，认为他过于悲观；现在抗战已然走到最艰苦的时段，那些人又都很悲观，认为毛泽东过于幻想。而彭德怀的任务，是把幻想落实成现实，反击冈村老狼的凶猛进攻，一点点耗尽鬼子的实力。

土包子彭德怀自然没有机会领悟王阳明的心学，但作为一个聪明人，他依然有知行合一的觉悟。光拿着一本《论持久战》，是打不赢冈村老狼的，毛泽东给出了光辉的前景，他则找到了合适的方法，去贯彻相关方针原则，并获得最终的胜利。

当鬼子竖起一座又一座炮楼、把抗日根据地划进他们的势力范围时，从八路军内部也分出一批又一批小部队。他们七到三十人为一组，悄无声息地趁着夜色出发，潜入已经沦陷的根据地，执行彭德怀和八路军总部下达的反攻任务。

在最艰难的一九四二年里，反法西斯同盟各国都在奋力反攻。美国下水了数十万吨舰船，派到太平洋和大西洋上殊死搏斗；苏联倾尽全力生产飞机坦克，跟德国斗得难解难分；即使是一贯不给力的蒋委员长，也能从盟国弄来军援，守住摇摇欲坠的战线。而彭德怀却什幺也没有，连子弹都不够用，只能派出十几人的小分队。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彭德怀都是在异想天开，因为他的小分队只有随身的轻武器，根本不能同日伪军抗衡。但雄辩的事实证明，彭德怀实在无愧猛将之名，正是这一支支小分队恢复了根据地，打碎了冈村老狼的美梦，并把红旗重新插回华北平原的大地上，那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响亮名字，叫做武工队。

所谓武工队，全称叫武装工作队。由于八路军损失实在损重，彭德怀不得不决定全军大量精简，机关人员充实一线，同时缩小野战部队规模，大量派往地方游击。武工队的任务，就是为游击队打前站，恢复被鬼子绞碎的抗日政权，创造安全的活动空间。

面对鬼子穷凶极恶的大扫荡，八路军不断化整为零，挑出文化比较高、打仗比较在行的精英分子，由负责情报锄奸的干部带领，集中弹药后组成小队，派到敌后进行反攻。他们的装备和人数实在少得可怜，但每个武工队员都知道，自己已经是根据地的唯一希望，因为每多带一颗子弹，就有一名战友手中的枪要变成烧火棍。为了抗战，为了中国生存，也为了给死去的乡亲和战友报仇，他们必须驱散漫长的夜色，迎来灿烂的明天。

光靠精神力量是不够的，武工队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们来到沦陷区后，第一件事并不是向日伪军据点发动自杀性攻击，而是找到残存的关系和眼线，惩戒通敌害民的汉奸，并且跟据点里的伪军取得联系，要求他们不得为难八路军。

作为名义上的中国人，伪军实在是个尴尬的存在。

爱国跟他们自然没有关系，日本人也不可能真心喜欢他们，大部分人加入伪军，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武工队来到沦陷区后，开始通过各种关系连逼带哄，要他们同八路军合作，不许干涉抗日，不得欺负老百姓。

对伪军来说，武工队的威胁是非常现实的。鬼子再厉害，说到底仍然是外来政权，而大部分伪军还是当地人，一家老小都在附近，一旦得罪那些不要命的八路，肯定会吃眼前亏。考虑到武工队的要求不算过分，不少人都纷纷表示了相关立场，愿意和对方交个江湖朋友，你不扫我面子，我也别挡你的路子，大家和平共处。

私通八路是要掉脑袋的。很明显，伪军不可能一开始就如此友好，而喜欢欺压老百姓、投靠鬼子的败类更多。因此武工队除了四处找伪军交江湖朋友外，还经常需要执行特别任务，拣几个不长眼的汉奸头头干掉，然后贴出公开告示：某某某敢同武工队过不去，就是同自己的小命过不去，谁要是也活得不耐烦了，胆敢阻挠抗日大计，这就是下场！

嗅觉灵敏的鬼子当然不会忽视武工队的存在。但是这些八路的规模实在太小，经常只有七八个人；而且极富情报经验，随身火力又旺，大队人马固然抓不到，小股特务往往也占不到便宜，象涂了油的泥鳅一样滑不溜手。守在大碉堡的鬼子一趟趟地扑空，盯在小据点的伪军又不愿用性命去冒险，于是慢慢地，各村重新出现了抗日宣传标语，据点门口还有新印的日文传单，劝日本兵不要当炮灰；过往的邮车也被人拦住，每封信都要加盖抗日戳后才准放行；碰上再狠一点的武工队，干脆把村里的伪军家属集中起来，晚上逼着上夜校讲大课，让他们劝据点里的亲戚机灵一点，不要跟八路军蛮干，多给自己留条后路。

随着武工队活动的推广，鬼子强行建立的“防共团”一类组织开始失灵了，皇协军也有意无意地保持中立，个别情况下，鬼子到村里突击时，武工队还能到伪军据点里避风头。

武工队的活动，渐渐成了一种传说。四二年五月，鬼子还在冀中大肆扫荡，第一批武工队已经组建出发；而到十月份，冀南军区的武工队们已经建起了一千多个伪军关系。靠着这些关系，被占领的农村重新恢复了秘密政权和交通线，个别死脑筋的汉奸想不开的时候，武工队甚至敢提前几天贴布告，宣判他们的死刑。

很明显，在鬼子重重碉堡封锁的敌占区里搞宣传、甚至同伪军头目过不去，绝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情。沦陷区里危机四伏，随时可能碰上敌人，到处都是潜在的陷阱，作为精英小组的武工队为了反攻，有多少个夜晚在不停地转移和战斗，有多少人死在特务或日军的突袭中，又有多少人在酷刑下煎熬挣扎到最后一口气，已经没有办法统计。大批死难者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们唯一知道的，是靠着他们的牺牲和机智，冈村宁次强占的华北，又一步步重新变成游击区，然后缓慢地变回抗日根据地。

十二月九号，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印度援华医疗队大夫柯棣华病逝，这也是在晋察冀逝世的第二位国际友人。八路军能得到的外援很少，但就连这样少的外援，也在一点点消耗殆尽。

也是在十二月，朱德和彭德怀联名签发了一道命令：从四三年开始，全军每人每天多发三钱油，每月多发五角津贴，每年发两条毛巾作福利。

这道命令很简单，甚至有点琐碎。但看到命令的人，都是精神一振。并不是为多出来的毛巾和零用钱高兴，而是他们从命令里看出了一个信息：八路军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此时正在努力改善艰难的处境，冬天已经过去，春天即将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