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讲道：延安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致电蒋氏，表示愿意以停止武装暴动等四项条件，换取蒋氏停止内战，实行抗日。

根据这一报告精神，赣粤边游击区的工作即转向抗日，并把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1937年8月8日，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发表了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蒋氏在东南的地位，蒋氏当局才被迫实行抗战，被迫承认红军的合法地位。而对南方红色游击队仍是“不予承认”，继续“清剿”。

为了适应当时时局变化，蒋氏江西当局成立了一个“招抚委员会”，以赣州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珂为主任，大庾县长彭育英为副主任，办理“招抚事宜”。

这个彭育英，很有点来头。他是江西省万安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结识了张群、熊式辉等政学系人物。

毕业回国后，由当时任蒋氏江西主席熊式辉任用为省建设厅行政科科长，1936年4月调任大庾县长。

熊式辉

他看到赣粤边特委的《宣言》后，于1937年8月中旬，发出“简秘代电”，表示赞同，还写了一封信寄到广东南雄县石灰窑。

这信，七转八转，到了陈毅手上。陈毅一看，得抓紧时机，来不及与项英商量，就派潘聋牯下山，下书大庾县长。

彭育英自恃后台硬，无须请示马葆珂，约定双方在梅岭山下钟鼓岩寺内会晤。陈毅经与项英商量并经特委决定，由他亲自下山会见彭育英。

钟鼓岩地处赣粤两省交界的南雄境内，离两省大庾和南雄县城都有百余里。

山不高，远看岩石重叠，四面峭壁，无路通向山顶，只有岩路一洞口，沿洞内溶岩盘旋而上。岩洞不大，里面只能坐两个人，成了陈毅和彭育英会谈场所。

钟鼓岩脚下有一座寺庙，主持名叫曾贯桃，江西万安县人，曾经当过红军连长，主力红军转移时，因病留下，在家乡呆不住，到这里当了和尚。

曾贯桃利用彭育英一行吃早饭的时间，作了周详的观察，然后派人到对面山林里报信，把陈毅一行接来，将陈毅和彭育英引入岩洞。

陈、彭谈判顺利。半个世纪后的1986年10月，彭育英内亲、当时掌握县府大印的秘书室司印赖志刚回忆说：

“彭育英在下山的路上说，陈毅很有风度，为了抗日答应下山。我问，我们答应了什么条件？彭育英说：“他们不苛求，只要我们停止进攻，具体事情到池江再谈。”

这次谈判后不久，蒋军和保安团停止了武装进攻，游击队停止了打土豪的宣传和行动。

9月8日，陈毅到池江与大庾县代表鲁炯雯谈判，达成“大庾县负责电请本省各县停止武力清剿”“红军游击队编成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前线”等七项协议。

谈判当晚，大庾县将七项协议电报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及四十六师师长，并分报省政察核。三天后，赣州来电话，同意9月11日去谈判。

彭育英向陈毅转达后，抱歉地说：“敝党办事不像贵党干脆，各派各方互相牵制，各不相让，看来合作之事阻力不小！如先生同意，我愿奉陪到赣州，为合作抗日尽微薄之力。”

陈毅握着他的手说：“在官场中，如彭先生者，实在难能可贵，不可多得。”

陈毅等人到达赣州后，地方当局要把他安排到专员公署一幢漂亮的小楼居住。

陈毅笑对彭育英说：“我的怪癖你是知道的，我们不住道台衙门好不好？”彭育英说：“我已安排，住中华旅馆。”当晚，蒋氏赣州专员马葆珂在民志酒楼宴请陈毅一行。

筵无好筵，蒋氏当局放出了一名叛徒。这人身穿蒋军呢制军服，佩戴梅花少将军衔，居然还向陈毅敬了一个军礼，恬不知耻地自我介绍：“报告陈总指挥，部下是陈洪时……”

陈洪时

这癞皮狗就是曾经当过湘赣书记的陈洪时，投降蒋氏后混到了一个空头“少将”、“招抚专员”。

不等这条癞皮狗讲完，陈毅一摔酒杯，勃然而起：“我是来谈判的，你们弄条癞皮狗来，什么意思！？”

转身，扯起军帽就要走出酒楼。马葆珂赶快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陈毅指出，这是蓄意污损代表，是破坏合作抗日。马葆珂赶紧声明他不知道这件事，癞皮狗陈洪时灰溜溜地走出了宴会厅。马葆珂连连说：“我查，我一定查清此事。”

酒筵不能停顿，有位“记者”找到了一个题目：“能请陈先生谈谈下山的感想吗？”

陈毅余怒未消，轻睨四周，哈哈一笑说：“感想很多，只说一桩。想当年我在井冈山的时候，贵方出赏额买我的脑壳是花红两千元；到了苏区，花红一下又涨到了五万元；红军长征以后，我转移到赣粤边，花红从五万元一下子跌到三万元，后来又跌到五千元。出五千元就想买我的脑壳，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

在座的大小官员、地方豪绅本来是鼓足劲来“进攻”的，谁知一下瘪了下来，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酒也喝不下，菜也吃不了。

晚宴结束，陈毅回到旅社，把彭育英找来，指着当天的报纸质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报纸上，副标题是《陈毅抵赣商谈归顺事宜》。

彭育英弄不清情况，只好默然相对。陈毅仍然怒气未消：“我是来谈判的，你们的报纸把谈判污蔑为投降，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合作抗日。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彭育英也无可奈何，只能劝陈毅早点休息。
彭育英受专署委托向陈毅解释说：“陈先生，对不起，这是官样文章，是做给英国美国人看的。说是‘投降’，实际上是合作。”

陈毅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管给谁看的，如果明天报纸不发表更正，请转告当局，陈某恕不出席谈判。”

彭育英无可奈何地说：“这些都是县党部搞的名堂，他们搞的就是这一套。”

陈毅表示愿意与县党部的人谈谈，说：“三民主义难道可以口是心非，装样子取媚英美帝吗？”

彭育英反倒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跟他们谈三民主义？他们早就忘掉了！”
专员公署一清早就送来一大叠报纸，大字标题是：《陈毅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总算正常了。

改编谈判在专署参议厅进行。专员马葆珂所说了几句开场音，蒋氏四十六师代表、政治部主任黄启东抢先开腔，摇头晃脑地说：“陈先生，抗日是民心所向，这点兄弟承认。但恕我直言，合作这种说法，还是不提为好。”

“为什么？”陈毅严肃地说。

这个政治部主任竟然恬不知耻地说：“因为，因为英美方面不习惯合作的提法，嘿嘿，不习惯。”

陈毅冷笑一声，厉声质问：“请问你代表谁？代表四十六师，还是代表英美方面？如果是代表英美说话，你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

黄启东有点泄气了，低声说：“陈先生清楚，我们要依靠英美才能抗日。只有抗日，你们才能下山……”

陈毅站起来，义正辞严地说：“你这是什么逻辑！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筋也得变变！”

经过初步较量，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问题，达成了红色游击队改编后暂定名为“抗日义勇军第x游击支队”；改编后的一切经费概由省府发给，赣粤边游击队在大庾县池江附近集中等九项协议。

彭育英为表诚意，把方志敏的爱人缪敏和毛泽覃爱人贺怡等人先行释放，安排在大庾卫生院休息。

整个南方红色游击队改编，直到1937年9月，项英去南昌与延安取得联系后，谈判才得解决几个重要问题：蒋氏军队从游击区撤退；蒋氏释放政治犯；红色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并一一得以实现。

赣粤边游击队下山到池江集中后，蒋氏地方当局提出要造花名册“点验”，才发给被服、军饷。

为了提防蒋氏顽固派搞阴谋，我方提出只报人数，不报名册，彭育英同意了，并向上报称：已经点编，共1000名，借拨6000元给游击队，以济急用。

游击队部分老弱病残复员，需要官方通行证，彭育英就让司印赖志刚将近两百张空白公文纸盖上县府大印，交给陈毅，由游击队自用。

后来蒋氏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摩擦时，那些未用完的空白公函，为赣南特委许多同志摆脱蒋氏兜捕，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从钟鼓岩开始谈判到陈毅率部离开赣粤边赴抗日前线，陈毅对彭育英的印象是比较好的。

据赖志刚回忆，陈毅在安徽休宁驻留期间，还曾给彭育英来信，信上说，在蒋氏当局，能有你这样的县官，真是难能可贵。

新四军走后，县长彭育英公开说：保证新四军工作人员在大庾境内工作上的便利。有少数顽劣对新四军造谣中伤。

当然，彭育英的作用也就仅及于此。但是，这一点也是蒋氏当局所不能容忍的。

大庾大地主的代表人物郭耀宗和军统分子、县党部书记王凯，纠集一伙人，联名上书控告彭育英“勾结敌匪，蹂躏地方，赤化五岭”。

只因彭育英有熊式辉这样的硬后台，才使这些家伙的“驱彭”诡计无法得逞。

1939年以后，蒋氏当局制造摩擦日益加剧，彭育英转道去江西省府提出辞职，熊式辉则再三挽留，才勉强答应与黎川县县长任和声对调，再后来，彭育英则转入银行界，担任具有政学系背景的省裕民银行的副行长。

江西解放前夕，江西主席方天命令彭随银行撤往台岛。彭和去台银行职员一行押送金库到韶关，碰到蒋军溃兵，不仅金库里的钱没了，彭所带行李钱财亦被抢劫一空，彭只好携眷折返赣州，寄居在原大庾县司印赖志刚家里。

陈毅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1949年8月14日，赣州解放，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于8月底进入赣州，没多久就收到了陈毅从上海寄来的信。陈毅在信中说，能否帮忙代寻当年的大庾县长彭育英，将其送来上海，他对新四军改编有功。

收到信后，陈赓立即安排专人寻找，最后通过旧职员的关系找到了当年的县府司印赖志刚，彭育英当时正好寄居在他家中。

1949年9月底，彭育英一家到达上海，陈毅把他安排在银行上海提篮桥区办事处任副主任。提篮桥区办事处撤销后，陈毅又安排彭育英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参事室参事。1971年，彭育英病逝于上海，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