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是西方古典文明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伪史概念，已经影响到很多历史研究领域，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和印度的相关历史研究，如犍陀罗艺术和秦兵马俑艺术。今天笔者就来扒一扒“希腊化”伪史概念的前生今世，以揭露“希腊化”伪史概念的真面目。
古希腊文明是亚非文明派生的子文明
“希腊人是从许多最参差不同的民族汇合的发展。在希腊我们所遇见的许多种族当中，我们很难说哪一族是原来的希腊人，哪一族是从远方移入；因为这里所说的时期完全属于非历史的、暧昧不明的时期。那时候希腊的主要种族是皮拉斯斋人。关于这个种族，我们所有的记载错杂纷纭，互相抵触，学者们曾经费尽心机要使这种记载可以有条不紊。初期文化的最早出发点是色雷斯，就是奥缶斯的故乡——和帖撒利两个地方；他们到了后期便多少退出历史舞台了。从阿溪里斯的故乡夫泰奥替斯发生了那个共同的名词：希腊民族——这个名词，正如修昔的底斯所说，在荷马的时候绝不具有这种广大的意义，就好像对于‘野蛮人民’这一个名词，当时希腊人还不能够肯定地分别一样……当时的希腊是出于骚扰、不宁、掳掠的状态中，而它的多数部落不断在迁徙。”（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212-213）
“修昔的底斯说道：‘一直到现在，奥查利安·罗克里亚人、埃陀利亚人和阿刻内里亚人都还保持着他们古代的生活方式；就是那携带武器的风俗，也作为他们古昔掠夺习惯的遗迹而被保留下来。’他说，雅典人是在太平时期第一个放下武器的人。”（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213）
希罗多德说：“可以说，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除去我前面提到的波塞冬和狄奥司科洛伊，以及希拉，希司提亚，铁米斯，卡利铁司和涅列伊斯这些名字之外，其他的神名都是在极古老的时候便为埃及人所知悉了。”（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133页）
“外来民族和希腊文明的基础有关系，又是大家所知道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213）
“希腊人从印度、叙利亚、埃及取得了各种观念，乃是历史上的事实，同时，希腊观念是希腊人自己所专有，同样地是历史上的事实。”（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222）
“古埃及的文字被腓尼基人接受，腓尼基文字又成了东方与西方若干民族文字形成的基础。埃及的宗教和文学影响了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又影响了西方文化。古埃及的艺术和建筑对希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化学等在古代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8页）
“在公元前5世纪，人们普遍相信，希腊在英雄时代的开始被埃及殖民过。”（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58页）
“传说告诉我们这些外国人怎样建立各个国家。雅典城是由一位埃及人栖克洛普斯创立的……再有丹内阿斯从埃及来……丹内阿斯在亚各斯住下了。尤其重要的是卡德马斯，他从腓尼基来，把发音的文字传入希腊；希罗多德说，这种文字原来是腓尼基发明的，他引了当时所有的古代铭刻文字来证明他的说法。据传说所称，卡德马斯是建立底比斯的人……这些民族就文化来说，都超越了当时的希腊人。”（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214）
数学家傅里叶受拿破仑委托为《埃及志》撰写序言，“按照他（傅里叶）的说法，荷马、莱克格斯、梭伦、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些古希腊圣哲们为了智慧，都曾游历埃及并受启发”，“不少早期的埃及学家认为法老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一脉相承”。（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傅里叶在《埃及志》中说道：“荷马、莱克格斯、梭伦、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去埃及学过科学、宗教和法律。”（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109页）
“公元前5世纪以后——这是我们拥有充足的知识的唯一阶段——古代希腊人虽然为自己和他们新近的成就而骄傲，但没有认为他们的政治制度、科学、哲学或宗教是原创的。它们通过早期的殖民和希腊人后来到国外的学习，源自东方，尤其是埃及。”（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106页）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评价古埃及文明时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甚至认为，‘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维尔·杜伦评论古埃及文明时说：‘这个文明丰富多彩，历史久远，壮阔深厚，又不失优雅细腻。苏美尔文明与之相比显得简单、粗陋，就是希腊和罗马文明也并不一定能超过它’……国外最近出版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作者查理·弗里曼指出：‘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页）
“东方世界是希腊世界的基础。”（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210）
也就是说，几乎古希腊文化/文明的一切都是来源于亚非地区/近东地区/中东地区的，古希腊文明与黎凡特/近东文明属于同一文明的边缘区和核心区，古希腊文明是近东文明的边缘区，是中东文明的子文明，古希腊文明是“亚非化”的、“近东化”的、“中东化”的，古希腊文明之于中东文明相当于日本文化之于中国文化。
实际上，直到20世纪，西方还有权威学者认为古希腊文明是中东文明的子文明。
亚非文明被“希腊化”
就目前认知，古希腊文明存在两种模式。
“希腊历史的两种模式：一种是将希腊视为本质上是欧洲的或雅利安的，另外一种则将其视为黎凡特的，处于埃及和闪米特文化区域的边缘。我将这两种模式称为‘雅利安模式’和‘古代模式’。‘古代模式’是希腊人在古典和希腊化时代普遍的看法。据此，希腊文化的兴起是由于殖民化，大约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使希腊本土居民文明化。进而，希腊人持续不断地大量借鉴近东诸文化。”（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1页）
“如此众多的希腊人克服了他们的反感情绪，将‘与民族偏见如此不通融的「殖民」传说’传递下来，这一事实给18世纪历史学家威廉·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基于这一事实，认为‘它们（指殖民传说）的基本事实不容置疑’。在米特福德之前，没有人质疑过古代模式，所以没有必要去为它辩护。”（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8）
但是，今天，“中东化”的古希腊文明——古代模式——被西方学者颠倒反说成亚非文明被“希腊化”了。
“多数人会感到诧异，自幼时灌输进我们大多数人头脑中的雅利安模式实际上是在19世纪上半期才形成的。这一新模式早期或‘宽泛的’形式否定埃及殖民的真实性，对腓尼基殖民提出质疑。”（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1页）
那幺，从什幺时候开始、被哪位学者颠倒反说了呢？ 这就不得不提缪勒和德罗伊森——这两位都是博克的学生。
“在1820年代，哥廷根教授卡尔·奥特弗利德·缪勒使用新兴的渊源批评的技术手段推翻了古代所有对埃及殖民的指称，并削弱了有关腓尼基人的指称。这些技术手段开始被用作攻击希腊人在埃及学习的传闻。新信仰产生了，认为希腊文化本质上是欧洲的以及哲学和文明发源自希腊，而古代模式已成为新信仰的障碍；甚至印欧语系的概念被广泛接受之前，这一障碍被‘科学地’去除了。”（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25页）
古希腊被亚非殖民和影响的“历史”被缪勒以“科学”的名义给否定了。
被颠倒反说则是接下来出场的这位：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
“博克的另一门生德罗伊森对古希腊史研究也曾作出重大贡献，他研究了希腊历史上当时最受忽视、也是最模糊不清的时期——从马其顿亚历山大东侵到罗马征服东地中海止的希腊史，认为这一时期是希腊古典文化不断与东方文化融合、蜕化、衰弱的时代，因而他用‘希腊化’而不是‘希腊的’这一词汇来称呼它。到今天他的这一基本看法虽被放弃，但正是他第一个在希腊的古典时代与罗马帝国间架起了桥梁。”（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97页）
“1833年，德罗伊森出版《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1836-1843年，他陆续推出3卷的关于亚历山大继业者的历史，将史事叙述到公元前3世纪末。1877-1878年该书第二版时，他将亚历山大及其继业者的着作合并为3卷，以《希腊化史》之名出版。”（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92-93页）
“在1833-1843年间，德国史学家德罗伊森曾出版了三卷本《希腊化史》，开创了希腊化研究这一领域。德罗伊森提出，在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希腊文化和西亚、埃及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希腊化文化的特色，也成为基督教兴起的文化基础。在19世纪直至20世纪前期……学者们进一步发展了德罗伊森的希腊化解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被征服地区的居民和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和谐相处，创造了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的文明。亚历山大大帝被描绘成具有世界大同理想的统治者。这种观点在英国权威的希腊化研究专家塔恩于1948年出版的名着《亚历山大大帝》中达到了顶峰。”（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6页）
“希腊语的‘普通话（koine）取代希腊的诸多方言，为整个世界的居民所使用。”（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7页）
“不难看出，塔恩不仅乐观地解释了以征服者文化为主导的希腊化文化的同一性，而且极力美化作为征服者的亚历山大。”（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8页）
“黎凡特化”、“亚非化”的古希腊文化被德罗伊森篡改、颠倒、反说成亚非地区被“希腊化”，从此，希腊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赢来了其高光时刻，为塑造建构“言必称希腊”的庞大学术体系奠定了基础。
1831年黑格尔还在陈述一直以来希腊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和影响的传统说法，1820年代缪勒就“科学地”去除希腊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和影响的传统说法，1840年前后德罗伊森就颠倒反说埃及和腓尼基地区被“希腊化”了。
西方的这种学术研究与当时欧洲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和统治的时局态势密切相关，完美地诠释了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1915）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哲学命题。
其实，因为西方人开化很晚，他们是最缺乏历史感的民族，历史是history，不是mystory，因此对历史没有敬畏感；他们只有当代感，历史只是其阐述当代情绪、心理、思想、意识形态等“精神”（黑格尔语）的平台，可以恣意建构、重塑、篡变。
结合犍陀罗艺术的研究看，从1833-1843年德罗伊森提出“希腊化”伪史概念，到1872-1873年坎宁安利用该概念来研究犍陀罗艺术了，才短短三十多年，这就给我们揭示一个道理，即：西方所谓的“古代历史”知识其实产生于不久之前的近代，而并不像我们被灌输所说的那幺久远，很多所谓的“古代历史”知识始创、生产于近现代，生产于近现代的隔代学者间。
西方学界质疑“希腊化”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反思和修正这种带着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解释。美国学者贝第安率先质疑了正统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起发表的一系列论着中，贝第安指出了亚历山大专制和残暴的一面，提出他的征服是为了建立专制统治，赢得个人的荣誉。”（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8页）
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期，西方还有权威学者认为古希腊文明是中东文明的子文明。
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天才多幺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64页）
哲学家怀特海说：“希腊文化及希伯来文化是近东的两大分支文化。”（怀特海，《观念的冒险》，周邦宪译，人民出版社，2000，第10、95页）
到20世纪后期，希腊化历史得到全面改写。
“法国学者威尔在《解读希腊化世界的殖民人类学》一文中，剖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殖民主义对希腊化研究的影响，并试图建构在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情形下的希腊化解释体系。”（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8页）
“美国学者格林在其巨着《从亚历山大到亚克兴：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演进》的开头明确说道，‘我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说明，我认为在被征服领土上有意识地、理想化地、和传教式地推广希腊文化、风尚、文学、艺术和宗教的整个说法是个用心险恶的神话，把这说成是亚历山大或者其后继者进行征服的最终目的就更令人难以置信了。这一神话加上时代错乱的基督教福音主义和受普鲁塔克影响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为了（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为实质上大规模的经济与帝国主义剥削——尽管它以浪漫的面目出现而广受欢迎——进行辩护。”（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08页）
“澳大利亚学者博斯华兹先是出版《征服与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对其残忍的征服和统治进行了阐述，而后又在《亚历山大与东方：胜利的悲剧》中，把亚历山大的征服和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及屠杀印第安人想对比，强调了其给东方带来的破坏以及给被征服人民带来的苦难。”（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9页）
“尽管如此，仍有少数学者坚持传统的观点不放，英国学者哈蒙德在晚年撰写的关于亚历山大的着作中，就再次标榜了他的天才，称‘他的眼光超越了马其顿和希腊社会’，他的统治是为了‘建设和平与繁荣’，是‘为人类谋福’。”（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9页）
亚历山大东征到底带去的是文明还是死亡呢？带去的是建设还是破坏呢？带去的是繁荣还是萧条呢？带去的是文化融合还是尖锐对立呢？
“在亚历山大之外，学者们对于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的研究也不断修正传统的文化融合之说。1978年，比利时学者普里欧出版《希腊化世界：从亚历山大之死到罗马征服之时的希腊与东方（公元前323-前146年）》，指出在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和被征服民族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差异，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希腊文化和被征服地区文化也不存在交流与融合，两者同时独立存在，并且形成紧张关系，这在托勒密埃及尤其明显。普里欧的观点无疑得到史料的支持，也为众多学者所接受。”（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10页）
“1993年，谢雯-怀特和阿美莉·库尔特出版《萨马克汗到萨迪斯：塞琉古帝国研究新方法》一书，提出塞琉古王国继承了波斯传统，并借此稳固地统治了曾经属于波斯帝国核心地区的西亚。如此看来，恐怕很难简单地将希腊化文化归结为以希腊文化为主导的文化融合，或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希腊化文化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体系，无疑存在着民族的隔离与文化的对立，同时也存在着文化相互渗透的情形。”（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10-211页）
尽管“希腊化”历史已被质疑和全面改写，但是，中国部分学者如段清波竟然用“希腊化”伪史概念去研究秦兵马俑，得出秦兵马俑雕塑艺术源自古希腊的愚蠢结论，呜呼悲哉！
亚历山大东征只是传说
不仅“希腊化”要质疑，而且关于亚历山大东征的说法本身更需要质疑。实际上，关于亚历山大东征的传说和细节在不同的学者中有不同的版本。
根据马苏第讲述，古希腊发源于马格里布，崛起于埃及，亚历山大继位于埃及的迈盖杜尼叶和安葬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执政9年后杀死大流士，此后又延续了6年。《黄金草原》又提供另一种说法，“许多学者都介绍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其国内巩固权力之后，便开始寻找一处……良好……地方。”（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338-343页）
伊本·穆加法(Ibnal-Muqaffa`，约724 - 759)提到“罗姆的双角王亚历山大在完成对西方诸王的征服后，开始向东方挺进，意图征服波斯等地的东方诸王”。（伊本·穆加法着:《卡里来和笛木乃》，贝鲁特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雅古特（1179 - 1229）提到“亚历山大·本·菲利福斯·罗米，战胜并杀死了很多国王”。（雅古特着:《地名辞典》，贝鲁特萨迪尔书局，1995年版，第1卷第182页）
伊本·泰米叶(Ibn Taymyyah,1263-1328） 提到“亚里士多德曾做过亚历山大·本·菲立普斯·马其顿的大臣”。（伊本·泰米叶着:《教法判例集成》，沙特阿拉伯阿比堪书店，1998年版，第9卷，第181页）
关于亚历山大的地望的几种不同说法，如穆加发“罗姆的亚历山大”，麦斯欧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雅古特“亚历山大·本·菲利福斯·罗米”，泰米叶“亚历山大·本菲立普斯·马其顿”，根据阿拉伯命名的规律看，罗姆、马其顿、罗米应该都是部落名，而不是地名，而根据马苏第的《黄金草原》，这些部落都在埃及。之后由于亚历山大向东扩张，希腊版图从埃及向叙利亚、小亚细亚、伊拉克、伊朗等扩张。甚至阿拉伯文献（伊本·艾西尔）中还讲到亚历山大意欲征服中国，还有在西域与中国皇帝使者对话的记录。可是，按照亚历山大大帝的所属年代，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统一，还没有皇帝，西部是诸侯秦国，再往西就是西域地区。所以，从目前看，关于亚历山大的最早文献是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很明显，关于亚历山大的传说是不可尽信的，至少需要进行疑古，刨根究底，寻找真相：亚历山大是哪里人？年代为何？是否是一个大帝国？版图范围多大？是否到达印度？它能不能算历史？还是只能算传说？其历史素地是什幺？网络上还有说亚历山大是波斯王子，是否如此呢？这些都是需要质疑和研究的！
亚历山大及其东征的真相究竟为何尚且不得而知，而相关的后续希腊化研究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所谓亚历山大东征的“希腊化”是彻头彻尾的伪史，是想象，是编造，是篡改，它诞生于1840年代前后的德罗伊森，此前，只有亚历山大东征传说，没有“希腊化”，所谓的“希腊化”是研究出来的，为的是否定希腊被亚非殖民和影响的“亚非化”。
有些人或许会说，西方的颠覆是有科学依据的，有考古学，有语言学，有新的科技发展，等等。
事实上，考古学、语言学、实证主义、科学主义都不过是遮羞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式的指鹿为马才是真谛。
萨义德指出，“东方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除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别的东西”。（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260页）
“关于东方或东方任何一个部分的经验事实几乎毫不重要；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一直在说的那种东方学的想象视野，这一想象视野绝不仅仅限于专业的学者，而是所有曾经思考过东方的西方人的普遍看法。”（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89页）
推翻“古代模式”，不是基于科学的证据或逻辑，而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帝国主义时期西方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情绪和心态。现在在舆论界和学术界都标榜清算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但并没有清算殖民主义，更没有清算种族主义学术和殖民主义学术。现有的学术体系是西方帝国主义时期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遗留下的，依然统治着学术界，依然侵蚀着每一位学人的心智。
马丁·贝尔纳说：“现代考古学家和这一领域的古代史学家仍然在使用粗糙的实证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建立起来的模式。”（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8）
结语
总而言之，西方伪史都是“研究”出来，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按照马丁·贝尔纳的说法，是“Fabrication”，即制造、捏造、建构；理论上讲，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说法，可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而变化研究，把时代思潮强加给不具有该意义的历史时期。这种情况好比黄宗羲的阐述：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岳麓书社，2008，第6-7页）
只不过，黄宗羲这里以“古者”泛指古代进行托古改制，而西方人以某一具体历史时期概念进行建构，如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古今之争等。
诚如我在《西方伪史的全部逻辑——西方伪史论》所说：“西方文明史是建构/编造史、即伪史，中华文明史是实录史。”
最后，我想说一句的是，本博研究西方伪史的思路是：循着近代西方伪史各种部分和各个概念的研究形成的脉络，搜罗其各种/各家研究情况，追究其形成研究结论的证据和逻辑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本博发现，既要在西方伪史里发现其证据和逻辑的问题，更要跳出西方伪史的框架体系，而绝不能陷入其中。因为，本博发现，西方伪史根本不属于历史范畴，是臆想、想象，纯属故事小说，纯属文学作品，与历史着作不沾边。从整体而言，不止西方伪史，包括整个西方人文社会学科学术，是唯心主义体系，是大胆猜想、选择证据、乃至伪造证据的产物，恐怕与西方宗教传统密不可分，这与中国文化“格物致知”的唯物主义传统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