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5月21日，热河省一个仅有30多户的柴胡栏子村里，哀嚎四起。那一刻，阳光愤怒地穿透了天边的云彩，照耀着地面上鲜红的血迹，老乡们用颤抖的双手，将22具我军将士的遗体一一放好，准备让他们入土为安。
就在这时，一个令人更加伤心的情况出现了，尽管柴胡栏子村的乡亲们，跑遍了周围的十里八村，也只借来了19口棺材。
还差三口，该怎么办呢？
周围的老乡哽咽着说：“他们是英雄，不能就这样光溜溜地走，实在不行……，用柜子吧！”
最终，在柴胡栏子村乡亲们的帮助下，22位英烈们长眠在了这块塞外的土地上，其中包括5名师级以上的干部。
当时的柴胡栏子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何我军会一次性牺牲如此多的高级干部？
一切就要从一个会议说起了。
一、
1947年4月2日，还未完全解放的热河省，迎来了一个盛大的会议。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1个代表团，而冀东军分区代表团位列其中之一，整个会议历时40多天。
会议结束后，冀东代表团一行72人满载着会议的收获，在团长苏林燕的带领下，由林西踏上了返回驻地的道路。
5月15日，代表团抵达了乌丹，受到了当时二十二军分区的热情招待。军分区首长，一看冀东代表团整体上下，只有两三支长枪，当即决定，临时组建一队70多人的骑兵连护送他们。代表团在乌丹休整两天后，继续前行。
5月20日黄昏，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代表团来到了这个一眼就能望穿的柴胡栏子村，眼看着天色已晚，一行人只好决定在村子里宿营。
柴胡栏子村不大，全村上下仅有30多户人家，就算把老乡们的家挤满了，一时间，也难以容下这么多的人。
另外，这个村子也不是绝对的安全，除了西、北、南三面在我军的控制之中，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就是东边的赤峰城，那里有国民党的93军。
休息之前，代表团团长苏林燕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不仅对安全工作进行了认真地部署，还安排人员负责警卫工作。通过了解，从老乡们的口中得知，彩凤营子村周围前几天有敌人出没，因此，代表团决定，将二十二军派来的骑兵连调往那里过夜。
一来，彩凤营子村距离柴胡栏子村不远，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对于骑兵连来说，3.5华里根本算不上什么，撒泡尿的功夫就能赶到，方便支援，二来，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同一个方向的两个隐患，可谓是一举两得，由此不难看出，苏团长是用了心的。
就这样，骑兵连呼啦啦地出发了，前往彩凤营子村安营扎寨。
二、
代表团的人们睡下了，骑兵连的马也拴在了马桩上，它们时不时停下了咀嚼，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果然，离柴胡栏子村不到6里地的一个村子里，敌人黑压压的一片，算起来足有上千人。
乌合之众，用来形容什么人，我们不去研究，但放在这伙人身上，绝对是最合适的。
领头的是热北惯匪白金辉和于秀成，因为他两的人数最多，加起来快顶上半个团了，而剩下的几部分，基本是百十来号人，分别是土匪头子任芳伍带领的一路，以及围场县的警察大队。除此之外，里边还混杂着国民党93军的30多个谍报人员。
猫非但不抓耗子，还和耗子成为了好朋友，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国民党军眼见他们民心尽失，大势已去，不得不玩起了老祖宗的把戏，随便封这伙人一个头衔，就将这些人招安到了麾下，为他们所用。国民党93军那30多个谍报人员，也正是专门为此事而来的。
虽然聚集有上千人，但这伙人深知我军在热西战役的神勇，想要大摇大摆，光天化日的去赤峰，他们还是没有那个胆子的，生怕出门遇到解放军。
5月21日，鸡叫三声过后，这伙人兢兢战战沿着小路，朝着赤峰赶去。
一切都是误打误撞，代表团不知道附近窝藏着上千的敌人，而敌人更不清楚，离他们近在咫尺的柴胡栏子村里，还有我军的一个代表团。
没用多大的功夫，这伙人就来到了柴胡栏子村，原本他们是不打算进村的，可谁料想，一个拾粪老乡的出现，成为了导火索。
先不管老乡是不是要赶回村通风报信，单说这伙人平日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看到他们拔腿就跑，这是人的本能。
跑了，没跑掉，老乡被抓了起来，他们对老乡用了一番的手段后，从老乡的口中探知，柴胡栏子村有我军的一个代表团，其中还包括13位高级干部。
猫和耗子，一听说村里有“大鱼”，别提有多高兴了，在他们看来1000对72，还是有把握的，当下决定从西、南两个方向包抄柴胡栏子村。
说来也巧了，时为代表团副主任的李中权，在那天早早就没有了睡意，索性起身来到村子的西边散步。
走着走着，李中权感觉不对劲儿了，只见村子外边，人头攒动，一大群人猫着腰向村子靠近。
打西边来的，李中权意识到，这可能是友军，前面所说，按照当时的形势，从东边来的，才最有可能是敌人。
为了防止误伤，李中权让哨兵喊话：“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一声枪响过后，我军哨兵被打倒在地。
这时，李中权觉得，可能是自己没有表明身份，导致了对方出现了误判，于是，他藏起来再次向对面喊话：“你们是哪个部分的？不要误会，我们是八路军，是冀东代表团来开会的。”
其实，李中权是故意这么喊的，如果对面真是友军，不会听不明白，尽管在1947年3月24日，八路军延安总部对外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我军使用了“解放军”这个名称。
李中权话音刚落，对面终于鬼嚎了一嗓子：“你们是八路军？那我们是九路军！”
三、
紧接着，敌人的一梭梭子弹从枪口喷出，打向了柴胡栏子村。李中权一边向村子里跑去，一边大叫着：“是敌袭，全体人员，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村子里，团长苏林燕听到枪声后，也意识到不妙，迅速组织了所有人员，准备和敌人鱼死网破。如果说，当时代表团的装备尚可，再凭借着我军优良的作战风格，击退这伙人应该是有可能的。
但问题就在于，代表团此去的目的并不是作战，而是参加会议，因此全团上下基本是轻装简从，除了极少数的长枪，干部们仅仅佩戴了短枪。
相对敌人的重机枪和迫击炮，代表团的装备就成了烧火棍，想要完全撤离，显然不太可能了。
不怕牺牲，不代表就可以随便牺牲，千钧一发之际，有人提出，朝着敌人的一个点猛打，为通讯兵杀出一条血路，通知凤营子村的骑兵连前来增援，也许会有胜算。
于是，代表团第一次派出通讯兵，前往凤营子村寻找骑兵连，得到的结果却是，骑兵连消失了。
看着身边的战友们一个个倒下，苏林燕决定再次派出五人战斗小组，搜寻骑兵连的踪迹，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突围出来的四个战士最终在凤营子村北面的牛头山上，找到了骑兵连。
四人苦苦哀求，一再言明代表团已经身陷敌人的层层包围之中，岌岌可危，希望骑兵连能火速支援。
然而，负责这支骑兵队伍的连长以及指导员却声称：敌情不明，原地待命！
事实上，当敌人向柴胡栏子村发起进攻的时候，骑兵连就听到了枪声，只不过带队主官第一时间选择了躲避，将队伍拉到了山头上远远地观望形势，而所谓的敌情不明，也就成为了贪生怕死的借口。
骑兵连是指望不上了，代表团只得决定分点突围。
伴随着激烈的枪声、爆炸声，嘶喊声，代表团的干部、工作人员、警卫员、乃至马夫全都投入了战斗，他们强压着内心的悲愤，一次又一次地冲向敌人，战斗场面十分惨烈。
相比骑兵连的恶劣行径，驻守在柴村周边的二十军区警备二团骑兵、赤西县支队和热中军分区的骑兵、步兵，听闻枪声后，第一时间迅速反应，大队陆续抵达柴胡栏子村，并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在我军铺天盖地炮弹的攻击下，敌人被打得抱头鼠窜，血肉横飞，除了部分匪首侥幸逃脱，其余大部分被我军歼灭。
经此一战，冀东代表团损失惨重，痛失了22名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时期功勋卓着的将士，其中包括苏林燕、胡里光、王克如、冀光和王平民5名师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团长苏林燕第一个倒在了冲锋的路上，而李中权也连中两枪，其中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肺叶尖，距大动脉仅一毫米。
为了让22位英灵走得体面一点，柴胡栏子村幸存的老乡们四处奔走，翻遍了十里八村，借来了19口棺材和三个柜子。在青山的作伴下，他们长眠于最后战斗过的地方。
四、
一次性牺牲5名师级以上的干部，这在我军的军史上，闻所未闻。
消息传至中央后，毛主席十分震怒，当下发出严令：一定要让敌人血债血偿，同时将负责警卫工作的骑兵连连长和指导员，统统毙了。
最终，经东北局中央分局与军区裁决：该骑兵3团5连的指导员和连长因见死不救，执行枪决！
另外，参与柴胡栏子村行动的相关匪首，也得到了应有的制裁。除了这一人，下落不明。
他便是任芳伍。
正所谓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任芳伍在手沾我军将士的鲜血后，竟然想着隐姓埋名，准备以美好的田园生活，来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
哪料想，在1968年的冬天，该来的还是来了。
齐达榜，这个曾经参与过柴胡栏子村事件的匪徒，在牢中渡过了18个春秋后，再一次重见了天日，回到了家乡河北承德的漫子沟公社。
改造对一些人有用，对那些顽劣成性的人却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齐达榜出狱后，仍然难改往日的旧习，不仅整天想着偷奸耍滑，还经常对着众人骂骂咧咧，生产队长干脆就让他远离大家的视线，给了他一个赶大车的事儿做。
进出有车，这就很方便了，齐达榜趁着给大队拉货的同时，溜达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直到有一天，在南北营大队，齐达榜看到了一个人，他反复打量着那个人，总觉得似曾相识。
为了进一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齐达榜两次私自外出前往北营大队，果然，经过再三辨识，他确定那人就是自己多年不见的老大哥—任芳伍。
自打任芳伍销声匿迹后，他的案子就一直挂着，办案人员苦苦侦破无果，因此，齐达榜一系列反常的举动，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齐达榜狡猾，却招架不住大队治保主任的审问。原因很简单，这位主任可是一个老兵，在战场上，齐达榜见识过我军战士的厉害。而此时老兵眼神中的正气，犹如一面照妖镜，齐达榜很快就显出了原形，交代了看到任芳伍的事实。
1969年9月24日，在齐达榜的指认下，正在田间劳作，71岁的任芳伍被逮捕归案，1970年3月23日，任芳伍在人民正义的声讨中，被执行枪决。
最后，借用陈老总的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到时机一到，通通都要报销！?